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野狐岭》“寻找”主题的意蕴表达

论《野狐岭》“寻找”主题的意蕴表达

文\刘雪娥

[摘要]《野狐岭》的叙事有两条线索，却都贯穿和承载着关于“寻找”的主题。外层叙事在历史与自我的双重寻找中联结着宏大叙事与个体言说的经络，内层叙事在“镜”与“灯”的双向寻找中用救赎与超越的智慧之光烛照着俗世的百态人性。两条线索上的各自“寻找”既构成了作品的叙事内容和形式表达，又在某种意义旨归上，开掘着作品题旨的多维性和丰富性。

雪漠的新作《野狐岭》自2014年7月出版以来，一直好评如潮。究其原因，主题意蕴的丰富性、言说话题的多元性和形式创新的多变性无疑是其成功的关键要素。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寻找”这一动态元素是贯穿小说始终的关键词，也是解读《野狐岭》的一个窗口和视点。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外层的叙事线索是“我”带着两峰驼、一条狗寻找百年前两支驼队在野狐岭失踪的历史真相，内层则以驼队在野狐岭的遭遇为主干，两条线索在两个不同的时空独立发展，却在特殊的时空以特殊的方式相遇，在碰撞和互动中构建了一个富于寓言化和象征化的“野狐岭”世界。但不管是哪条叙事线索，贯穿和承载的都是关于“寻找”的主题，“寻找”是小说的叙事内容，也是小说的形式表达，在某种意义旨归上，更是小说意蕴和题旨的终极意义。同时，在不同目标的意义追寻中，《野狐岭》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实现了一个大的轮回和转换，蕴含着作者强烈的救赎意识，将整部作品的思想内涵指向了关于爱与恨、罪与罚、生与死等形而上的哲学高度，使雪漠的灵魂叙事更具人文关怀和普世价值。

一、外层叙事：历史与自我的双重寻找

在外层叙事中，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寻找”，即寻找历史和寻找自我。寻找历史将关注的视点放在国家、民族等宏伟叙事范畴上，讲述在朝代变迁、历史转型的动乱时期，影响和推动历史进程和历史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钩沉和打捞一段尘封的历史。其中，体现和传达的是作者的历史观念，是作者主体历史意识与客观历史意识的媾和。同时，寻找历史的过程也是寻找自我的过程，是主体自我认知的确证，一路寻找未知的自己，是作者对自我不断探索和追问的呈现。

在“引子”中，作者交代了“我”走进野狐岭，寻找百年前驼队失踪原因的缘起：两支在当时西部最有名的驼队，凭借着改天换日的壮志，背负着推翻清家朝廷的使命，浩浩荡荡地起场，走进神秘的野狐岭，但却在野狐岭离奇失踪了。这两支驼队究竟在野狐岭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致使整个驼队走向灭亡？怀揣着这样的疑问，“我”带着两峰驼和一只狗重走野狐岭，以一种秘密的流传了千年的仪式招魂，让百年前的驼队灵魂们诉说曾经的生命经验，以拟话体的形式绾结二十七会，在人物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叙述中还原被淹没许久的历史真相。但是，这个呈现在文本中的历史还是百年前的历史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细读文本，雪漠对历史解构和篡改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其历史观念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他的笔下，历史叙述不再拘泥于整一的宏大叙事，各种末节和潜流、悲喜剧的叙事替代了整一的宏大历史；它们共同消弭了作为整体的宏大历史叙述，又共同组成了新的历史叙述。一言以蔽之，历史研究从科学性转为了文学性——隐喻和情节置换了“实在”和解释[1]。那么，雪漠为我们还原的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文本，他对历史的“解释”和叙述又有着怎样的特征呢？

齐飞卿领导的以哥老会为骨干的武威农民大暴动发生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农历八月十六日，这一历史事件在正统的历史叙述下，作为星火燎原的策应资产阶级革命潮流的历史暴动，其进步意义和历史价值是值得肯定的，齐飞卿等人敢为天下先的英雄形象也历来为人传诵，早在上世纪初就被本土贤孝艺人编入《鞭杆记》中弹唱。但在《野狐岭》中，这场凉州历史上惟一一次的起义就像一场闹剧一样，轰隆隆地展开，疲沓沓地结束，从头至尾充满了荒诞的狂欢色彩。被激愤裹挟着的凉州百姓像奔腾的海水一样涌入凉州城，目标是火烧李特生和王之清的房子，可“那些激动的百姓，一见到好些的房子，就烧。他们甚至不问那房子的主人姓甚名谁，只要是好房子，总是扎眼。扎眼的就该烧。望着那腾起的黑烟，许多人在欢呼。欢呼声很大，淹没了房主人的哭声”[2]195。当忿怒的火焰被点燃，人性的“恶魔性”开始展现，“羼杂着原型欲望”，狂热地对“既定的一切秩序规范的背离和反叛”，以一种“令人恐怖的强大力量”毁灭着一切[3]。道德和教养等理性的文明质素被彻底抛却，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基于原始生命力的非理性的本能冲动。正如木鱼妹所说“在集体的暴动磁场中，不杀生的凉州人，也变成了嗜杀的屠夫”[2] 198，彻底颠覆了以往凉州人逆来顺受、安分守己的传统形象，将人性中被长久压抑的“恶”通过狂欢化的叙述形式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演绎，展现一个藏污纳垢的民间历史，消解正统历史的崇高感和正义感。雪漠这种书写历史的方式与他所持有的历史观是密不可分的，在《野狐岭》中，他借木鱼妹的口说出了他对历史的理解和看法。在他看来“历史是什么，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一种属于他们的说法。真实情况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说法”[2]193。当历史与权力相勾结后，历史的客观性必然大打折扣，呈现给后人的历史只能是一种“说法”，一种体现特定意识形态意图的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事实。当雪漠面对这样一种被强权打上鲜明烙印的、崇高的历史时，解构与重构的冲动油然而生。所以，他寻觅的历史真相也只能是众多历史文本中的一种，他剥夺了“历史”高高在上的优越地位，将历史从崇高神圣的神坛拉回到藏污纳垢的民间，历史叙事沦为一切叙事中的一种，解构了正统的历史意义，同时也重构了一个体现作者历史观念的历史世界。因此，“我”历经千辛万苦，拨开重重浓云迷障所寻找的历史真相也只是作者观念的历史真相，是作者建构的理想的关于“野狐岭”的历史世界，如木鱼妹所说，“谁都有他自己的世界，也有他自己对世界的解读”[2]151。

寻找自我是伴随在寻找历史的进程中的，是主体“我”对自身的认可和确证。而这种认可和确证是以“他者”为镜的，“自我”借助于“他者”媒介来认识自己，逐渐完成对自我的想象和认知，走向主体自我的完整。在寻找未知自己的过程中，作者其实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拉康的镜像理论。20世纪法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镜像理论，他认为人的自我认识起源于对自我形象的迷恋，通过本体对像体的认同，自我认识才趋向完整性。而在文学的自我建构中，它“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即来自于镜中自我的影像，自我通过与这个‘他者’影像的认同而实现，从而成为想象的依据”[4]。

在“引子”中，“我”频频梦到驼队‘情节历历在目，人物栩栩如生，仿佛，那是我生命中的一段重要经历”[2]2。于是，疑惑的“我”问那位有宿命通的喇嘛，而他说“那是我前世的一段生命记忆”，并建议“我”走进野狐岭“或许，你能见到未知的自己”。因为这样一个寻找“缘起”的交代和带有佛教色彩的暗示，“我”在寻访历史真相的同时，就开始留意和关注自我的寻找，以“他者”像体来不断地建构“自我”主体。在外层叙述中，有很多这样的自我寻觅和确认的句子，星星点点地散落于寻找历史的文本线索中，开掘了一个在历史空间叙事之外的个人空间叙事，在另外一个意义层面上丰富了文本的意蕴表达。

在第一会“幽魂自述”中，当杀手杀气腾腾地完成自我述说后，虚拟听众“我”忍不住发表评论，“我追问自己，这杀手，会是前世的我吗？”对于自己的追问，“我”不敢否认，因为在进入野狐岭之前，老喇嘛曾向幽魂介绍我是刑天沉寂了五百年的灵魂转世。但“我”的前世很可能就是一个杀手，尽管“我”不喜欢杀手的语气，更不愿意自己的前世就是杀手，但“它总是会让我想起自己的愤青时代”。拉康认为“自我”总是伪装的，它竭力掩盖着自己的真实构成[5]。但杀手这个“他者”形象的侵入，使“自我”的“伪装”面具不得不摘下，不得不面对真实的自我，原来自己也有着像杀手一样的忿怒和恨意，从而在审视和反观中实现对自我的认识。

在第二会“起场”和第十会“刺客”中，“我”又期待自己的前世是齐飞卿和沙眉虎，因为这是一种我想当却当不了的人物，但如果让我重新活一次，拥有再次选择的权利，我却不会选择成为齐飞卿或沙眉虎。这种永远无法统一的分裂，却从反面对自我的特征和本质进行了确证。马在波是“我”最希望的前世，他的身上承载着许多理想元素，是一个在浑浊之世、欲望之海寻找超越、追求信仰的圣者。这体现着“我”渴望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寻求精神的提升与灵魂的净化的主体诉求。越到后来，“我”发现谁都有可能是我的前世，自我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在主体关照下的多元像体呈现出无尽的意义和无限的包容性。当“我”的采访之旅结束时，“自我”的寻找依旧在绵延。自我是什么，“我”的前世究竟是谁？这个未解之谜是人类绵长而亘古的恒久追问，是跨越民族、国家，将关注的目光倾注于人类自身对自我认知的探索，尽管对自我的探究往往以悖论式的不满足而告终，但追寻的步伐却并未停止，声声叩问依旧敲打在灵魂的节点上。

无论是对社会历史宏大范畴的寻访，还是对自我认知个体身份的追问，都是《野狐岭》的外层叙事“寻找”主题的双重呈现，一个将视点对准外部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在解构历史的同时又建构着一个作者主观意念中的历史世界；一个则向内转，拷问自身，表现人类个体身份确认过程中的迷茫和困惑，以及“他者”如何介入到自我的认知，自我如何通过“他者”而反观自身，两者以怎样的方式共同建构着主体的自我性。双重“寻找”彼此交织，错综映现，在“外转”与“内转”的焦点转换中，统筹着宏大与个体的言说空间。

二、内层叙事：“镜”与“灯”的双向寻找

在内层叙事中，同样有着两条“寻找”的线索，第一条“寻找”线索包含的内容相对比较多，有驼队渴望到达罗刹的对梦想的寻找，有木鱼妹一路跟踪驴二爷而期望复仇的寻找，还有齐飞卿、陆富基领导哥老会起义暴动而对救国救民之路的寻找……第二条是马在波执着地寻找木鱼令，寻找改变驼队的命运的办法。之所以将这多条“寻找”线索归纳为两条，是因为二者承载和蕴含的叙事系统是不一样的，第一条是芸芸众生挣扎于俗世欲望之中，苦苦寻找，难以解脱的形而下的写实叙事，第二条是灵魂求索、追寻信仰的形而上的，带有寓言叙事特色的“寻找”，故将内层叙事中的“寻找”线索比喻为“镜”与“灯”的双向寻找。

“镜”与“灯”的概念来自美国评论家M. H.艾布拉姆斯的小说理论著作《镜与灯》一书，“镜”和“灯”两个意象分别对应着“模仿”与“表现”两种写作传统。镜子式的模仿是写实写作的叙事策略，智慧之灯则是寓言写作和象征写作对现实的表现性把握。陈彦瑾在《信仰的诗学与“灯”叙事——解读雪漠“灵魂三部曲”》中，认为“‘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是‘镜’的传统，‘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则是‘灯’的传统”[6]。而在《野狐岭》这部被评论者认为兼具“大漠三部曲”的西部写生和“灵魂三部曲”的灵魂叙事的新作中，就兼具“镜”的传统和“灯”的传统，既以写实的手法展现西部大漠骆驼客的百科人生，又以象征和寓言的手法来表达雪漠对灵魂、信仰的深度思考和高度体验。

在内层叙事中，驼队运送黄金去罗刹换取枪支是主干，其他如木鱼妹的故事、凉州哥老会起义等都是在这主干上延伸出的枝枝蔓蔓，但似乎这枝蔓的繁盛有点遮蔽主干的倾向。驼队从起场的那刻起，便将梦想的远方定位到罗刹，他们的目标是罗刹，只有到达罗刹换得武器，才算是完成了驼队的任务和使命。但在小人挑拨离间、仇恨之火熊熊燃烧后，野狐岭便成了他们的宿命之地。众生的人性百态在野狐岭淋漓尽致地展演：蒙驼队在豁子的怂恿和唆使下，使计谋打劫了汉驼队，为了逼出黄货的所藏之地，以极其残忍变态的刑罚来折磨陆富基，当陆富基咬紧牙关不吐真相时，却引起了同样受刑的汉驼客的群起而攻之。正如大嘴哥所说“在大家都堕落的时候，你却想玩那种崇高，真是该死”[2]322。作者以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入木三分地描摹芸芸众生的恶之相，淋漓尽致地展现着人性的阴暗与猥琐，残忍与龌龊，也展现着这个欲望世界存在的狂乱与病态。如此犀利而决绝的批判，颇有鲁迅的遗风，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展现人类原始暴力的残忍，以直逼真相的书写拷问人性和灵魂，从而正视人性中常被温情的面纱所遮蔽的妖娆的恶之花。猖獗的恶的背后是无止无尽的欲望：仇恨的欲望，发财的欲望，逃避担当的欲望，逃脱惩罚的欲望……无限膨胀的欲望之海不断地吞噬着微弱的善，汉驼客们被皮鞭打垮了意志和尊严，逐渐转向施虐者一方，大嘴哥为保自身及木鱼妹的周全，忍气吞声地当乖顺的看客，善之光芒愈来愈微弱，只剩大烟客孤烛难支，最终被迫放弃了坚持，挽救了陆富基一命。但驼队的寻找之路也至此中断，欲望之海吞噬的不仅是善念，还有梦想与目标的寻找之路。

木鱼妹是驼队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她与众人一样，有着深深的欲望的执念，把复仇当作人生的惟一目的。她千里迢迢地从岭南跟着驴二爷的骆驼队跋山涉水地来到漫漫黄沙的西部凉州，支撑其克服千险万难的动力就是复仇；来到凉州后，辛苦习武，乔装打扮，多次刺杀，跟驼队走场，所有行为的目的都归结于复仇；与马在波相恋后，复仇与爱情的双重煎熬更是让她身心俱疲。可以说，木鱼妹的寻找之路因执念太深而比其他人心酸百倍。但木鱼妹又与众人不一样，尽管浓烈的复仇火焰灼伤着她的身心，但却并没有蒙蔽其善良的心智，这也是她最终能够在爱中放下仇恨，在爱中得以解脱和实现救赎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当众人因痴念、执念太深而走向毁灭性的悲剧时，木鱼妹却因残存的善念和对爱的向往走向超越。因此，在木鱼妹的寻找中其实还包含着救赎的意义，而熄灭执念、完成救赎的的咒子便是爱。

无论是在欲望中迷失的骆驼客们，还是在追寻中实现救赎和超越的木鱼妹，他们的寻找之路展现的是百态人性在欲望世间的挣扎和煎熬，以精细的写实笔法对人类的恶进行了造像式的呈现，指向的是“镜”叙事。而马在波的寻找因其超验性而带有智慧之光，烛照着在欲海中颠沛流离的众生，带有象征性和寓言性。尽管马在波也有欲望，有爱情，有出离心，但他的心却与众人相异。因此“马在波眼中的世界，总被一种圣光笼罩着”[2]211。如木鱼妹的形象，在她自己的叙述中，是一个复仇者；在大嘴哥眼中，是可爱的女孩；在众人的眼中，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讨吃；而在马在波眼中，则是“证得了大痴之智的空行母”；肆虐的沙尘暴在杀手眼里是象征灾难的磨盘，在大烟客眼里是象征救赎的木鱼，而在马在波眼里却是救渡人心的船。佛语说，相由心生，笼罩着圣光的相反衬出马在波心的空灵宁静、慈悲圣洁。因此，马在波的寻找是智慧的“灯”叙事。

马在波在从一开始的诉说中，就表明自己与驼队同行的目的并不是去罗刹换军火，而是因为知道此次驼队的出行必将遇到大灾难，于是按照凉州古谣所说的去寻找胡家磨坊的所在，寻找能改变驼队命运的真正的木鱼令。马在波的形象因其知晓厄运的到来，并试图改变厄运、拯救驼队而带有智慧的圣者光芒。他悲悯而宽容地注视着世间的罪恶，并通过每天的修行来“超度那些死于仇杀的冤魂，消除他们的仇限”[2]100，以诵经来感念和熏染人心，使怨天尤人的张无乐变成了快乐无忧的张要乐。他不为俗尘的烦恼忧愁所羁绊，不为功利的金钱财富所遮蔽，寻找和追求的是灵魂的澄明和精神的觉悟，他的话语充满着智者的洞达和远见，如同灵魂的引导师，智慧的传递者，引领着在俗世中执着于忿恨痴怨，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人们看开看淡，了悟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如“人最难对付的，还是自己的心。其实，仇恨是啥？仇恨是一种执著。那执著，是一种能让温柔的心冷却的温度。你的心本来是水，但因为有了执著，就变成了冰。就这样，你的心一天天硬了。但只要你消除了执著，冰就慢慢又会化成水”[2]109。像这样循循善诱的开导之语，散见于马在波的叙述言语中，像黑暗中的灯塔、夜空中的星星照亮着迷失的心灵，提示着那光的所在，希望的所在。这些关于生与死、罪与罚的哲学命题，开掘了一个超越于现实、摆脱了欲望的形而上的言说空间，将信仰叙事、宗教救赎等属于哲学范畴的叙事纬度很好地融入到文学叙事的范畴之中，使野狐岭的故事不仅仅是个好看的故事，而具有了对生命本质、灵魂本真探讨的深刻性。

马在波像苦行僧一样坚守着自己“寻找”木鱼令的信念，坚守着信仰的求索和灵魂的超越。他以宗教的化身照亮前行的路，将希望之光分散给在苦难中无助无依的人们。他“寻找”的目标指向的是救赎，救赎整个驼队的命运，救赎沦陷在欲海中的人心，引渡众生走向信仰的彼岸、灵魂的殿堂。最终，在飞沙走石的末日洗礼中，坚持寻找胡家磨坊的人们终于走出了野狐岭。在这里的“寻找”有着双重的含义，表面上是指人们不放弃努力，不间断行走才避免了被流沙浮尘掩埋的悲剧而获救；而在深层意义上则指向对信仰的坚持和寻找，胡家磨坊就是一种信仰的象征，相信自己能够找到它并获得救赎，就能够在寻找中实现超越和救赎。

因此，在“镜”与“灯”的叙事中，“镜”叙事展览众生态的现实罪恶与欲望，而“灯”叙事则从超越与救赎的层面观照和指引“镜”叙事。两者在相辅相成、相携相助中完成了“寻找救赎”的意义探索，言欲尽而意悠远，引人深思。

无论是外层叙事中历史与自我的双重寻找，还是内层叙事“镜”与“灯”的双向寻找，都是在“寻找”的行为旨归上探索着意义表达的多维性。寻找的路途上尽管坎坷波折、险象环生，但寻找的意义却如万花筒般缤纷，一路绵延，一路解说不尽。

[参考文献]

[1] 杨耕,张立波，《历史哲学：从缘起到后现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

[2] 雪漠，《野狐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 咸立强、咸化峰，《试论文学恶魔性人物形象的深层动因》，《克山师专学报》，2003 (4) :44 -49.

[4]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3.

[5] 刘文，《拉康的镜像理论和自我构建》，《学术交流》,2006:7.

[6] 陈彦瑾,《信仰的诗学与“灯”叙事——解读雪漠“灵魂三部曲”》，《飞天》,2014 (4) :120-124.

（刊于《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5卷第1期  2015年2月）

作者简介： 刘雪娥( 1989- ) 女，甘肃武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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