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的《白虎关》：悲怆与绝望的女性生命史诗

《白虎关》 雪漠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

雪漠的《白虎关》：悲怆与绝望的女性生命史诗

文\孙旭（博士研究生）

摘要：雪漠的《白虎关》塑造了一大批生动鲜活的西部农村妇女形象，通过她们无助的忍耐,无望的寻找生活出口，固执的坚持作为妻子和母亲而忽略作为女人的故事，为读者描写了一部西部农村女性的生命史诗。突出表现了西部农村女性在面对生活的磨折时所体现出的忍耐、精神上对自我的寻找以及对生活的体悟和思考。但是，作者饱含的悲悯情绪和人文关怀也让他笔下的小说人物在思想上超出了她们的文化身份，无形中拔高了她们的思想认识，赋予了太多超出她们文化背景的体悟和哲思。

读雪漠的《白虎关》，就是在读西部农村女人们的生命史诗。小说中那些唱着“花儿”却最终像花儿一样枯萎或者夭折的女人，雪漠用他的笔为她们建造了一座肃穆庄严的纪念碑。《白虎关》中命运多舛的女人可以成为女性主义者批判父权主义文化的理想对象，但是如果仅仅从女性主义的视角为她们打抱不平，却是忽略了《白虎关》这部作品更深层的意义。雪漠的《白虎关》追求的不是对凉州女人苦难生活的逼真描述，并借此高扬她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进而宣扬一种关于女人如何生存的伦理或者主义。相反，雪漠突出的是她们在备受生活磨折时体现出的忍耐和精神上的自我寻找。在《白虎关》的文本语境中，女人们的忍耐是迫不得已的，又是主动选择的；而她们精神上的自我寻找过程，既有符合她们人生遭际和文化身份的部分，也有作者主观拔高和过度赋予她们的哲思部分。然而，最终她们的忍耐和寻找并没有换来她们希望的结局，在雪漠的笔下，她们的故事成为悲怆和绝望的西部农村女人的生命史诗。

一

伍尔夫曾说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子，这个房子既是一种形而下的客观实在，可以供女人安放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形而上的主观存在，可以让女人安置自己的灵魂。而《白虎关》中的女人恰恰缺少这样一间自己的房子。

婚前她们是爹妈的女儿，看似像花儿一样鲜艳，但却是寄居在别人的花室里。到了适当的年纪，她们就成了父母手中待售的货物，要么以物易物，要么以钱易物。前者的代表是莹儿和兰兰，两个像花儿一样鲜活的生命，为了给各自的哥哥换一房媳妇而与一个陌生的男人结婚。她们虽然不甘心，但是成长的背景和所受的教育告诉她们这是尽孝的一种方式，父母将自己养大，就应该获得一定的好处。后者的代表是菊儿，猛子上门提亲，菊儿的父母明言彩礼要过得去，菊儿是他们养老的指望。菊儿虽然讨厌父母谈彩礼的架式就像在骡马市上谈论牲口一样，但她又觉得一分钱都不要进了对方的门不被当回事，“不要钱的心不疼”，而且，“他们养个人不容易呢，该要个金山才是。”[1] 以莹儿、兰兰以及菊儿为代表的《白虎关》中的女人，在精神上总是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她们一方面本能的对自由充满了渴望，一方面又深受浸润于其中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她们没有勇气只是为自己而活，最终的结果是选择一种折中的状态，先成全伦理观念上对父母该有的孝顺，然后带着对自由的向往（盼头）进入一段新的生活。

可是婚姻从来都是一个牢笼，即使是充分享有自由的男女都承认在婚姻这个笼子中，出来的想进去，进去的想出来。而对莹儿和兰兰这样被传统的孝伦理观念捉进笼子的农村妇女来说，这个笼子就只有进去的门而没有出来的道。但她们仍旧选择了忍耐，将生活的盼头推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成为母亲，生养一个孩子。因此，无论是莹儿还是兰兰，都忍得了她们的丈夫或者是性无能，或者是嗜赌成性更兼残酷的家庭暴力。在忍耐中，她们也慢慢变了，不再是一听到难堪的话就脸红的姑娘，莹儿可以在自己的小叔灵官面前说一些带有引诱色彩的话，兰兰成了一个可以与婆婆对骂、与丈夫对打的农村泼妇。莹儿的精神寄托转移到灵官身上，认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爱情。这时的莹儿有一股女人的蛮性和狠心，她对丈夫憨头的愧疚之心完全被与灵官之间的肉体之欢所掩盖。而兰兰的精神寄托完全在女儿引弟身上，认为孩子就是自己的盼头。她们都忍耐着生活强加给她们的不如意，但是她们都紧紧抓住穿透生活乌云的那一线光，而忽视了其他挡在她们前面的人或者事。

在描写莹儿和兰兰这些女人的选择和生活态度时，雪漠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没有试图跳出她们的思维格局力图为她们塑造一个觉醒者的光环，让她们一步从一个农妇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在雪漠的笔下，莹儿和兰兰的忍耐是一种本能，并不是清醒状态下的完全利他或者绝对利己，她们是被裹挟在一种生活和文化里，不由自主的做出选择。而这恰恰是她们的悲剧所在，从本质上说她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没有勇气做出本能上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她们依仗的精神上的安慰也是她们之前千千万万个凉州女人曾经选择过的——情人或者孩子。

以小说中另一个人物花球的媳妇为例。她跟踪丈夫看到他与兰兰约会，这个可怜的女人对此事的解决办法简单而无奈，先是约兰兰出来动之以情，告诉对方，“你知道，当初，是他强奸的我，怀了娃儿，没法了，才跟他的。人丢尽了，再也丢不起了。活着，是为了娃儿。”再是逼对方发毒誓再不勾引自己的丈夫。最后是无奈的恐吓，“其实，赌不赌也没啥。我再见你们好了，就吊死在你们的庄门上。”[1]33-34 后来，她果然也如此做了，先脱了裤子在兰兰家的庄门上洒了一泡尿以示羞辱，然后就上吊。虽然最终是活了下来，但从此就只能歪着个脖子恶狠狠的盯着自己的情敌。

花球媳妇的自戕不是出于对丈夫的爱或者是维护自己的尊严。这个女人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所抗争的仅仅只是让一个家庭在面子上继续维持下去，是“为了娃儿”不得不做的无奈之举。为了孩子她可以忍受一个强奸犯的丈夫，她有勇气用死去维护一个名存实亡的家庭，但她没有勇气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她的思想被禁锢，像她周围的沙漠一样干涸。她既愚昧又无知，正因为如此，她的忍耐才更具悲剧意义。

雪漠对这些女人们悲怆的生命充满了同情，但同情并没有让他笔锋一转拔高她们或者美化她们，将她们塑造成仙女或者圣女。无论是莹儿、兰兰还是愚昧的花球媳妇，她们对生活的选择或者忍耐并不是出自对生活清醒的认识，她们在被迫与主动选择之间游离，这才是她们真正的悲剧意义所在。

二

当然，《白虎关》中的女人并不是一直都处在一种混沌的忍耐之中。在经历了忍耐的无助和无望之后，她们也试图为生活寻找别的出口和意义。月儿走出沙漠到城市里去寻找新的生活，兰兰在女儿去世后希望从宗教中寻找精神上的寄托，莹儿在与灵官的爱情中寻找救赎。可是，她们主观上的努力最终能成功吗？

月儿与莹儿、兰兰不一样，她美丽、心高气傲，不像莹儿她们那样愿意拿自己的身体为哥哥去换亲。月儿很有自己的想法，看待任何人或者事情都很实际，她跟着莹儿学“花儿”，但不是像莹儿那样寄托对灵官的思念，她学“花儿”是要去兰州的“花儿”茶座里面挣钱。她厌恶像村里的女人们那样灰头土脸的过一辈子，她要走出去，要过城里人的生活。

在《白虎关》中，雪漠的笔触很少伸出腾格里这片沙漠，因此读者也无法知晓在外面世界月儿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城市文明洗礼。雪漠略去了这段描写，当月儿再次出现在《白虎关》中时，她已经是带着梅毒大疮身子的“破烂货”。小说中只用一句话交代月儿在外的生活，她跟了一个有钱人，结果招惹了这身病。最后瞒着病情的月儿以欺骗的方式和猛子结了婚，但是纸包不住火，全村人还是知道了她的病情，一村子人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在生命即将逝去的日子里，猛子是她爱的稻草，她将自己最真挚的爱献给了这个男人，但是心中又为自己不再是一个纯真的女人而痛苦不已。

《白虎关》中很少描写纯真的两性之爱，小说一开始猛子和月儿本来不是善男信女，猛子到处去偷情，甚至骚扰自己的嫂子莹儿，月儿也不是什么纯洁娴雅的少女。而在小说的结尾，雪漠却成全了两人在整部小说中最纯真感人的爱情。在月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即将自杀离开人世之际，她在沙地里等猛子归来的身影，两人在沙地里发誓要做三辈子夫妻的场景，让即便是铁石心肠的人喉头也不由得一紧。

而兰兰精神上的寻找最终结局也让读者垂怜。这个可怜的女人换亲成为莹儿的哥哥白福的妻子，夫妻之间没有感情不说，身体上还要遭受丈夫的蹂躏和虐待。在去盐场深陷沙坑感觉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晚上，她向小姑莹儿哭诉自己的遭遇，“我最怕的，是那牛鞭。你知道，老牛挨那么一下，都得塌腰哩。人家一抡，就是半个时辰。半个时辰是多少？是一个小时，是六十分钟，是三千六百秒。那一场下来，身子就叫鞭子织成血席子了。然后呢，他又抓了碾面的盐，往伤口上撒，他说是怕感染——感染了，家里又得出钱。那疼呀，比挨鞭子还盛百倍哩。记得，我梦里都躲不过鞭子，老是从梦里吓醒。”[1]314这一席话，让做妹妹的莹儿也对自己亲哥哥做出的事情咬牙切齿，这本来是古代官家用在犯人身上的酷刑，怎么能被一个丈夫用在自己的妻子身上呢？

女儿死后，兰兰逃回娘家执意要与白福离婚，这时她原先的情人花球找上了她。失去女儿的兰兰原本以为在旧情人那里可以找到安慰，她觉得自己有好多话想跟花球说，她回忆起当年与花球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可是兰兰发现花球想要的只是她的身体，而不是与她进行精神上交流。

没有了女儿，也没有了情人，兰兰对生活的盼头全部转移到对“金刚亥母”的崇拜上，她希望借助宗教的力量获得心灵上的平静，在这个世界上继续走下去。可是宗教也不再是一方净土，女信徒之间互相妒忌、诋毁，花球尾随到修行的场所试图占有她的身体。当她最终抛除所有杂念立志修行时，尘世的生活还是不留给她任何喘息的机会，父母劝她回去尽孝，丈夫劝她回去做一个妻子。她在里面修行，外面关于她和花球的绯闻已经传的满天飞，花球的媳妇已经一头吊在她家的庄门上。兰兰原本想借助宗教远离尘世的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她不得不回到尘世里来，继续忍受终将她拖垮的生活。

比起前面两个人，莹儿的自我救赎之路更为艰辛。她爱灵官，灵官是她的希望之火，是她的“盼头”。可是灵官离开她去了城市，她只能借花儿寄托对灵官的思念：“白纸上写一个黑字来，黄表上拓着个印来，有钱了带一个笑脸来，没钱了挂一匹布来，有心了看一回尕妹来，没心了辞一回路来，活着了捎一封书信来，死了者托一个梦来……”[1]142-143如此情意绵绵的“花儿”，是莹儿唱给灵官的情书，深切体现了一个困境中的女人对爱的渴望。灵官的爱对莹儿而言是对她的救赎，有了灵官的爱她就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

可是失去丈夫的莹儿不能自行选择以后的人生道路，更不可能跟自己的小叔灵官结合。在夫家与娘家的战争中，她再次感觉到了自己只是一个物件的本质。夫家要的是她生的孩子，娘家要的是她能再换一次钱。莹儿成了再次出售的货物，盐场的经历让她认识到男人对她的追求都是基于身体的需要，回家时她目睹了母亲的龌龊行径，认识到母亲为了成全一门亲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和女儿的身体。这个坚强、忍耐的女人被丑恶的现实击败了。她心里的那个灵官可能已经忘了她，即使没忘，他们的结合也有悖伦理，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最终这个如诉如泣唱着花儿的女人结束了她花儿般的生命。

《白虎关》塑造了莹儿、兰兰和月儿这三个如花般美丽的女人，她们的生命充满了绝望的情绪，她们忍耐，忍耐不成去寻找生活的另外一个出口，可是外面的城市生活、精神上的宗教寄托，爱情上的追求都不能让她们逃出生天。雪漠为这三位女人安排了如此一个绝望的生命历程和悲剧结局，体现了他本人对西部农村女性生活现状和未来的悲剧性认识。

三

雪漠说，凉州没有“好女人”，自己的身边没有“好女人”，所以他的作品中才出现了那么多“好女人”。什么样的女人才是“好女人”？雪漠认为，那些懂得保持一颗浪漫之心，有自己追求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好女人”。

按照雪漠的观点，《白虎关》中的莹儿、兰兰、月儿等都是“好女人”。莹儿是母亲，但是做母亲的职责并没有让她丧失作为一个女人爱上另外一个男人的能力。兰兰试图从宗教中寻找心灵的解脱。月儿虽然误入歧途，最终导致她身败名裂、自杀身亡，但是她有走出去寻找另外一种生活的勇气。所以雪漠曾说，他的“大漠三部曲”刻画了两种女性，一种代表了凉州女人的美，如莹儿、兰兰和月儿；一种代表了被生活剪碎了女人心的女人，如莹儿妈、兰兰妈等等。

雪漠对“好女人”的定义，实际上谈论的是女人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份的问题。女人有多种身份，人妻、人母、情人。而《白虎关》中的大多数女人，是很好的母亲、妻子，但却不是很好的情人。 如果说莹儿、兰兰和月儿还对生活的不如意有一种迫不得已的忍耐和寻求摆脱的向往，那么对于莹儿妈和兰兰妈等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生活对她们来说已经无所谓“忍耐”或者“追求”可言，她们对生活的不如意已经处于一种木然的状态。以兰兰妈为例，这个饶舌的女人尽管已经多年媳妇熬成婆，但还是时不时会吃丈夫一顿老拳，但是她已经不再像女儿兰兰那样有所反抗。她最大的反抗是蒙头睡在炕上给丈夫示示威，家里没有急事倒罢，一有急事不等别人叫她就会一骨碌起身该干嘛干嘛。她操心的是没娶亲的儿子如何找一个媳妇，娶进门的媳妇何时生一个孙子。她在意的是丈夫、儿子进门了能吃上一口热饭，关心的是七家长、八家短的闲话。为了保证儿子的健康，她可以不睡觉听小两口的动静，丝毫不顾忌这样有失作为一个母亲的尊严。她为了退一门亲不介意中间人编排自己的闲话，只要不涉及儿子就行，因为儿子还要娶亲。她不将自己当作一个女人，只是当作一个妻子和母亲。

这种上了年纪的女人，即使偶尔也将自己当成一个女人或者充当别人的情人，也都是为了利益。以莹儿妈为例，这个一辈子好强的女人，为了给儿子白福娶一房媳妇算是操碎了心，先是拿女儿换，后来兰兰执意要离婚，她又使尽手段将换出去的女儿叫回来。为了将女儿嫁给有钱的屠夫多要点彩礼，她不惜牺牲自己和女儿的身体贿赂媒人。这种看似丧失了道德底线的行为，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女人深刻的悲剧。她始终是一个妻子和母亲，即使丈夫再无能，她也不愿意跟他离婚。即使儿子再不争气，她仍旧觉得作为一个母亲，有义务为儿子娶一个妻子，即便搭上自己和女儿的身体也在所不惜。雪漠通过描写这样一个女人，让读者认识到了世世代代的凉州农村女人所受的精神禁锢和她们的悲剧。

除了这种牺牲自己的女性尊严来成全母亲职责的女人，《白虎关》中对女性执着于妻子或者母亲身份的描写还表现在另外一个人物形象上。小说中双福的女人秀秀看似是整部小说中最具勇气和活得最明白的女人。少女时她不顾家庭的反对，冲破各种阻力嫁给自己喜欢的双福。当时的双福穷困交加，可等他出门打工生意做大之后却抛弃患难与共的妻子，在外面找情人。秀秀这个坚韧的女性没有选择离婚，而是带着孩子继续留在农村生活，同时恶狠狠地等待着丈夫倒霉的那一天。在此期间她负气当了猛子的情人，以示对丈夫的报复，也曾经跟猛子许下誓言要跟丈夫离婚后嫁给他。可是当双福的厄运最终来临的那一天，她还是选择了跟丈夫在一起。面对双福二十年的刑期，她反而结束了与猛子的情人关系，因为她要证明给自己的丈夫看，“我要叫他看看，我究竟是个啥人？我啥都能做出，也啥都能守住。”[1]489 听完秀秀的这一席话，连猛子都觉出，对这个女人而言，她眼里的命运和上帝就是自己的丈夫双福。

无论是当初执意嫁给双福的选择，还是后来出轨对他的报复，再到后来立志要守身如玉等待他的归来，秀秀永远把她是双福的妻子这样一个身份放在首位。但是可惜的是，她宁可牺牲二十年的光阴陪着一个对自己负心的人，却没有意识到她可以以一个女人的身份重新开始一段生活。秀秀的等待不是出于对自己感情的真正尊重，不是出于对爱的追求，在她看似义无反顾的举动中，更多的是一种负气的冲动和表演，而观众却是一个最不值得她花如此多心思的人。在她的决绝与勇气中，秀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思想体现出了其真正蕴含的悲剧意味。

四

毋庸置疑，《白虎关》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描写西部农村生活的作品。它逼真而灵活，用饱满的人物和独具一格的语言抓住了读者。雪漠自己认为，“对我的小说，誉者称‘真实’，毁者也嫌‘真实’”。[2] 他认为，他的小说并不是照搬现实世界，而是经过他再创造的精神世界。以小说中众多女性人物为例，她们是现实生活中众多凉州农村女人的文学再现，但是不免又加入了雪漠对这些女人悲剧命运的人文关怀。作者的这种人文关怀带给读者力透纸背的冲击力，让人不禁思索西北农村女性的悲剧命运。但是，作者饱含的悲悯情绪和人文关怀也让他笔下的小说人物在思想上超出了她们的身份和文化背景，无形中拔高了她们的思想认识，赋予了太多超出她们文化背景的体悟和哲思，造成了作者替小说人物说话，小说人物身份与作者身份混杂的现象。

雪漠的小说体现出明显的悟道和玄理倾向,他小说人物的所思所言往往超越了她们的文化身份和思想背景。在有些场景中，小说人物的思想和语言与作者本人的思想和语言呈现出混杂的状态。以《白虎关》中的下面一段描写为例。兰兰去赴与花球的约会，她去早了，望着天上的明月，她感念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感叹现实生活中自己的遭际，“几年了，梦没有醒，梦里出嫁，当媳妇，生孩子，和婆婆平打平骂，叫男人捶驴一样揍。那兰兰，早不是兰兰了，由清凌凌的少女，变成了浑浊不堪的农妇。恍然似在梦中，却又没有了梦。美梦的生活实在出十足的丑陋来。现实撕破了一切。”[1]23以上兰兰的思想认识过程可谓合情合理，句句都是对自己过往生活的回忆和感慨。但是，在用了一个省略号后，作者接下来的一段话明显超出了兰兰的认识范围和思想深度，“……记得，电影《魂断蓝桥》里说，战争撕碎了一切。这里，用不着战争，或者说，一生下，就堕入了战争：生活露出了尖牙利齿，三咬两咬，就咬去了与生俱来的女儿性，咬得她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了。”[1]23将生活比做一场战争并借《魂断蓝桥》的桥段来阐明自己对生活的思考，离小说中塑造的兰兰这一角色的文化身份和思想深度太过遥远。如果兰兰是这样一个对生活有如此明确思考的人，最起码她一开始就不会是一个盲目忍受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与婆婆平打平骂的人。思想上的哲人与现实生活中的泼妇这样一种对照，让人不禁怀疑兰兰这个人物的真实性。作者这里对兰兰的思想境界进行脱离了其文化身份的主观拔高，让人不免怀疑小说中是兰兰在说话还是作者在说话。

另外一个此类的例子出现在猛子与秀秀的对话中。秀秀向猛子坦白要结束他们之间的情人关系，要为关在牢里的丈夫守身如玉。猛子对此进行怀疑，认为即使她做到了，但是外面的人还是照样会说她的闲话。这时秀秀引用了西西弗斯的故事来表达她的态度：“在上帝面前，英雄是弱小的。但就是在那些单调乏味的无效劳动中，他实现了人类的尊严。在这个故事里，上帝多么无聊，人多么伟大。许多年了，那英雄的影儿老在心里晃。”[1]490 尽管《白虎关》中的女性如莹儿、秀秀、月儿这一代多少都上了点学，有的小学毕业，有的初中毕业，但要她们讲出西西弗斯这样一则故事，并从这则故事中引申出这样一番哲理来，对她们来说是否超出了她们的认识范围？

雪漠在让他的女人公们讲出一番超出她们的认识水平的话时，一个明显的特征是这些话丧失了原本的方言色彩，没有了“清凌凌”以及“捶驴”这样鲜活的地方性词语，而变成了一套字斟句酌的文学词汇，体现的是作者本人取自于书本的语言和思想。雪漠曾说：“凉州女人悟性极高。闭塞的环境，单调的生活，激发了她们独有的内心体悟。她们即使大字不识一个，也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那些用质朴语言说出的哲理往往与经典暗合。”[3] 毫无疑问，所有的哲思都来自于对生活的思考，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的体悟。但是显然小说中人物的语言不该在表达生活琐事和形而上的哲思时运用完全不同的两套语言系统，前者是方言的，后者是文学的。这样一个明显的漏洞，有作者替小说人物说话，拔高她们思想的嫌疑。

《白虎关》中这种作者忍不住跳出来替小说人物说话或者解释某个概念的例子，最明显的体现在作者对“花儿”意义的解释上。小说中原本是月儿向莹儿学习“花儿”，虽然已经学会了全部唱词，但月儿的“花儿”仍旧欠火候，因为她的“花儿”欠缺最不可缺少的质朴。为了进一步说明花儿独有的特征，作者撇开莹儿和月儿这两个当事人，以第三者的口吻写到：“‘花儿’是啥？‘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就这么个唱法。’这就是‘花儿’。唱‘花儿’，必须对人生有特殊的感悟。否则，口一张发出的，是干巴巴的乐音，而不是曳血带泪的‘花儿’。‘花儿’里有笑，是含泪的笑。‘花儿’里有泪，是带笑的泪。这里，只有心灵的体悟，而无需语言的诠释。带上了理性色彩，就不是‘花儿’。”[1]141-142在很多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作品中，这种作者加入到小说人物中解释某个概念的叙述方式并不少见。但是在《白虎关》这样一部以传统叙事技巧为主的作品中，这种作者跳出来的叙事方式不免让读者感到突兀，混淆了作者的声音和小说中人物的声音。

五

雪漠曾经在文章中说，凉州的女人一言难尽，他对她们总是充满了一种悲悯的情绪。也许正是这种一言难尽之感和悲悯之情，让雪漠《白虎关》中的女人多了一份丰满，少了一份偏狭；多了一份沉重，少了一份轻快。它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更深的思考，而非一种简单的同情。在一种悲怆、绝望的情绪中，读者体会到了雪漠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的热爱，对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尤其是女人的沉重感情。他不光写出了她们的故事，更写出了她们的灵魂。通过她们，雪漠铸造了西部农村妇女的生命史诗。

参考文献

［1］雪漠 《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

［2］雪漠 《写作的理由及其他》，《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

［3］雪漠 《凉州女人》，《太湖》，2003年

——刊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 年1月第29 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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