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

作者：陈思和 来源：文汇报

    一个多月来，不少在媒体工作的朋友约我写纪念贾植芳先生的文章，我都答应了，却迟迟地写不了一个字。头脑从未有过的迟钝，思绪从未有过的滞涩，我都尝到了。直到今天，谢天振教授建议并主持了先生的追思会。我在场内突然明白过来，我的无意识里，何尝不是在暗暗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先生真的离我而去了。

    一个多月来，我昏天黑地地忙碌，差不多一直在外地跑来跑去，用紧张的工作去麻醉自己，努力不去碰这样一个事实。我希望先生还坐在他的书房会客，读书，写他的日记，发出他的朗朗笑声。先生高龄却无大病，性格豁达，看淡生死，晚年他的生活平静而幸福。他生前最后几个月一直住在第一人民医院的特需病房，享受着医院里一流的照顾。医生告诉我先生睡在病床上，伸手碰得到的地方全是书，始终关心着医院外发生的事情。十天前医生发现他有心脏停搏的迹象，中文系马上送去了费用为他安装起搏器，那天，去医院探望的是副系主任祝克懿老师，回来告诉我，先生的笑声响彻病房。当时我想，先生其实是老年性各种器官都趋向衰弱，并不是致命的病，即便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约也还可以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对于先生那样坚强的生命，任何奇迹都是可能出现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十天以后，先生的肠道、呼吸都出了问题，突然间的，撒手离开了这个世界。

    先生真的离我而去。校园里挂满了学生自发手叠的白色纸鹤。我走在那些白纸鹤行列之间，突然想起了先生曾经告诉我的一件事：1966年五六月间，先生作为胡风冤案的“骨干分子”已经服刑后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被安排在复旦大学的印刷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一个很热的中午，先生赤裸上身，拖着一辆沉重的拖车，从学校的工会礼堂前走过去。正巧礼堂门口站着一群中文系的老教授，他们衣冠楚楚，从里面走出来，说说笑笑，不曾注意迎面走来的一个拖车夫。先生是远远地看见他们了，他们曾经是同事，是朋友，可是在195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是他出狱后第一次竟以这种难堪的方式与他们劈面相对。先生说，当时他想回避，拖着车子绕开走，可是他的脚还是一直往前走着，终于走到了这群过去的朋友的面前。他们都怔住了，禁了口，惊恐地看着狼狈不堪的先生。先生说他还是抬起了头颅，默默地在同事们不同的眼神下走了过去。他心里在念叨，你们也许比我还要狼狈了。果然，不久后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所有的教授都在劫难逃了。

    我想说的是，先生做人的坦荡。这是我从先生身上最强烈地感受到的一种品质。我们今天常常劝人走好一生的路，用“清清白白做人”来勉励自己或者别人，但我觉得，做个坦坦荡荡的人，比做个清清白白的人，更加坚强和不容易。清清白白，可以从消极的立场上去拒绝和抵制这个社会上的污浊；而坦坦荡荡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人，他就是一脚踏进了污泥浊水，他还是能够坦坦荡荡，哪怕他坐在监狱里，受千百人的唾骂、侮辱、迫害，他仍然是个仰俯无愧的人。先生一生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命运的多难联系在一起。抗战爆发，先生在日本大学攻读社会学，他为了抗战，毅然决然放弃了学位奔回祖国，在枪林弹雨的中条山战区出生入死；他的伯父身为买办，膝下无子，却广有家产，曾经对先生说，你一生奔波，几次入狱，还不如随我做买卖，继承家业。先生却对伯父说：您出钱供我读书，不就是想让我活得像个人样么？如果您让我去做个商人，何必要我苦苦读书呢？先生拒绝了商人伯父的规劝，结果为了支持复旦大学进步学生运动而再度入狱。1955年，他的朋友胡风等人被诬陷成反革命集团，先生又一次为朋友的牵连蒙受25年的不白之冤。今天，一个崇尚金钱万能的人很难想象，像先生那样一个人，一次次拒绝了命运本来给他安排好的外国名校文凭学历、高级白领、红色教授的道路，却投身到战场、监狱、运动……当然这不是他的有意选择，但是作为一个坦坦荡荡的人，在为国家尽忠诚，为知识分子寻理想，为朋友担道义等大节上，他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感到奇怪的是，有过这样命运的老人，却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流露出苦难笼罩在他心里的阴影。我不是说先生的心灵深处没有这些苦难的阴影，但是他从未因为受了那些苦难而改变对生活的热情和善意。比如说，对人的信任和热情。先生这种性格特点在经历过苦难的一代老人中是很少见的。我们中文系有一位老教授，也是极有声望的老知识分子，性格非常豪放，他与先生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畅怀大笑，但是一旦有年轻人走近过去，他马上就闭口不言，匆匆而辞。先生告诉我，那位老人以前在政治运动中吃过年轻人的亏，从此就不再信任年轻人，后来连研究生也不再招收。我想这位老人的心灵一定是很寂寞的。而先生不是这样，他对人的信任有口皆碑。我亲身遇到过一件事：大约是80年代，先生去苏州大学开会，会上有位来自广西的大学教师，回广西途中需在上海中转，他想在上海住几天，有人就介绍他可以住在先生家里，并且给先生作了说明。可是那次外出师母没有同去，先生耳背，根本没有听清楚是怎么回事，还以为那位教师是苏大安排送他回上海的工作人员。就这样，那位教师心安理得地在先生家里住了三天，先生也每天好烟好酒地招待，三天以后客人回了广西，他才疑疑惑惑地问我：那位客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在他家里住那么久？这时候我才发现，先生根本连客人的名字、身份、缘由完全都不知道。这种事情在俗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对于一个坦诚君子来说，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先生常常喜欢说一句江湖话：出门靠朋友。他说他是十几岁离开家庭，在社会上闯荡大半辈子，靠的全是朋友的情谊和帮助，尽管“朋友”这层关系也给他带来了灾难，但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朋友来承担的。先生对“朋友”这个称呼极为看重，如果谁被他称为“我的朋友”，那就意味着他将与你肝胆相照，赤诚以待。

    正因为先生是个坦荡的人，所以他能够通达地放得开自己所经受的苦难，放得开一生所经历的大小恩怨故事，顾全大局，胸怀大的目标，从来不会在一些鸡毛蒜皮的所谓名利、面子、档次等一般文人最喜欢纠缠的小节上计较是非。我听说过一件事，先生陪几位外宾去某地参加一个活动，开饭时，当地主办单位的领导临时赶到，听说有外宾出席（80年代外宾出席还是很少见的），就立刻安排另席招待，匆匆把几位外宾请走了。因为那位领导不认识先生，就没有顺手邀请，旁人可能感到有些难堪，先生却一点也不在乎，依然说说笑笑。一会儿，那位领导又匆匆赶来，原来他听说了先生在场，连忙赶来道歉，再请先生也过去用餐。照一般人想，先生也许会生气，拒绝参加，但先生毫不介意，照样开开心心地出席用餐了。那位领导才松了一口气。事后，先生从未与我说起这件事，倒是那位领导有一次感动地向我诉说了先生的高尚人品。我觉得，这就是先生的坦荡之处，他从来没有摆出老人的尊严，所以他精神始终年轻；他从来没有摆出名流的架子，所以他的朋友遍天下；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曾经受过的苦难当作一种资本，愤世嫉俗，所以他笑口常开，仁者长寿。

    先生这样的通达为人，绝不是乡愿处世的态度。经历过如此大风大浪的人，他对于世态看得非常清楚，只是不该计较的事情他决不放在心上。我可以说出许多这样的故事。如，他冤案平反不久，恢复了教授的身份，学校有关部门安排他去当图书馆馆长。我本以为先生会拒绝这样乏味的工作。因为听先生说，老校长陈望道曾经公开说过，先生是个“无政府主义”，上午让他当官，晚上就要下台。但没有想到“无政府主义”的先生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我曾经表达了我的意思，先生笑着对我说，上面要落实政策嘛，就让他们落实一下，不要让他们为难了。他就认认真真地在馆长的任上工作了几年，还修建了文科图书馆大楼。过了一任，先生已经七十岁，学校里通知他要退休了。很多朋友为他抱不平，认为学校这样对待他是不公正的，梅志先生特意来信，劝他在退休前提出离休的待遇，还表示愿意为他写证明。先生也是笑了一笑，对我说，这种“干部档次”，我要它干啥？于是就坦然地按照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退休了。这两件事，看上去好像有相反的含义，但表现了先生对于名利、对于工作、对于个人的道德追求，完全是一以贯之的。先生善解人意，一般也不拒绝社会上对他的好意相助，但并不是没有原则，对于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特权，他非但不屑于计较，而且有时候会表现出非常的独立性。

    记得在几年前师母病重期间，先生每天要把大量的钱花在医药费用上，可能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别人（包括他的学生）说过自己的困难，也从未有怨天尤人地抱怨命运不公（后来是我忍不住内心的感动才写了《感天动地夫妻情》一文，披露先生当时的困境）。而先生多次与周围的人说过，他是手里拿着几个铜元、一卷铺盖进入上海的，现在成了有家业有房产的“有产阶级”了，大不了自己可以再拿几个铜元卷了铺盖回山西老家去终老。所以我想，当时先生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经济状况，但他宁可准备卖房回老家来挽救师母的生命，也不愿意伸手求助。他的赤诚之心，终于是感动了上苍，师母的生命竟奇迹般地延续了整整三年。当最危急的时期过去后，先生又恢复了自信。最近我读了不少有关先生的文章，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潘真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短文《贾植芳先生的一辈子像一堂课》，文章里说：“我曾写过报道《资深望重的贾植芳月入仅二千，一批退休老教授渴望得到善待》。没想到见了面，贾先生竟安慰我，已经加了，他是复旦加得最多的，退休金加到2000元，月收入有3500元了。‘任敏（陪他受苦受难一辈子的妻）也走了，不需要花钱了，够了。’”尽管我不认识潘真，但她所写的确确实实是先生说的话。先生的高贵和傲骨，就是这样隐伏在他的坦荡的襟怀里。

    先生一生最重视的是知识分子的称号，这是他自觉履行五四新文学精神使命的最根本的动力。他所戚戚然的，总是天下的大事，而不是个人的命运。1996年我陪先生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轮到先生上台作报告时，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尉天骢作讲评，他手里挥舞着先生的传记，高声赞美先生苦难而高贵的人生，全场掌声雷鸣，向先生致敬。先生耳聋听不见尉先生的话，紧张地东顾西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他一走下讲坛，诗人罗门就跑去向他倾诉心里的感动。先生才明白刚才会场里的掌声是怎么回事。他松了口气对罗门说，作个知识分子，总是要像耶稣那样，一代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的。说得非常平常，但又是那样的沉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的准备，他才会这样举重若轻地对待人生——这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人生。

    2008年5月28日写，31日修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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