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论多丽丝·莱辛和她的自传

多丽丝·莱辛(1919—2013)，英国继伍尔夫之后最重要的女作家。《在我的皮肤下》是莱辛自传的第一卷，记录了作者从1919年到1949年之间的生活经历。自传以莱辛的成长过程为主线。在线性时间结构的基础上，莱辛灵活使用时间叙事技巧，并辅以独特的空间叙事技巧，为自传增添不少色彩。

本文作者库切是南非白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系非洲第五位、南非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一

面前摆放着泰勒一家在罗得西亚农场拍的快照，你要从中挑出最有艺术家气质或者将来会成为艺术家的人。你可能会指向父亲，他表情相当僵硬，具有军人气质，但并非没有才气。你当然不会指向女儿，虽然她长相足够甜美，却普通得像一片面包。可女儿不但逃脱了不久的将来——和一个体面的青年结婚，接下来的生活就是管理用人和生孩子——而且成了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阿尔弗雷德·库克·泰勒满眼悲伤，他是多丽丝的父亲。泰勒曾经在一战的战壕中失去了一条腿，而后和照料他的护士结了婚。由于无法忍受形形色色的虚伪，泰勒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当时妻子已经30好几了，为了家庭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多丽丝——后来取名多丽丝·威斯德姆，接着又是多丽丝·莱辛——1919年出生于波斯。

受当时流行的养育孩子观点的影响，爱米莉·茅德·泰勒对于孩子们的吃喝拉撒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时间表，她把自己被冷酷继母养大的过程再现在孩子们身上。多丽丝对于母亲的做法积恨很深，因为即使她哭了，母亲也会按原则行事不去喂她；而且很明显，母亲更疼爱儿子；再加上母亲在客人面前会公开抱怨“尤其这个小丫头是如何让她的生活变成彻头彻尾的苦难的”。没有哪个孩子能忍受如此“对于她的存在的攻击”。“数年来我生活在对她的控诉中，态度经历了由强烈到冷漠最后变强硬的过程。”

既然得不到母亲的疼爱，她便转向了父亲。“男性的味道、香烟、汗水……将她包围，很有一种安全感。”可是父亲的爱也有让人郁闷的一面。他长袍下的截肢会戳到她，生活自有它的龌龊之处。她还会时常被“胳肢”，“每当父亲抓住女儿时，她的小脸不得不紧压在父亲的膝盖或裤裆处，由于很少清洗，所以恶气迎面而来……他的大手继续胳肢我的肋骨。我的尖叫里充满了无助，歇斯底里而又绝望。”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会梦到粗鲁男人的脸阴森地朝她逼近、她不断挣扎的情景。“我想知道有多少屈服于身体暴力的女人经历过那种‘胳肢游戏’。”（28，31）

自波斯后泰勒一家又搬到罗得西亚——一个仅建于35年前的官方殖民地——被玉米种植的快速致富所吸引。可是他们没有经营好数千英亩的农场。尽管母亲适应得极好，父亲却缺乏农场经营所需的顽强；他们总是债务缠身。

然而对于两个孩子来说，在远离城市的乡村长大，这段美妙的经历有益于人生的最后成型。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地质学和自然的历史；枕边的故事又丰富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饥渴地阅读着从伦敦订购来的书籍。（20世纪20年代时，书非常廉价，一个温饱度日的殖民家庭也可以大量购买。而在今天是没有哪个津巴布韦的孩子或者是乡村的孩子能够承受起这般耗资的阅读的。）12岁的时候，多丽丝就已经知道怎样让母鸡抱窝，如何照看小鸡和小兔子，为猫狗们驱肠虫，淘金，从礁石上取标本，烹饪，缝补衣物，使用牛奶分离器做黄油，坐吊桶下到矿井里去，制作奶油芝士和姜汁啤酒，在材料上画钢印图案，制作纸浆模型，踩高跷……开车，打鸽子和煮珍珠鸡，保存鸡蛋——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这才是真正的快乐，一个孩子的快乐：被允许去动手尝试。最重要的是知道你正在为这个家做出贡献，你是有价值的，同时你也被珍视着。”（103）

后来，莱辛针对殖民群体对于黑人表现出的“内心的冷酷和吝啬”进行了控诉；这一控诉在小说《野草在歌唱》中被赋予了充实的内容，有血有肉。这是一部极其成熟的处女作，虽然以现今的口味来评判，它或许与非洲人模式化的浪漫主义结合得过于紧密了。后来的《非洲故事集》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来说，罗得西亚的社会环境并不都很糟糕。除了坚信大自然有助人身心健康外（对于此莱辛显然是华兹华斯的追随者），在殖民者的孩子间还盛行强烈的平等主义精神，这有利于她不被父母的阶级观念所影响。她很快发现，在首都索尔兹伯里上万的白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欧洲的难民，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左翼，而犹太人又有很多，他们对她在问题认知和政治取向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莱辛对于父母发出的令人困惑的信号在行动上做出了回应，像个缺少爱的孩子表现出的对爱的渴求。她偷东西，撒谎，剪坏妈妈的衣服，纵火；幻想在她心中编织着：泰勒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

11岁那年，“这个被吓坏了的可怜的小女孩”（90），被送到一所修道院寄宿学校。那儿的修女都是德国农民遗弃的女儿，面对孩子们的控告，她们会搬出地狱般的可怕故事进行威吓。莱辛在那里度过了悲惨的四年时间。接着她就读于索尔兹伯里的女校高中，每周母亲都会来信责备她在金钱上的花费。此后她最终脱离了教育体系。当时她13岁。

可是莱辛从来都不是个差等生。恰恰相反，为了讨母亲欢心，她总是务必做到班上成绩第一名。她还很受其他女生的欢迎，以一个假我的形象存在，她自称为“跳跳虎”（按米尔恩维尼熊系列小说中的角色命名）。“胖胖的，充满自信……急躁，滑稽，笨拙，并且随时做好成为笑柄的准备，即嘲笑自己，道歉，扮小丑，承认自己的无能。”后来她进入共产主义者的圈子里时，她以“跳跳虎同志”而著称。从1949年离开罗得西亚之后，她就拒绝了这个绰号；不过“跳跳虎”式的自我不愿消失，又突然转变成另一种自我，被莱辛称为女主人式的：“开朗聪颖，乐于助人，虚心接受，体贴关心。”（386，89，20）这些品性又令人不安地想起了她的母亲。

这是在提示她第一部自传的题目——《我的皮肤之下》吗？单看这个题目似乎是按照惯有的方式在自我揭示。然而这句同样来自柯尔·波特歌中的歌词使我们想起了歌中的情境：“我将你藏在皮肤之下，/我将你深埋心中，/如此之深，你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将你藏在皮肤之下。/我曾试图不要屈服……”这本书的对象，那个深藏于莱辛心中、皮肤之下的“你”，非常貌似她去世于1957年的母亲。

由于不愿意情感外露，她的母亲已经找到一种向孩子们表达柔情的方式。她使他们相信自己生病了，而后就一直照顾他们直至恢复健康。在家里多丽丝也予以配合，以生病为借口，这样她就能在床上待着看几天书了。可是她却无法得到渴求的个人隐私。当她开始来潮时，母亲就将消息广播给了家里所有的男性。当她尝试去节食的时候，母亲又总是将她的盘子堆得满满的。她14年来的生活都在与母亲抗争。这位母亲在女儿还是婴儿时就控制她拉撒的时间，现在似乎在宣称对女儿的身体享有所有权。

为了逃避，多丽丝找到了一份育婴女佣的工作。在顾主的引导下，她开始涉猎政治和社会学的书籍。到了晚上，这个顾主的姐夫偷偷地爬到她的床上，笨拙地玩弄她。正如她的特立独行，她没有假装自己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她“在一种性冲动的狂热中……挑战着她温和求婚者的贞洁”。“我认为，”她写道，有些女孩——其中也包括她自己——“在14岁的时候”就应该找个年长的男人“上床”，作为一种“见习恋爱”的形式。

二

莱辛早熟的学前阅读包括司各特、斯蒂文森、吉卜林、兰姆通俗版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她辛辣地指出，在那个时代孩子们没有被“屈尊对待”，相反地被鼓励去尝试他们能力以外的事。）现在她开始阅读当代小说，尤其是D.H.劳伦斯的，还有伟大的俄国作家。到18岁时，她已经写了两部见习小说，而且把自己写的故事卖给南非的杂志。实际上，不知不觉中她已经成为了一名作家。

非洲南部走出的最知名的三位女作家——奥莉芙· 施赖纳、纳丁·戈迪默和多丽丝·莱辛（尽管不愿意被贴上“非洲作家”的标签，但她还是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鉴赏力依赖并形成于非洲）——没有一个是修完了高中学业的。实际上都是自学并成为杰出的知识分子。这就说明，生活在帝国边缘、处于隔离状态的青少年们，他们对与之割离的生活有着强烈的渴望，那是心灵的生活——事实证实，这种渴望要比他们住在都市的堂兄妹们更加强烈。同样，这也表明女孩们在求学路上行进的过程中是会断断续续遭遇压力的，在家恪守妇道才是她们的最终命运。

莱辛时断时续地去父母的农场，这让她更坚定地认为当初从家里逃出来的举动是明智的。她的母亲开始逐渐演变成最糟糕的典型殖民者形象，对于下人“指责诟骂，喋喋不休，挑剔不止，语气中充满了厌恶”。而她的父亲因糖尿病的原因愈发羸弱。那是“一个自我怜惜、乖戾牢骚、满心幻想的老人，一直在念叨着他的战争”。当他最终去世时，莱辛看着死亡证明上的原因一栏，竟有一种冲动——把“心脏衰竭”画掉，改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157，326，372）

沉寂的状态越来越让人感觉为一种停滞不前（这段时期的生活将再现于《被陆地围住的》），她反复修改《野草在歌唱》。“我在期待我的未来，我真正人生的开始。”（418）

三

19岁的时候，莱辛迎来了她的第一次婚姻，嫁给了一个年长自己许多的男人——在这次婚姻中她没有扮演一个真正女人的角色，而是“跳跳虎”的那个自我，是一个“年轻快乐的主妇”。（207）还没做好当母亲的准备，她就生下了一个儿子，然后将他冷落在旁。孩子可怕地报之以愤怒和困惑，像极了幼时的多丽丝。

接下来第二个孩子降生了。她不断地酗酒，与他人保持暧昧关系，却对丈夫很糟。（这段素材的大部分被用于《正当的婚姻》，这是关于玛莎·奎斯特的第二部小说，而且也是自传性色彩最明显的。）显然她的婚姻状况难以维系了。她对自己发誓，有一天孩子们一定会继承“一个美好的理想世界，没有种族仇恨和不公正的行为等等”。接下来她把孩子交给亲戚照顾，开始计划离开这个国家。她感觉自己身体里有种“隐秘的厄运”，父母的生活已经因此被破坏，如果自己还与孩子们待在一起同样也会使他们的生活不堪想象。“我绝对是真心实意的，”她冷淡地记录，“真挚的情感本身是没什么可多言的。”（262－263）

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给俄国军队带来巨大荣耀，莱辛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在对投身共产主义那些年的叙述中，仍然可以察觉出她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辩护。事实是，她写道：“我从未全身心地置身其中。”当冷战爆发后，她和她的同志们对于罗得西亚的白人社会来说，突然间变成了贱民。她开始疑惑了。1954年后她不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多年来她仍感到有些“残留的忠诚劲”。（284，397）

党内的新人们大都拥有不幸的童年，并在寻求一个替代的家庭。对于自己的孩子，他们视为讨厌的累赘。作为一个充满热情的新人（同时也是一个女人），给莱辛分配的任务是深入到索尔兹伯里更贫困的地区，为南非共产党的喉舌《卫士报》作宣传。在众多的党组织活动中，这项任务实际上对于她的作家生涯是最有益处的：使她能够接触到劳动阶层的民众，观察他们的生活（《暴风雨掀起的涟漪》中有比我们在此感受到的更全面更生动的呈现）。

索尔兹伯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爱与恨，占据了前三部关于玛莎·奎斯特小说的大部分内容。莱辛在自传和小说中都花了很多的笔墨描写这个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党派。之所以这样，她给出了正当的理由，那就是她认为这些描写在小范围内展现了“导致苏联共产党建立和解体的同种原因：党派的对抗性斗争”（292）。

莱辛加入共产党的另一个结果就是遇到了戈特弗里德·莱辛。他们于1943年结婚。戈特弗里德来自于俄国的一个望族，是被同化了的德国犹太人后代。1917年革命后又回到德国人的身份，之后根据纽伦堡法律被划为犹太人。按他妻子的话来说，他还是“冷酷的、尖酸的、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具体化展现”，一个人人都害怕的“不友善的沉默男人”。（288，301）

戈特弗里德没有被直接写进玛莎·奎斯特系列小说，因为当她进行创作的时候他还活着。（他以东德大使的身份出使乌干达，在推翻伊迪·阿敏的政变中丧生。）莱辛最大努力地为这个不招人喜欢的男人辩解，使他更加人性化。她用“悲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性生活。她写道，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异常亲切的女人，“将他的男人视为孩子来照料，甚至在夜晚那黑暗的时刻里也依然如此。”（303，318）

戈特弗里德是鼓励她写作的，虽然对于她所写的内容并不赞同。“我最喜爱、最执着的东西，正是他最不喜欢的。”她与他结婚是为了让他免于被当作国外的敌人而被拘留，为了更有利于他申请英国的公民身份。因此这段本来早该结束的“不幸福却仁慈的”婚姻一直维持到1948年。（293，358）

四

莱辛从来都不是一个追求独特风格的伟大作家——她写作速度很快，也极少修改。前三部关于玛莎·奎斯特的小说，至少从它大的时间跨度上可以看出，在缺乏想象力的语言和小说形式毫无创新的情况下走了弯路。小说女主人公被动的性格使问题更加严重，她虽然对生活很不满，却无力以任何有益的方式掌控自己的命运。但即使这些小说不耐看，它们也至少证实了她的巨大野心，就是写一部在整个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人成长过程的教育小说。

莱辛并非无视自己的基本问题，即19世纪的各式人物形象在她的书中已经被描述殆尽。在写完第三卷之后她中断了玛莎·奎斯特系列，以形式大胆的《金色笔记》开辟了新的阵地。间隔七年后她以《被陆地围住的》续写了这个系列。通过她在风格上的尝试，在反映出玛莎对看不到未来的生活感到不耐烦的同时，也折射出莱辛对自己写作手段的无法容忍；在这个系列的完结篇《四门城》之后，莱辛的写作之路继续向前，没有退回到早期作品的风格。分别完成了《堕入地狱简况》（被她称为“内心空间”的小说）、《幸存者回忆录》以及思索性的《南船星座的老人星》系列小说。莱辛所要追求的，且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的，是一种更为关注内心、更为详尽的当代概念。不仅体现在人物，还体现在自我及其时间体验方面（包括历史时间）。一旦企及，19世纪特有的那些符号便会自动消失。

自1962年《金色笔记》出版后，莱辛与妇女运动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融洽——尽管这部小说被她们称作是女权运动的奠基之作。并且与学术界陷入了极其敌对的状态，他们认为这部作品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对于最热情的女权主义信徒，莱辛与她们都警觉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将文学评论家斥之为作家背上的跳蚤。同样，她也被女权主义者们攻击（艾德里安娜·里奇便是其中之一），认为她没有理解女权主义自成体系的政治活动。学术界则指责她努力控制他人对自身作品的解读，而不允许学术界在原作品基础上的释意创新。

在自传中她毫不掩饰地对当时“正确的”政治态度进行了猛烈抨击。她认为这与共产党在全盛时期的所谓“路线”没什么不同。因此，尽管经历过父亲胳肢的游戏，她将20世纪晚期对于猥亵儿童的担忧描述为“歇斯底里的大众运动”。她谴责“女权主义者因贪婪和报复而提出离婚的做法”。书中记录到自进入青春期后，“相对于阴蒂的次要的、低级的快感”，她更喜欢阴道“惊人的潜在性”。“如果被告知阴蒂高潮和阴道高潮在数十年内会成为意识上的敌人，我绝对以为那只是说笑。”至于社会对性别的诠释，她回忆起“残忍”二字。与之相关的是她从另一个女人那里抢来了第一任丈夫。“女性基本的残忍……远比基督教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野蛮道德的软化剂出现得更早。这是我的权利。当在自己或者其他女人身上发现它的踪迹时，我会产生一种敬畏之情。”（313，25，404，266，206）

对于西方直面抨击殖民历史的做法，她评论道：“在我们频繁地惊呼于过去的错误想法之前，至少先想想子孙后裔将会如何看待我们现在的思想。”（50）一位尼日利亚的作家非常欣赏莱辛的一部小说，以至想要抄袭并以自己的名义出版。她回忆道：白人作家不应该叙述黑人体验的这种所谓的政治要求应该到此为止了。她自己的小说里就对男性的体验进行了探究，包括毫无保留的性经历。

莱辛的生活有相当的公众性和政治性，因此对于那些“选择保持沉默”而不写回忆录的人她很是佩服。那么她的自传用意何在？她的答案很坦率：“自我辩护。”至少有五部自传已在计划之列。“你试图通过写自传来言明自己的生活。”（11，14，15）

可是也有人猜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她书中除了有来自科尔·波特的格言，还有来自伊德里斯·沙赫的。自从20世纪60年代后她关于苏非主义的作品对莱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沙赫将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运势联系在一起。她坚持只有社会成员认识到正在支配且之前一直作用于他们命运的力量和制度，社会才会改革。自我探索和社会进步正是这样齐头并进的。

这两句格言结合在一起便与莱辛的思想惊人地一致。她说，伴随着她们这代人的舞曲——科尔·波特多样性的音乐，深沉的节奏在跳动，那预示着性与救赎。当时代精神没有达到潜意识的预期时，整代人包括莱辛自己会反应得如同被骗取了与生俱来的权利一样。“我觉得我也拥有某些大众幻想和错觉”（16）——人人都有享有幸福的权利。（她暗示出，如今深沉、不和谐的流行音乐节奏反而将人引向折磨、杀戮和残废。）

作为一战后出生的孩子，莱辛非常确信，看到父母的经历而十分震动的她，已经无法继续忍受那个灾难时代发出的顽固低音。“我想知道，那些因战争导致家庭残缺的孩子们，有多少是在他们咿呀学语之前身体中就流动着同样的毒液。”（10）

莱辛认为历史之舟是由比意识更深层的潮流所推动的——深沉节奏的假设便是一个略显古怪的例子——这种观点在她的自传中不断重现。实际上，《暴风雨掀起的涟漪》里已经象征性地暗示出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有关历史的定义。小说中玛莎梦见了一只巨大的蜥蜴，虽然形成了化石却没有死，它在土坑里悲伤地凝望着她。那是一种不会消逝的古代力量。当前自传计划面临的问题之一——她也很好地认识到了——即相对于推论性的自我分析，小说有更好的方法去应对无意识的力量。莱辛之前对于烙上历史印记的心理最为成功的探索，出现在作品《金色笔记》和幻想的寓言象征故事《幸存者回忆录》中（顺便提及，这部作品中她尝试重新定位为女儿的母亲而不是母亲的女儿）。因此完成自传计划的四分之三后，她以小说家而非传记作家的身份，发表了结论：“毫无疑问，小说能够更好地展现事实。”（314）

自传第一卷最好看的部分是她早期的孩童时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早期的体验都非常令人震惊以至要将记忆压抑在心底——莱辛暗示我们患上失忆症不失为一种必要的保护手段。她初次强烈的（震撼描述的）记忆围绕着她出生的这个世界的肮脏、嘈杂与恶臭，心中充满了厌恶。波斯游泳池里满眼的“松弛凸出的胸部……腋窝下的体毛”，俄国火车里“虱子冷冷地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刺鼻恶臭”。（19，40）

显而易见，前五章花费了莱辛相当的心思。她回忆时的明了清晰（或者说充满想象力的表达——两种说法没什么差别）和表达的整洁性，使得这些文字成为描写童年生活的优秀段落之一。

茅草屋顶似乎在窃窃私语。我马上听出尽是湖中青蛙和蟾蜍的叫声。正在下雨，声音来自于被雨水浸透后膨胀的茅草屋顶，还有青蛙们在雨中欢快雀跃的叫声。洞悉了这一切，每一件事物在我脑中都各归各位。屋顶上的茅草吸收着天上的雨水，青蛙叫声之响亮让人以为它们就在山脚，可实际却远在几英里之外。轻轻落在土地和树叶上的雨水还有闪电也都在很远的地方。接着伴随突然传来的一阵雷鸣，确定了夜晚发出的指令。我心满意足地躺在帐中，聆听着，伴着雨声渐渐进入梦乡。（63）

这样的文字盛赞了特殊的时刻，正如华兹华斯式的“瞬间”。 孩子极度放任地去体验，在感受到非一般开阔的同时也明白这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专属时刻。据莱辛的观察，如果我们赋予时间应有的现象学价值，则我们大多数人的生命在10岁前就结束了。

书后面的部分也有好的文字，莱辛坦白了她年少时的自恋。她蹬着自行车，“感觉就像恋人在抚摩着自己那修长、光滑且肤色健康的双腿。”“我掀起裙子，端详着自己至裤线处，对于姣好的体态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再也没有如此的欣喜了，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女孩才知道她拥有如此的好身段和细嫩光滑的四肢。”（260，173）书中还有一些随意的回想：怀孕、分娩（很顺利）以及对孩子的照料，包括孩子们的喂食习惯和排便时间。

第一卷中大部分是莱辛母亲的形象。莱辛的写作生涯进入了第五个十年，其中相当数量的作品中或直接或间接都有她母亲的身影。在最近一轮写作中，莱辛尽力对位于对立面的母亲表现出更多的公平。有一到两页甚至由莱辛自己讲述——这不认真的尝试很快就被舍弃了。“她参加的舞会和享受的美好时光比任何一个女人都多。她享受被人喜爱的感觉，做女主人的感觉以及作为两个漂亮、听话、有教养和干净的好孩子母亲的感觉。”她这样写道。（“干净”在这里是隐含的讥讽。因为这在泰勒家意味着便盆训练，这让莱辛无法忍受。）那只陪伴着他们一直从德黑兰到罗得西亚那泥墙房子的大箱子里装着银茶盘、水彩画、波斯地毯、围巾、帽子、晚礼服。这些华丽的收藏母亲从来没有机会拿出来炫耀一番。在农场上这个“好看的、穿着讲究的、缺乏幽默感的女人表现得干练、务实且精力充沛”，（402）却找不到实现抱负的合适途径。儿子出生后，她对丈夫的感情很快转移到儿子身上；儿子也一直依赖母亲，直至他去了寄宿学校。不知怎的他在那里学会了对母亲的要求说不。莱辛写道：“现在我认为她是一个悲剧人物，”她这一生，“我认为是……绝对的悲剧，可她仍做不到宽厚待人。”（33，402，15）

尽管莱辛极力尝试将她父母视为普通人而非心目中的朦胧形象，第一卷中还是重复着早期作品中熟悉的责备母亲的模式，第二卷中仍有同样的母亲形象，母女间的争吵将会再次上演。一个女人在70多岁时还在同过去无法抑制的恶魔较劲，多少让人觉得有些郁闷。可另一方面无法否认的是，当主角表现得如莱辛一样尖酸地坦诚和热情地渴望救赎时，那种场面又是无比伟大的。  

五

自传的第二卷，故事继续。1949年，多丽丝来到伦敦，“一个坦率真诚的女人”，正如她对自己的评价。由于在殖民地长大的关系，她幸运地没有本土英国人的伪善。她带着自己年幼的儿子和已经完工的《野草在歌唱》手稿。

这部小说很快就找到了出版商，由此开始了作家的职业生涯。20世纪50年代，在《金色笔记》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前，莱辛的书虽没有很轰动但也一直卖得很平稳。她不需要出去做事。通过写书她每周可以赚20英镑——相当于一个工人的工资。

移居回英国——或者按照居住在罗得西亚的英国移民们的说法，叫做家——便成了永久性的。在讲述那些早年的故事时，莱辛试图重现仍笼罩在战后阴影中的人们生活中的某些特征。尽管社交圈中满是左翼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她仍留出了合理的空间给相识的普通伦敦人。然而，她自己也承认，1960年出版的回忆录《追踪英国人》中对于那个时代的描述比自传更生动，更有吸引力。

莱辛总是反复谈到50年代的英国距离现今繁荣的英国已经相当久远；她说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懂得他们的国家曾经是多么贫困。可人们还是不明白：（有人会问）到底是漫不经心的年轻人的过错，还是她这个作家的过错，或许此时面对帮助年轻人克服历史失忆的任务，她畏缩了？

50年代的生活除了无情的一面，还有一些日子勾起了莱辛的怀旧之情。例如，她很怀念从奥尔德玛斯顿村到伦敦的禁止核炸弹的游行，缘于参与者的投入以及强烈的目的感，并为不同阶级间的交往提供了便利。

由于参与核裁军运动，她拜访了伯特兰·罗素和他的秘书拉尔夫·舍恩曼。因看到年长的哲学家被年轻一代所愚弄和摆布，她下定决心：不要因自己上了年纪而成为俘虏，不要被女权主义团体把自己奉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一个“明智的女人”形象。（302）

回首过去，她又怀念文学世界曾经激动人心的一幕幕场景。那时作品的出版是需要拥有对新创作真正意义上的热情和甘愿冒险的准备。相反地，她强烈谴责现今出版产业所表现出的犬儒主义和极尽庸俗，还有强加于作者推销作品的压力。公众对于作家个人生活的过于关注让莱辛非常不满。作家不得不忍受无知冷漠的谈话人对他的采访，这也让她觉得颜面扫地。

现在，她察觉出英国人的心理为“小气，顺从，对于危险，甚至于不熟悉的事有种内心的、本能的不断排斥：不情愿理解极端的体验”。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长期偏爱“短小、狭隘的小说，着力表现阶级或社会行为的细微差别”。（96，126）

《漫步阴影》的创作基于莱辛不断更换的公寓和房屋。她一直想找到一处满意的环境，既能很好地继续写作又方便养育孩子。她记录下两三段恋情，那些男人都不愿意以父亲的身份照顾她的儿子。她的母亲再次出现，要求和莱辛一起住。她狠了狠心拒绝了。之后母亲回到了罗得西亚并在那里去世了。莱辛充满了负罪感，强烈地同情那个孤零零的老女人，但是又不知不觉退回到孩童时代那个自私、坚硬、自我保护的外壳中去：“不，我不会愧疚。让我一个人待会。”（223）

六

《漫步阴影》中的时间跨度很短。但可以看出50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莱辛不得不屈服于圈中的压力（现在她将压力的缘由归结为纯粹的嫉妒）。因为她不仅仅创作，还正式加入了英国共产党。

在究其动机的过程中，莱辛认识到这与她一开始对根深蒂固的英国阶级体系感到失望有关。（原本严格意义上来说，她是这一体系外的人。可在现实中，她发现自己因为口音的问题而被工人阶级排斥。）当然她还是相信反殖民的斗争、人们兄弟般的情谊以及所有其他共产主义宣称的理想。可到最后她认为自己入党的动机是不理智的：从非个人的层面来看，她也带有“某种社会病态或是大众的自我催眠”，而从个人层面看，她被“一种隐藏很深的事物所控制……如同噩梦一般驱使着我”，是“以前童年生活时感觉的延续”。（58，59）她无法弄清真相。

从解释的含糊其辞可以看出，一直到现在莱辛还是不懂她为什么要那样做。写自传的最终目的是：追述过去的历史，重新讲述人生的故事从而弄清真相。只要她努力解决的这个难题是第二卷自传的核心，这个目的就还是没有达到。

这绝不是莱辛首次探究自身以及命运的选择。她的小说，尤其是玛莎·奎斯特的系列小说和《金色笔记》，就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这些都与《漫步阴影》涉及的生活年代相吻合。莱辛真的觉得90年代开始着手的自传比30年前写的小说更能深层地剖析事实吗？

对于这个的回答，很可能是否定的。莱辛一直都清楚，在诗意的创作中释放出的能量比理性的分析更让人印象深刻……

七

“你会认为我的生活全是政治和名人，虽然大多数的时间我总是一个人待在公寓工作。”（249）莱辛确实花了大量的时间在政治上，同样的时间还接触许多有共同之处的来自文学及戏剧界的名人们，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再有很大的影响力了。她第二卷自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回忆录，相当随意、零散，属于生活和见解类。抛开对待过去共产党员身份的文字处理，它缺少第一卷中独具特色的彻底的自我探寻和伴随着的极度痛苦的语气。

莱辛在此所述的政治生活不能看作是道歉——鉴于90年代的政治风气，这样的措施会太具有政治正确性而不能实施。莱辛单就这种政治忌讳进行了一番奚落。莱辛（正确地）追溯其谱系到共产党及其方针路线。然而，她的确认为自己故意无视事实的做法是“不可饶恕的”。她还申明这个故事可以避免读者们也这样做。（262）这正是她临终前想写下的完整历史。无论怎样描述这部自传，到最后它都是一番忏悔。

载于《译林杂志》 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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