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野狐岭》中的命运书写

论《野狐岭》中的命运书写

李楠

摘要：雪漠作为一位重要的西部小说作家，从“大漠三部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浓厚的生活气息，在“灵魂三部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炽热的生命与灵魂的跃动。在《野狐岭》中，雪漠依旧秉持着一颗真诚与热切的心，通过对大漠、对骆驼和骆驼客的深入了解，以招魂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独特的西部图景和深刻的灵魂追问。本文将从生命之路的寻觅、反抗与选择、信仰与自我救赎三个部分进行论述，探索“野狐岭”中关于灵魂、关于信仰、关于命运的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故事。

前言

“两百年前，有两只驼队，在野狐岭失踪了。”[1]（P1）两只西部最有名的驼队，心怀改天换日的壮志，漫步于千里驼道，最后却如迷雾般烟消云散。小说起始就被一股神秘的气息笼罩着，一面是最强壮的驼，一面是久经沙场的骆驼客，还有一群神枪手保镖，如此庞大的队伍何以会消失呢？这个疑问久久萦绕在“我”的心中，为了探寻野狐岭发生的神秘故事，解开历史的谜团，也为了见到未知的自己，“我”开启了野狐岭之旅。在“我”的二十七次采访中，全部是由阴魂第一人称讲述，无形间增添了讲述过程的真实感，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面对身陷囹圄的木鱼妹、黄煞神与褐狮子激烈的打斗以及祁禄、蔡武对陆富基惨绝人寰的迫害，读者也不禁为当事人担惊受怕。他们表现的是对灵魂的寻觅，在反抗命运中又不断接纳命运，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生命过程。

一、生命之路的寻觅

寻觅作为一种人生姿态，就是生命的存在形式。每个人来到人世间，都会有点什么念想，而这也正是促使他们踏上寻觅之路的症结所在。亦如加入“野狐岭”这段征途的人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念想。

（一）现世的追寻

作为采访者的“我”，野狐岭的神秘故事贯穿了他的整个童年幻想，由此便向他的上师苦学时轮历法，终于修成宿命通，从儿时的好奇尚异、拨开历史迷雾到渴求寻找自己的前世、见到未知的自己，满载着这样的疑问，因为担心阳气太盛影响招魂的效果，“我”只带了白、黄两峰骆驼和一只狗便进入了野狐岭。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不仅要抵抗夜晚的极寒天气，还要与沙漠中的猛兽巧妙周旋，眼看着带来的水所剩无几，又找不到新的水源，黄驼的抵触情绪也日益加深，自己深陷进退两难的生存困境中该做何选择呢？仔细阅读就会发现，“我”对此次采访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面对恶狼的尾随、水源枯竭，仍旧在坚持采访。受访者们带来的水可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但是之后从木鱼爸口中得知，阴间之水会导致“我”永远走不出去，可是“我”却说：我可以不喝那水，但是不能不见他们。[1]（P381）由此可见，“我”的态度之坚决，目标之明确，作为在沙漠中孤独的存在，经历各种焦虑和苦难，能够看到真实的历史世界成为彼时最大的心愿。

在追寻自我方面，“我”把野狐岭当做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通过连续的采访“我”逐渐了解野狐岭一行人的性格和经历，从未显露过真容的杀手满怀着恨铁不成钢的意气，他那傲慢的语气令“我”反感；而齐飞卿和和沙眉虎的英姿飒爽可以给“我”带来莫名奇妙的兴奋，然而他们的崇尚暴力却是“我”嗤之以鼻的，就在这样矛盾的自我寻找中，“我”也慢慢意识到生命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一切都是无常，所以生命更应该着眼于未来，去把握那些握在手中的力量。当然“我”也发现了那些令我讨厌的特质，例如祁禄和蔡武背叛汉驼队，残忍迫害陆富基的丑恶做派让人鄙夷不已。在最后一会采访结束时中，“我”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愿：自己的前世可以是除了豁子、祁禄、蔡武中的任何一个，“我”可以容忍自己是动物，但绝不可以接受在前世里做过小人。[1]（P413）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寻找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自我的过程，在这段旅程中，不断的灵魂叩问拍打着“我”的心，也让自己更加趋近那个真实的灵魂，正如作者雪漠所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像照亮我的生命那样，也照亮你的灵魂和命运。”[2]（P5）

当然，一路兼程的“我”除了收获了圆满的采访，也领略了大漠真情，一是同行的狗为了帮“我”找到起火的褡裢而冻死在沙漠，二是木鱼爸的深切关怀也为大漠孤行的“我”带来阵阵暖意。

（二）灵魂的求索

野狐岭中的魂灵们是孤独的，太多的尘世牵绊让他们寄居在野狐岭这个精神家园，“我”的到来，将他们尘封的记忆再次唤醒，追忆起那随风而逝的往日时光，好像被重新赋予了生命，因此他们欢迎“我”这么一个倾听者，甚至热情地为“我”拿来阴间之水，想留下“我”，希望“我”能留下来陪他们度过那漫长的夜晚。

进入野狐岭的每个人甚至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目标，贯穿其中的主干便是两只驼队运送金银茶叶到遥远的罗刹换取军火，完成驼队的总任务。作者采用直观的笔触，刻画出了在生命的追寻道路上各种各样的面目形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的睿智与人道的关怀。马在波作为驼队中的重要人物，从他最开始的讲述中，便可以得知他是一个热爱禅修诵经的富家少爷，他踏上野狐岭之行并不是去罗刹换回武器，而是因为他预感到驼队这次的出行会遇到难以躲避的灾祸，那凉州传说中的木鱼令可以化解所有的冤结，改变所有的结局，根据凉州歌谣“胡家磨坊下取钥匙”所提示的内容，马在波就是要寻找胡家磨坊，找到木鱼令，从而改变整个驼队的命运。很显然马在波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救世者的身份，而他为什么会知道此次行程必遭凶险呢？这就不得不说到他的宗教身份，从开始的诵经打坐到后来的整理木鱼歌，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不被功利所沾染，不为凡尘所牵绊，是一位真正参透生死，领悟生命真谛的智者形象。

他不但注重自我的修行，也乐于渡人摆脱苦难，驼把式张大嘴就是受到马在波的点化，被那诵经的优美旋律所感染，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苦命人，从此便从悲观厌世的张无乐变成了逍遥自在的张要乐。也正是因为马在波执著的寻找，领会了那木鱼令的真正意义，守住了灵魂之路的寻觅，最后终于走上了自我拯救的生存之路。

二、抗争与选择

人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一般会做出两种选择：反抗和接纳，你是和周围的一切作斗争，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碌碌无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就决定了你拥有怎样的人生。野狐岭的人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此刻回望那段遥远的岁月，他们似乎在抱怨与抗争中找到了两者的平衡点。

（一）在困境中挣扎

作者在同一个环境下为我们展示了人生百态，面对命运的安排，一切似乎早已注定，小说中借马在波之口这样说道：“野狐岭中的人们就像是那磨盘上扭腰的蚂蚁，不论你扭得多用力，也改变不了磨盘的转动。”[1]（P384）

小说伊始，便是一个“革命”的故事，哥老会密谋策划继而威胁驴二爷和马在波，最终踏上了野狐岭之行，哥老会成员壮志凌云，却不知从起场那一刻起，他们已经走向了命运为他们铺就的末日之路。飞卿与众多哥老会成员不满清廷的统治，谋划鸡毛令事件，这是他的挣扎，可是那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的意义在哪里呢？凉州贤孝《鞭杆记》给出了答案：干着好了好处由大家，干出害神了我们就担承下。[1]（P206）在刘胡子马队的的激烈打压下，兵败如山倒，飞卿、陆富基等人只能趁机出逃，而“这次的暴动也只是无数次看似笑话的暴动中的一次”。[1]（P206）由此可见作者对革命的反思颇有鲁迅的遗风，鲁迅曾这样论述过中国革命者与启蒙者的关系：“《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5]（P9）这里鲁迅先生便对革命党人严重脱离社会大众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小说中还借木鱼妹之口道出了所谓的历史真相：“历史是什么，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一种属于他们的说法，真实情况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说法。” [1] （P193）那么飞卿等人流血甚至丢掉性命的革命斗争到底意义何在呢？或许那一切只是心的倒影，或许我们追求的自由并无什么显而易见的意义可言，正像鲁迅所认为的那样:“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有污秽和血。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 8]（P1006）然而飞卿性格里本就有悲观的因子在，这也便是导致他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不论革命前景怎样，不自行放弃，不失去那战斗的意志和拼搏的能力，便是那“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生动写照。

（二）在矛盾中选择

雪漠在《一个人的的西部》中说，“一个人的价值就是他的行为”，[2]（P306）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承担者。米兰•昆德拉也说过：“在这一重复性的世界中，人人相似；通过行动，人与他人区分开来，成为个体。”[3]（P30）每个人在一生中要做出无数的选择，而当我们身处岔路口的时候，因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也便有了不同的命运之旅。

在第十一会中作者借杀手之口，介绍了马在波和齐飞卿两人因选择不同而各行其是的故事，两位都是有着独立、淡定、从容等优秀特质的人，且两个人都有修行的习惯，并在修行的过程中看破了红尘。可以说他们二人是从同一起点出发，但最终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马在波看破世俗之后，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一心想着出家，不想去做哪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在被驴二爷拒绝后，也没有浑浑噩噩，而是依旧想着做点自己该做的事，他将寻找视为自己的宿命，所以在进入野狐岭之后，便一直寻找那能化解一切冤仇的木鱼令，试图改变厄运。那为什么马在波能够如此与众不同呢？从他喜打坐诵经可以看出马在波深受佛教影响，而佛教就是提倡造命，引渡众生脱离苦海的，所以那难以言说的末日情绪在他眼里，不是杀手眼中的磨盘，也不是大烟客眼中的木鱼，而是一只船，一只救度人心的船，而所有爱听经的人都将得到救度。而飞卿则截然相反，在看破红尘之后，还想做事，想去改变那命定的东西。同样作为哥老会成员之一的大烟客对于革命也有着自己的的看法，他这么说道：“把造反呀叛乱呀换成了‘革命’，但我知道，无论啥都一样，都是想从别人那里抢财富，都是相当老爷，但你们当上老爷后，只会比以前的老爷更坏。”[1]（P329）在他看来，人活一辈子总要做些什么，但也只是做而已，是职业道德的驱使。飞卿的选择也可以说是性格使然，就像在马在波和豁子看来，飞卿太出色太优秀太富有，但又不免太偏激，所以他的死是必然的一种结局。

木鱼妹作为驼队中唯一的女性形象，可谓是一个矛盾着的复杂体，命运之棒对她似乎太过于残忍，作为一个柔弱的南方姑娘，却承受了太多难言的苦难，一面为了复仇历经千辛万苦从岭南赶到凉州，阴差阳错地卷入哥老会的暴动，另一面又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仇人驴二爷的儿子，一直在仇恨和爱情之间痛苦地摇摆，但幸运的是经过十多年木鱼歌的熏染，她没有被仇恨遮蔽善良的心智，与马在波共同战胜疯驼，最终在爱人的支撑下走出野狐岭，那爱的力量不仅消解了仇恨，而且走向了灵魂的救赎与超越。

三、信仰与命运

在《野狐岭》中我们会发现，由于不同的心灵和文化，会导致不同的命运。正像雪漠在《雪漠造命歌》中写道：“福祸原无门，世人唯自招。心变命亦变，吉凶由心造。心善无厄运，福祸自了了。恶贯满盈者，菩萨也难保。”[2]（P172）

（一）孤独的信仰之路

为什么现代人普遍没有属于自己的信仰？雪漠在一个访谈中这样回答：“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亡，明天也不一定像你想象的那样，肯定会来临。”对于自己的信仰和文化，雪漠曾这样说道：“真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它仅仅是对某种精神的敬畏和向往，信仰甚至不是谋求福报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4]（P497）

真正坚定的信仰者，即使陷入了生存的困境，也还会有一种希望在，因为他们相信真理，即使道路充满艰难险阻，但还是愿意一直走下去。大烟客就是一位真正的信仰者，在末日的沙尘暴吹起的时候，即使是走过很多次的驼道，可那狂风和移动的沙墙也是他第一次遇到，在劳累与绝望一起袭来时，他没有怀疑那古老的歌谣，没有追问到了胡家磨坊又能怎样，他只是无条件地坚信着：“老先人既然说胡家磨坊有钥匙，那就定然有钥匙。”[1]（P377）即使到最后大烟客也没有进入到胡家磨坊，但是在那坚持不懈的寻找中，才走出了末日的沙暴。但是在信仰之路上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那些没有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向往的人，便被那恐怖的假象所欺骗，就像那在流动的沙墙中倒下的驼户们，他们把持不住自己的心，放弃了努力，只能被流沙掩埋，永远的迷失在野狐岭中。的确，“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中倒在街头，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3]（P40）这就是一种叫作“眩晕”的东西，它会给那些不够坚定地灵魂施压，让他们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所以有信仰很重要，而懂得在孤独中默默地坚守则更为珍贵。

（二）无奈的自我救赎

“人从巧计常安排，天自从容做主张。” [1]（P329）野狐岭中的人们一路辛苦跋涉，他们头顶的上方的命运磨盘从未停止转动，难以言说的末日情绪也从未消散，叩问命运之后，一切仍旧是茫然。小说中巧借人物之口，发出了一次又一次无奈而又茫然的质问。驼户生来就有着穿重鞋的宿命；杀手打破自己种种美好的设想后也只能感叹，命运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堂堂“左相大爷”胡旮旯也不禁感叹人生无常；作为“沙漠之舟”的骆驼也只能驼了东西行走，走就是它的宿命；汉驼队长齐飞卿后来加入同盟会也没能摆脱砍头的结局；即使是可以化解仇杀的木鱼令也没能终止汉驼和蒙驼之间的纠纷。难道面对苦难的命运和变幻莫测的人生，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马在波给出的回答是：“一个人的心念会改变一切，你有哪种情绪，便会招来哪种结果，许多人就是用一种良好的心态改变了命运。” [1]（P108）又或者是:“人活的意思，就是活那个过程。亦如很多时候，道理解决不了问题。” [1]（P399）史铁生也给出了他的答案：“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目的的虚无你才能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6]（P21）也正是因为这种茫然之中不懈的寻找和坚持，才使那种看似无奈的自我救赎产生出一种对待苦难命运的乐观心态，命运也终于向他们递出了上帝之手。

我们也许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而生命中那些无法改变的局面，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缺憾，如果一切已成定局，那么我们能做的便是坦然地接受，这样或许可以消解一些悲伤和无奈，让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

四、结语

小说结尾处马在波和木鱼妹在走出野狐岭之后，又重新返回潜心修行，躲过了世俗的风风雨雨，他们找到了超越命运的自我救赎之路，实现了灵魂的升华。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当你我身处野狐岭这场考验中时，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应对这场挑战，我们会作何选择？又会有怎样的人生轨迹呢？希望我们都能做勇敢的追梦者，经过时光的历练从而拥有一个鲜活的灵魂。

雪漠在创作自述中谈到：“灵魂三部曲”是写给有灵魂追求的人的，他们定格在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同时其又是非常广博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灵魂的痛楚，每个人都有灵魂的追问，每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寻觅之旅。”[2]（P358）也正以为如此，雪漠的作品一直被誉为是“灵魂深处的真诚流淌”，滚烫的语言文字炙烤着一个又一个迷失的心灵，并希望照亮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完成各自的人生。对于西部文化的养育和熏陶，雪漠也谈到：“西部的生活虽然贫瘠，但给予我的，也够我这辈子用了。”[2]（P127）由此可见，雪漠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真正担负起了“开发大西北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堆积，传达大国的雄风壮美，为大西北造影立传”的重任。[7]（P6-7）

参考文献：

[1]雪漠：《野狐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2]雪漠：《一个人的西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4]雪漠：《白虎关》，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5]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6]史铁生：《灵魂的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7]萧云儒：《中国西部文学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8]鲁迅：《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中），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

[9]钟怡雯：《论“西部文学”命名的文学史意义》，《当代文坛》，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