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颜回“坐忘”看儒释道修行异同及传统养生智慧（一）

从颜回“坐忘”看儒释道修行异同及传统养生智慧(一）

黄岳年

摘要：《庄子•大宗师》中颜回与孔子的对话讲了“坐忘”这一深邃的修行境界。本文以“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为核心，探讨颜回修行路径的哲学意蕴，并将其置于儒释道三教修行的比较视域中，分析三者在修行目标、方法、身体观、知识观等方面的异同。同时，结合传统养生文化，阐释“坐忘”对身心调理、精气神养护的实践价值。研究表明：儒家重“仁义礼乐”的社会伦理修养，道家则通过“忘”超越礼乐仁义而达“大通”，佛家强调“破执”与“明心见性”。三教虽路径各异，但在“去蔽显真”“身心双修”“自然无为”等方面具有深层共通性。本文特别指出，《庄子》中的颜回与《论语》中的颜回虽同名且有许多重合之处，但实质上是两种思想体系塑造的不同人物形象——前者是道家借以表达“坐忘”境界的寓言人物，后者是儒家“克己复礼”“不改其乐”的贤者典范。理解这一区别，是准确把捉“坐忘”思想的前提。本文进一步指出，“东土有大乘气象”的深层原因，正是道家与儒家为中国文化深耕了超越性精神土壤，使得佛家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这种修行智慧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更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对于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当代，作家雪漠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将儒释道修行的精髓融于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周游世界为中国文化修桥铺路，正是这种古老智慧在当代的生动实践。本文旨在通过经典文本的细读与跨文化哲学比较，为当代人的身心安顿与养生实践提供传统智慧的启示。

一、引言：修行何为？——颜回故事的哲学引力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这是《庄子•大宗师》中，颜回与孔子的三段对话，表面上是师徒之间的修行进阶汇报，实则隐含了中国哲学中关于“人如何转化自身”的根本追问。颜回从“忘仁义”到“忘礼乐”，最终达到“坐忘”，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遗忘，而是对意识结构、身体感知、价值判断的层层剥离。孔子听后，从最初的“可矣，犹未也”到最后的“丘也请从而后”，表明即使是儒家宗师，也对这种超越常规道德的境界表示钦佩与追随。

这一文本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触及修行的核心悖论：我们通常认为，仁义礼乐是文明教化的精华，是成人的标志；但庄子却借颜回之口指出，真正的“益”（进步）恰恰在于忘掉这些。这并非反道德，而是对道德根基的深度反思——当道德规范内化为不自觉的习性，甚至成为自我标榜的资本时，它便不再是生命的滋养，而成为束缚。同样，“堕肢体，黜聪明”不是自残或愚昧，而是对感官欲望与理性算计的双重悬置。

然而，在深入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个重要问题：《庄子》里的颜回和《论语》里的颜回是什么关系？名字相同，事迹也有许多重合之处，但他们是同一个人吗？答案是既肯定又否定。说肯定，是因为庄子确实借用了历史上颜回这个名字及其基本人格特征——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以贤德著称、生活清贫而不改其乐。说否定，是因为《庄子》中的颜回本质上是一个寓言人物，庄子借他的口说出道家自己的思想，正如他借孔子之口说出“心斋”“坐忘”一样。如果不辨明这一点，就会产生严重误解：以为儒家最高境界就是“忘仁义”“忘礼乐”，以为孔子的真实立场就是“丘也请从而后”。事实上，《论语》中的颜回从未“忘仁义”，孔子也从未教他“忘礼乐”。恰恰相反，孔子赞许颜回，正是因为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正是因为他在礼的践履中达到了“不勉而中”的境界。弄清了这一区别，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坐忘”作为道家特有修行路径的独特价值，也才能准确比较儒释道三教修行的异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已经完全不存在了的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正是“东土有大乘气象”。这“气象”的土壤，正是道家与儒家学术千百年来深耕教化所培育的。换言之，道家与儒家文化的发生发展，为佛家文化在东土的传播开了风气之先。而禅宗关于修行的方式方法，更有许多与此相应的内容。颜回所展示的“坐忘”，便是理解这一“气象”的关键入口。

以下论说从三个层次展开：第一，细读“坐忘”文本，分析颜回修行的阶段与内涵，并着重辨析《庄子》颜回与《论语》颜回的根本区别；第二，在儒释道三教修行的比较视域中，揭示彼此之间的呼应、差异与深层共通；第三，结合传统养生理论，探讨“坐忘”对真气运行、精神内守的实践意义。最终，我们将看到，“东土大乘气象”并非虚言，而是道儒两家为佛家准备的深厚土壤，修行也因此不仅是宗教或哲学的抽象思辨，更是关乎每个人身心健康的日常功夫，并指向对人类共同体命运的终极关怀。

二、两个颜回：必要的人物辨析

（一）《论语》中的颜回：儒家的理想人格

在《论语》中，颜回（颜渊）是孔子最钟爱的弟子，其形象清晰而统一。第一，他是“好学”的典范。鲁哀公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这里的好学，不是知识上的广博，而是心性修养上的精进——不迁怒于他人，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这是道德主体高度自觉的表现。

第二，他是“安贫乐道”的象征。“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这里的“乐”不是物质享受带来的快乐，而是来自于内心对道的体认和践行。后世儒家称之为“孔颜乐处”，成为宋明理学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第三，他是“克己复礼”的实践者。颜渊问仁，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进一步问“其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回答说：“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这说明颜回是在具体的礼的规范中下功夫的，是通过约束自己的感官与言行来达到仁的境界。这与《庄子》中“黜聪明”“忘礼乐”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是“非礼勿视听”，一个是“黜聪明”；一个要“事”礼，一个要“忘”礼。

第四，他是孔子思想的忠实传承者。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又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述而》）可见颜回对孔子的教诲是“无所不悦”的完全接受，师徒之间达到了高度的心灵默契。

（二）《庄子》中的颜回：道家思想的寓言载体

《庄子》中的颜回，虽然借用了历史上颜回的名字和基本人格特征——他是孔子的弟子，以贤德著称——但在思想实质上，已经被庄子“改装”成了道家修行者的形象。

首先，在《大宗师》的对话中，颜回向孔子报告自己的修行进步，第一层是“忘仁义”，第二层是“忘礼乐”。这在《论语》中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一个儒家弟子怎么可能以“忘掉仁义礼乐”为进步？儒家讲究的是“明乎礼义”（《荀子》），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怎么可能主动去忘？庄子显然是借颜回之口说道家自己的话。

其次，颜回最终达到“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这个境界与《论语》中颜回的“克己复礼”表面上有些相似（都涉及对感官和身体的某种约束），但实质完全不同。“克己复礼”的“克”是克制、约束，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遵循礼；而“堕肢体”则是彻底超越身体的认同，不再以身体为“我”。“非礼勿视”是有选择地看不该看的东西，而“黜聪明”是悬置整个感官认知系统。一个是道德修养的具体规范，一个是存在论层面的彻底转化。

再次，在《庄子》其他篇章中，颜回还多次作为寓言人物出现。《人间世》中，颜回想去卫国救民，向孔子请教，孔子教导他“心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这同样是道家思想，与《论语》中孔子对颜回的教导完全不同。《德充符》中，也有孔子与颜回的对话。可以说，颜回在《庄子》中是一个被道家化了的形象。

（三）为何庄子要借用颜回？

那么，庄子为什么要借用颜回（以及孔子）的形象来讲述道家思想？这其中有深刻的用意。

第一，借重儒家人物的威望。颜回是公认的贤者，孔子是公认的圣人。庄子让颜回走完修行之路，让孔子最后发出“丘也请从而后”的感叹，等于是在说：连儒家最得意的弟子、连儒家最高的圣人，最终都要归趋于道家“坐忘”的境界。这是一种思想上的降服，也是庄子“剽剥儒墨”策略的一部分。

第二，制造思想的张力。如果庄子借一个无名之辈或一个道家人物讲“坐忘”，其冲击力会小很多。但让一个好仁好礼的颜回说出“忘仁义”“忘礼乐”，让教导“克己复礼”的孔子赞叹“坐忘”，这种戏剧性的反转，恰恰能让人猛然惊醒：原来还有比仁义礼乐更高的境界？原来儒家所追求的“从心所欲”在道家看来还不是终点？这种张力本身就是一种修辞术，目的是打破读者对儒家教条的执着。

第三，暗示修行路径的普遍性。庄子并不认为“坐忘”是道家的专利。他用颜回和孔子来说明：即使用儒家的语言、走儒家的路径，最终也会达到道家的境界。换言之，修行的最高境界是跨学派的、普遍性的。这为后来儒释道三教汇通埋下了伏笔，也为本文后面讨论三教异同提供了思想基础。

（四）两个颜回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两个颜回的关系：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存在一个真实的颜回，他是孔子的弟子，生活于春秋末年，以贤德、好学、安贫乐道著称。《论语》是对这个人物的相对忠实的记录（虽然也经过了编纂和理想化）。《庄子》中的颜回则是在这个真实人物的基础上，进行了哲学上的重新塑造和利用。

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语》中的颜回代表了儒家修行的典范——在伦常日用中克己复礼，在穷困潦倒中不改其乐，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庄子》中的颜回则代表了道家对儒家的一种反思和超越——认为仁义礼乐即使被完美地践行，仍然是外在的“饰”，不如彻底“忘”掉，直契“大通”。

从修行境界的角度，两者并非完全对立。《论语》中颜回的“不改其乐”，如果达到极致，也可以理解为对物质条件、社会评价的超越，这与道家的“忘”有某种相通。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意味着规矩已经化为身体的无意识习惯，不再需要刻意想起，这与“忘礼乐”也有相似之处。然而，相似不等于相同。儒家的“不勉而中”仍然有一个“中”作为标准，仍然在伦常秩序之内；道家的“同于大通”则完全超越了任何标准，进入了“无好无常”的绝对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本文在讨论三教修行时，既要看到它们的相通之处，也要正视它们的根本差异。

弄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进入“坐忘”文本的细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儒释道的比较——不必担心会误解儒家，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庄子的颜回，而不是孔子的颜回。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