《中华读书报》:全球化时代如何讲出独特的中国故事
——以雪漠“故乡三部曲”为例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接触作家雪漠的作品,是因为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举办雪漠“故乡三部曲”研讨会,讨论《野狐岭》《一个人的西部》《深夜的蚕豆声》。就只读过的这三部作品而言,我觉得雪漠这个作家的独特性,在于他特别丰富的中国经验,而且是各种地方性区域性的文化经验。今天中国社会和知识界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这种主体性的讨论,需要寻找种种突破的路径。雪漠作为中国本土“内生性”的作家,是从中国“里面”自下而上地长出来的,他的文化素养、艺术想象力的资源,包括宗教性层面的内容,是我很不熟悉但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我认为,恰恰是这些东西,是雪漠所讲述的中国西部故事中非常值得重视的内容。
当下无论是文学还是影视或其他叙事媒介,一个重要主题是讲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故事。但有意思的是,在文学层面,关于中国的讲述会特别强调地域性的差异,比如东北、西南或上海、北京等等。有意思的是,雪漠不被称为“甘肃作家”而是“西部作家”,其实“西部”包含许多内在的差异,比如新疆的、西藏的、青海的等等。雪漠这里的“西部”,是因为他的理解更偏于历史和文化的层面,着力呈现地域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性,尤其是这些文化的内部逻辑和本地资源。这是当下中国叙事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想起张承志,雪漠和张承志的西北叙事有很多相关性,但切入角度和写作内容有很大差别。
当下关于中国讲述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所谓传统文化热、古典文化热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内生性逻辑的展示。雪漠作品对神秘文化,比如说气功、相术、武术、风水等,有颇为深入的挖掘,这些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其实都是启蒙现代性视野内的文学。雪漠作品中涉及的那些神秘文化,在一般的理性表述中,或许可能称为是“迷信”,但正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因此仅仅在一种启蒙理性的视野中讨论问题已经不够了。雪漠作品对那些神秘文化的表述,某种意义上也是古典中国(及其活在当下中国的民间形态)的某种内在视野。其实不止是雪漠,比如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徐皓峰电影与小说中对武术、医学、佛道等传统文化的呈现方式,也涉及相关的问题。古典中国的各种知识和文化,在当下以种种方式得到了重构,这种重构不再限于一种猎奇式的展示,而要求从更内在的视野“对等”地反观当代社会与当代生活。如何看待这种知识、文化的内在视野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也是当下中国文化主体性塑造的关节点之一。
雪漠作品书写的西部,与当下关于中国讲述的第三个相关性,涉及到中国“大一统”问题。我们谈中国的时候总是讲汉族以及汉族正统的儒家文化,但雪漠的“西部”其实涉及到民族文化的交融问题,比如《野狐岭》里面的汉驼和蒙驼,也比如他作品呈现的西部景观和文化叙事,其实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正统汉民族内部的文化问题,而具有民族文化的混杂性,或者说多元一体性。如何立足这种“西部”视角返观或透视中国想象,也是很值得关注的问题。雪漠作品呈现的内容,跟当前文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都有关联性,所以我是抱着很大的兴趣来阅读的。
雪漠的文学创作是想要把三个叙事层次统一起来。一个层次是现实主义的层次,西部乡村或西部社会的现实生存,一种贫瘠和匮乏的生存状态;第二个层次是所谓文化主义的层面,主要是地域文化,特别涉及到刚才提到的那些神秘文化。比如《一个人的西部》,雪漠讲他个人精神的成长经历,他受到哪些文化精神的熏染,以及他如何理解和表现这些文化的内涵,这对于一个作家的养成而言,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第三个层次是所谓的精神超越,也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层次。雪漠在小说里讲的是很具体的故事,很具体的文化叙事,但是他最关注的是精神层面的超越性内容,所谓“灵性”的层面,可以说构成了他创作的基本底色。雪漠在处理人的普遍的灵魂或精神这个层面的诉求,和特殊的地域文化——比如凉州文化,还有西部农村的现实生存状态,这些具体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有着自己的一些考量。或许,文学和文化对雪漠而言,是赋予了精神和灵魂一种外在的形式。总之,雪漠的作品与当前文化界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关联紧密,因此讨论雪漠和他的写作,还是很有意义的。
转载:《中华读书报》(2016年08月10日19 版)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6-08/10/nw.D110000zhdsb_20160810_1-19.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