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岳年

五、“坐忘”与传统养生：从功夫到生理转化

（一）心神层面：无为而真气从之

《黄帝内经•素问》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颜回坐忘中的“离形去知”正是“恬淡虚无”的极致——意识不再向外攀缘，不再执着于身体边界与认知判断。这种状态下，大脑默认模式网络——负责自我指涉思维与心猿意马的那部分神经网络——的活动显著降低，副交感神经激活，心率、呼吸减缓，血压下降，身体进入深度修复模式。

传统气功与内丹术将之称为“元神主事，识神退位”。日常思虑为“识神”，消耗大量精气；坐忘时“识神”暂时悬置，“元神”（先天觉性）显现，此时真气自然循经而行，修复病灶、补充亏损。这与佛家禅定中的“轻安”境界、儒家静坐中的“静定”功夫，本质上是同一生理过程的三种描述。

（二）气机层面：大通即元气周流

“同于大通”不仅是哲学概念，也是养生气功中的实感。当肢体感消融、感官觉淡化，修炼者常体验到身体边界消失，周身如一团气充盈于天地之间。这正是中医所说“气至而有效”——气在没有意识阻碍的情况下，会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庄子•人间世》的“心斋”进一步说明：“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坐忘中，“气”成为知觉的主体，而不是被知觉的对象。这种“听气”的能力一旦开发，人能感知经络走向、脏腑虚实，实现自我诊断与调理。传统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动功，最终都要达到“无形无象，全体透空”的境界，这正是动中的坐忘、动中的禅定。

（三）与禅修、儒门静坐的相通

坐忘、禅修、儒门静坐，在外人看来都是“闭目枯坐”，但在修炼者看来，区别在于心法。禅修的“观呼吸”“参话头”，是要通过一个“拐杖”来摄心；儒门的“静坐中正”，是要通过端正身姿来养气；道家的“坐忘”，则是直截了当地“离形去知”。但到达深处，三者都要求放弃一切执着、一切方法、一切目标——禅宗说“更无有佛可成”，儒家说“无适也，无莫也”，道家说“无己无功无名”，所言同一。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长期冥想者的大脑结构会发生改变——前额叶皮层增厚，杏仁核（恐惧与焦虑中心）体积减小。这正是“黜聪明”之后，不再被恐惧和焦虑驱动的神经基础。同时，顶叶（负责身体边界感）活动减弱，这与“堕肢体”直接对应。fMRI研究还发现，描述“自我与宇宙合一”体验时，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被大面积抑制，而感知网络与边缘系统某些区域反而活跃——这是“同于大通”的实证线索。

当然，传统修养远不止脑科学所能概括，它涉及精、气、神的整体转化，需要结合现象学、心理学与第一人称报告才能真正理解。但至少我们已经看到，古人所说的不是迷信，而是可以通过现代技术验证的身心现象。

六、中华修行智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颜回“坐忘”所代表的儒释道修行智慧，不仅仅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内在资源，更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对于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提供超越文明冲突的思维范式

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价值对立、意识形态之争层出不穷，其根源往往在于各方都执着于自己的“仁义礼乐”——即各自的价值体系、信仰传统、生活方式。颜回的修行路径告诉我们：真正的进步不是固守自己的正确，而是有能力“忘”掉那些固化的认同。这不是放弃自身传统，而是在深层次上找到不同文明之间“同于大通”的共同根基。当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家、道家等各大文明体系能够在各自修行的最高处相遇——那个“无好无常”“离形去知”的纯粹觉知层面——冲突自然会转化为对话，竞争会转化为互鉴。

（二）为全球性问题提供心性基础

气候变化、生态危机、资源分配不公、人工智能伦理……这些全球性挑战，表面上是技术和制度问题，深层则是人类“欲望”与“认知”的问题。“堕肢体”是对物质贪欲的超越，“黜聪明”是对工具理性的祛魅，“离形去知”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消解。只有当人类不再执着于个体、民族、国家乃至物种的狭隘利益，才能真正形成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庄子所说的“大通”，放到全球语境中，就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整全实在的体认——它不是理想主义的空谈，而是修行功夫所达成的真实境界。

（三）贡献“和而不同”的实践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求所有文明放弃自身特色，变成千篇一律的单一文化。相反，儒释道三教在中国数千年的相处史已经证明：不同的修行路径可以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同时，共享最高层面的精神共识。儒家重入世，道家重忘世，佛家超出世，三者路径不同，但最终可以相互补充、相互赞叹。庄子笔下的孔子对颜回说“丘也请从而后”，正是这种开放态度的典范。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正是这种谦卑与开放——各国、各民族、各文明都可以在自己的传统中找到走向“大通”的道路，同时尊重并学习他者的道路。

（四）为技术时代安放人的精神家园

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虚拟现实等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是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坐忘”所揭示的超越身体、超越认知、超越自我边界的可能性，恰恰提醒我们：人不能被还原为算法、数据或生物机器。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能够通过修行达到“同于大通”的觉性境界——这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无法模拟的。中国文化的这一洞见，是全人类在面对技术异化时共同的宝贵资源。

颜回的一句“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看似只是一个学生的修行报告，实则蕴含着中华民族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深刻关怀。它不是让人类走向虚无，而是让人类从执着中解放出来，以更开阔、更柔软、更通透的姿态，共同面对这颗星球上的共同命运。这正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根本性贡献，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深层的哲学根基——因为只有先“同于大通”，才能“命运与共”。

七、雪漠的当代实践：为中国文化修桥铺路

在当代，有一位作家、行者，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生动诠释了“坐忘”所开启的修行传统，并将其转化为一种面向世界的文化行动。他就是雪漠。

雪漠对儒释道三教的核心智慧有着深刻的体认。他讲老子，揭示“无为而无不为”的妙用；他讲庄子，阐发“逍遥游”背后的精神自由；他讲孔子，强调“明明德”与“亲民”的日用伦常。他讲佛典，从《金刚经》到《坛经》，将深奥的经论化为平实的生命指引；他讲文化，把中华文明的精神脉络梳理得清晰可循。但他不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他坚持每天早上五点的早直播，他讲土地——那片生养他的西部大地，干旱、贫瘠却孕育了最坚韧的生命；他讲生活——一粥一饭、人情冷暖中的修行；他讲命运——个体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安顿自己的心。

雪漠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把自己体悟到的智慧，转化为一种面向世界的行动。他带着自己的作品——那些从生命中流淌出来的文字——周游世界。从美国到加拿大，从法兰克福到伦敦，从尼泊尔到印度，他的足迹遍布五大洲。他所做的，不是简单地推销中国文化，而是“为中国文化修桥铺路”。这是一项极其艰难却又极其重要的事业。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常常因为表达方式的隔阂而未能被充分理解，甚至被误读。雪漠所做的，就是以自己修行所证得的清净心，直接与人心的深处对话。他讲中华文明中的和平理念，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讲“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讲“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他不是在作学术报告，而是在用生命影响生命。

雪漠有一个朴素而宏大的愿望：用歌声代替炮声，用和平代替战争。在这个冲突不断、战火频仍的时代，这个愿望听起来似乎有些天真。然而，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真正的进步，不都是始于那些看似“天真”的愿心吗？雪漠的力量或许微弱，一个人、一支笔、一副行囊，面对的是强大的资本逻辑、霸权思维和暴力惯性。但他的发心是真诚的。老话说：“初发心即成正觉。”当一个人以无我的愿心去做一件事时，其力量不是用世俗的尺度可以衡量的。事实上，效果也还不错——雪漠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六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他的“娑萨朗”史诗、他的“大漠三部曲”、他的“灵魂三部曲”，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雪漠的实践，与本文所论述的“坐忘”修行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坐忘”不是逃避世界，而是以更清醒、更柔软、更通透的方式回到世界。一个人只有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才能“同于大通”——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融为一体的自然结果，就是对万物的深切关怀。儒家讲“仁者爱人”，佛家讲“同体大悲”，道家讲“与物为春”，说的都是同一件事：真正的修行者，不可能对世界的苦难无动于衷。雪漠的行动，正是“坐忘”修行在当代的必然延伸。正是因为他在根本上“忘”掉了小我的执着，他才能够以大我的胸怀拥抱世界；正是因为他在根本上“离形去知”，他才能够超越文化、种族、国界的藩篱，直抵人心最深处的共通之处。

可以说，雪漠是当代的修行者——不是说他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的苦行（虽然他的确过着极简的生活），而是说他在根本上实践了“坐忘”的精神，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利益众生的行动。庄子笔下的颜回“坐忘”之后，孔子感叹“丘也请从而后”；今天我们也可以说，雪漠的实践，让古老的“坐忘”智慧在当代世界重新焕发出生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