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颜回“坐忘”看儒释道修行异同及传统养生智慧（二）

从颜回“坐忘”看儒释道修行异同及传统养生智慧（二）

黄岳年

三、颜回之“忘”：修行进阶的现象学描述

（一）忘仁义：从价值认同到自在存在

在《庄子》的叙事中，颜回第一次报告“益矣”，说自己“忘仁义矣”。对于熟悉《论语》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表述——因为《论语》中的颜回正是以“不违仁”著称的。庄子的匠心在于：让最仁义的人先忘仁义。

“忘仁义”并非变成不仁不义，而是不再以“仁义”作为自我意识的焦点。一个人若时刻想着“我要行仁义”“我是仁者”，这种自我指涉恰恰阻碍了仁爱的自然流露。就像健康的心脏不会时刻感知自己的跳动，真正的道德应是第二自然，而非刻意表演。在这个意义上，庄子的颜回达到的是对道德焦虑的消除——他不再用仁义的标准审视自己与他人，行为自然合宜而不自觉为“仁义”。

这一阶段，其实已经暗合后来禅宗所说的“不着相”。六祖惠能教人“但行直心，莫着法相”，行仁义而不觉自己行仁义，正是“直心”的表现。道家先于佛家千年，已经揭示了道德自然化的深层机理。但与《论语》中颜回的“三月不违仁”相比，庄子的颜回走得更远——“不违”意味着仍然有一个“仁”在那里要去“不违”，而“忘”则连这个“仁”的意识也消解了。

（二）忘礼乐：从规范遵循到身体自然

第二次“忘礼乐”更进一步。礼乐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与情感陶冶手段，涉及身体动作、仪式节文、情感表达方式。忘礼乐意味着不再刻意维持某种仪态，不再按既定曲调抒发情感。正如《庄子•刻意》所言：“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

忘礼乐之后，人的举手投足不再是为了符合某种外在标准，而是内在生命的自然流露。这类似于艺术创作中的“技进乎道”——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手与心的中介（规矩、尺度）被消融，只剩下纯粹的运行。庄子的颜回至此，已从道德主体升华为审美与身体统一的主体。

礼乐之于儒家，相当于戒律之于佛家。佛家修行先持戒，后入定，最终发慧。但禅宗后来发展出“心地无非自性戒”的观念，认为真正的戒不在外相，而在心地的清净无染。这与“忘礼乐”之后不再刻意持守而自然合度的境界，如出一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并非不讲自然——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是一种高度的自然化。但儒家的自然是经过“克己”修炼后达到的自然，其底子仍然是道德规范的内化；道家的忘则是连这个内化过程的结果也一并放下。

（三）坐忘：身心二元结构的彻底消解

最后，“回坐忘矣”。孔子“蹴然”问之，说明这一境界连他也感到惊讶。颜回给出定义：“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

“堕肢体”并非肉体消亡，而是不再以身体为“我”的边界。日常状态下，我们时刻感受着身体的冷热痛痒、姿势位置，这种身体图式是自我意识的基础。堕肢体，即身体不再作为占有性对象被体验，而是成为与宇宙相通的气机流变。

“黜聪明”是感官知觉（尤其是视觉与听觉）不再主导认知。通常，“我看到”意味着我与对象分离；黜聪明后，主体与客体的二元感知模式被超越。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颜回问仁，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那是在视听的内容上做选择（不看不该看的，不听不该听的）；而庄子的“黜聪明”则是从根本上悬置视听功能本身。一个是内容上的筛选，一个是功能上的超越。

“离形去知”则是核心：形与知是“我”的两大支柱——身体与心智。离形即不再执着形骸为我，去知即不再以分别意识为真知。二者同时放下，则个体性的牢笼被打开。

“同于大通”是最终的归宿。大通即大道，是未分化之前的整全实在。同于大通，不是认知上的合一，而是存在状态上的回归——如同水滴融入大海，却又不失自身的觉性。

坐忘的核心体验，在现代意识研究中被称为“非二元状态”或“纯粹意识”——没有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对立，只有觉知本身。这种状态不是空白或昏迷，而是极其清醒、开阔、充满生机的觉照。禅宗称之为“明心见性”，儒家则说“上下与天地同流”。三教汇通之处，正在于此。但我们也要记住，这个境界在《论语》的颜回那里是找不到直接对应的——它是道家特有的贡献。

（四）孔子的回应：同则无好，化则无常

孔子听后说：“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这是从哲学上对坐忘的总结：与道同体，则没有偏好（无好），因为好恶源于分别心；随化而变，则不执着于固定的形态或原则（无常）。孔子最后感叹：“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这一表态极为重要——它说明即使是儒家宗师，在道家所揭示的最高境界面前也表示敬服。但这毕竟只是庄子笔下的孔子，不是《论语》中那个“吾道一以贯之”的孔子。庄子借孔子之口说出这句话，目的是表明道家境界高于儒家——连孔子都要追随颜回（这个被道家化了的颜回）了。这是庄子的思想策略，我们应当心中有数。

而“无常”一词，在后来佛家那里成为核心概念，孔子此处使用“无常”二字，虽非佛家之义，却为后世格义佛学提供了语言基础。这再次印证了“东土有大乘气象”——道家和儒家在语言和思想上已经为佛家的传入做好了准备。

四、儒释道三教修行异同论

（一）儒家：尽性立命，下学上达

儒家修行的核心在《中庸》被概括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路径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扩过程，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与颜回坐忘相比，儒家并不主张“忘仁义礼乐”，而是强调“熟习”到不勉而中。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其实已接近某种“忘”——因为他不再需要刻意想起规矩，规矩已成身体的一部分。差别在于：儒家始终保留一个“心”作为主宰（操则存，舍则亡），而道家坐忘则彻底消解了主宰意识本身。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理解为“忠恕”，这个“一”就是儒家修养的主宰性线索；而庄子却说“吾丧我”，连这个“吾”也要放下。

养生层面，儒家强调“养浩然之气”（孟子），通过集义而生正气。但儒家对身体的关注不如道家细致，更多是通过道德活动带动气血调和。王阳明后来提出“良知”即是“天理”，修养功夫从“事上磨练”入手，这已经是吸收了佛道两家之后的综合。

儒家之于佛家传入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国人提供了“入世修行”的基本框架。佛教原本强调出离，但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发展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这与儒家“即凡而圣”的路径密不可分。

（二）道家：忘而无为，与道同体

道家庄子一脉的修行，正是颜回所展示的路径。与儒家最大的不同在于：道家认为仁义礼乐即使内化，仍然是后天外加的“饰”，不如彻底回归“大通”本身。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吾丧我”——丧掉那个与万物对立的“我”，正是坐忘的先声。

道家修行不设固定的道德规范，而是强调“安时而处顺”，对生死、得失、毁誉一视同仁。养生上，庄子借庖丁解牛讲“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护养的是生命力本身，而非追求长寿（“虽寿，犹夭”）。

与儒家相比，道家更注重“无知之知”——不是无知，而是超越知识分别的直观智慧。这在养生上体现为“心斋”，即通过虚其心，使气机自然运行，不被思虑扰动。

道家的“无”与“自然”，为佛家的“空”与“缘起”提供了最好的接引桥梁。早期佛经翻译大量借用道家词汇（如“无”“无为”“自然”“真如”），正是因为两者在最高层面上有深刻共鸣。鸠摩罗什之前，汉译佛典被贬为“格义佛教”，但正是这种格义，让中国人能够理解来自印度的智慧。没有道家，就没有中国佛教的迅速生根。这也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要寻找真正的佛教也只能在中国寻找的原因。

（三）佛家：破执显真，明心见性

佛家，尤其是禅宗，与庄子坐忘有惊人的相似。“堕肢体”类似于“破身执”，“黜聪明”类似“离眼耳鼻舌身意”，“同于大通”类似“证入法性”。六祖惠能说“本来无一物”，与庄子“无好无常”境界相通。

禅宗的核心方法——“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几乎就是庄子“得意忘言”的翻版。禅宗的公案，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本质上与庄子中大量寓言一样，都是要通过语言的自我解构，把学人逼到思维的死角，从而迫使其跳出分别意识的牢笼，直接体认本心。

但差异同样显著。第一，佛家以“缘起性空”为理论基础，有极为精密的分析哲学（如唯识宗的八识理论），修行目的是解脱轮回之苦；道家虽讲“化”讲“通”，但并未系统建立轮回与业力理论。第二，佛家有严格的戒定慧三学体系，尤其早期佛教强调戒律作为基础；庄子则更为放任，“游”的精神贯穿始终。第三，佛家修行最终要“发菩提心，度一切众生”，有大悲心的向度；庄子更强调个体与道的冥合，对社会苦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虽不冷漠，却缺乏主动救度的动力。

然而，正是这种差异被中国佛教消化吸收，形成了大乘佛教“悲智双运”的特色。没有儒家的“仁”与道家的“慈”，佛家的“大悲”可能无法在中国获得如此深厚的共鸣。

（四）三条道路，一个归宿

总结而言，儒家从“有”入手，在仁义礼乐中践履，最终达到“从心所欲”；道家从“忘”入手，在离形去知中消融，最终达到“同于大通”；佛家从“空”入手，在破执断惑中觉悟，最终达到“涅槃寂静”。三者的起点不同，方法各异，但到达高处，都指向同一个境界：超越自我中心的束缚，回归生命的本然状态。

这就是“东土有大乘气象”的真实含义——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比别的民族更优越，而是因为道家与儒家已经在中国人的精神土壤中深耕了千百年，使得大乘佛法所倡导的“无我”“慈悲”“中道”“不二”等核心思想，对中国古人而言并不陌生。庄子的“坐忘”（借颜回之口说出），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都已经为佛家的传入铺平了道路。

禅宗之所以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正是因为它是印度佛学与道儒思想最深度的融合。禅宗的“触目是道”“立处即真”，与庄子的“道在屎溺”如出一辙；禅宗的“平常心是道”，与孔颜乐处的“一箪食一瓢饮”遥相呼应。禅宗不立佛殿、不念佛号、不坐枯禅（指形式上的坐禅），却教人在行住坐卧中见性，这正是道家“逍遥”与儒家“素位而行”的佛家版。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我们说“孔颜乐处”与“平常心是道”遥相呼应时，我们指的是《论语》中那个真实的颜回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安贫乐道、不改其乐，这种对物质条件和外在评价的超越，确实与禅宗的“平常心”有相通之处。而《庄子》中那个被道家化了的颜回，则更直接地为禅宗提供了“坐忘”这一修行方法的前身。两个颜回，一个贡献了精神气象，一个贡献了修行法门，共同为佛家在中土的扎根提供了沃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