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条河，自从有人类文字的历史起，它便与当地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从匈奴时的狐奴河，到西晋时期的“南山谷水”，再到今天的石羊河，它孕育了一段灿烂的文明，它承载了中华河流文化的全息。
有这样一条河，长不过千里，域不过数万平方公里，却总能成为当地历史的定盘星，得此水者得其地，其水安者民亦安，大匈奴帝国靠此水的汹涌而振兴，沙尘暴也借此水的枯萎而肆虐。虽地处僻壤，却总能牵动大国的神经。历代制官，更是将大量心血用于此水的治理。
它，便是石羊河。一条用动物命名的河，充满动感，充满活力，更充满历史的沧桑。
这是一条政治之河，依托此河，西部出现了好几个割据政权，南凉、西凉、北凉、前凉、后凉，历史上总称为“五凉”。
没有石羊河，便没有凉州。没有凉州，中国文化中，便会少许多辉煌。
石羊河，流淌的文化之河。它孕育出了辉煌的凉州文化，从而成为敦煌学的重要来源。鸠摩罗什背负着大乘佛教的使命，旅居凉州十多年，是石羊河的水，滋润了他清凉的喉咙。那清凉渐渐荡向西安，进而荡向中原，滋润着中华大地。
石羊河承载着文明，承载着苦难，承载着血泪，承载着希望。它历经了千年的沧桑，沐浴着历史的烟雨，从遥远的亘古，一直流到今天。
1.水兴则凉州兴
石羊河是一条绵延了千年的西部命运之河，对它的治理，千年间大同小异，屡经周折，经历了无数的沧桑，走过了诸多漩涡。
因为凉州土地肥沃，平坦如砥，千年的石羊河总是慷慨地向人们奉献它清凉的乳汁。凉州是西部著名的商品粮基地之一，被誉为“凉州不凉米粮川”。其农业非灌不植，非灌不收，水利一直是关乎民生的主要因素。历史上自汉代设郡之后，凉州已经历了数千年的烟雨，正如凉州贤孝中所唱：“山也空来哟水也空，山水相连到处通。朝也空来哟国也空，凉州城换过了多少主人公。”在数千年历史演进中，那主人名字可以换来换去，换不了的，便是对石羊河水的敬畏和治理，水兴则凉州兴，水衰则凉州衰，百姓的安乐与社会的安定，很大程度上维系在石羊河水上。
2.西羌的牧羊人
历史上石羊河流域的开发多次反复，其主要开发时期是西汉、魏晋、隋唐、明清等，介于其间的五代至宋元、清代中后期再到民国，开发规模小，绿洲多退缩萧条。
凉州是人类较早的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掘，早在四千多年前，凉州的祖先就在石羊河流域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因得利益和地利，凉州的祖先一向强悍善战，他们的图腾，便是苍狼。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的凉州人祖先称为西戎，据说西戎是西羌的一种，后来，唐朝诗人的一首诗让“羌”这个原本生僻的名字名扬天下了，诗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许慎《说文解字》中专门解释过这个“羌”字：“羌，西戎牧羊人也。”此羌人，历史上便以能歌善舞扬名，后来，盛行于唐室宫廷的西凉乐舞便源于羌乐。
很有滑稽意味的是，“羌”这些牧羊人的图腾竟然是习惯于吃羊的狼。牧人恨狼，但为何羌人竟然将狼视为自己崇拜的图腾？这是个值得史家注意的话题。凉州人祖先一向以病死于床上为耻，以战死于沙场为荣，《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以战死为吉利，病死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唐朝大臣柳浑故说：“戎狄，豺狼也。”
那时，石羊河或其他河流成了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的西戎除“狼”之外的另一个图腾，也即：水。对水的崇拜一直深入古凉州人的集体无意识，从敦煌出土的一些析梦书中，水的意象总是跟财富或吉祥连在一起。
西周末年，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凉州人的祖先就会同其他夷人——史称西戎——骑着被石羊河水草养肥的大马，一窝蜂拥向朝歌都城，把那个叫西周的名字从历史上抹了去。那时节，祁连山雪线是历史上的最低点，丰富的冰川提供了丰美的河水，古凉州四面绿草，河水流溢之处，总能浇出无边的绿色。那时节，凉州人的祖先骑着大马，赶着肥羊，傍水而居，逐草而牧；那时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他们爱好和平，因有沃野千里，而不喜干戈，除了惩治周幽王的那次行动外，他们懒得去跟所谓的中原人争那天下之名，或是逐那庙堂之利。那时节，雪水终年流着，除了暴雨突降偶现的大水之外，最多的是涓涓细流。那终年不断的雪水，浇出了无边的绿洲，一直沿着河西走廊通向了西域。那石羊河，成为凝聚凉州人祖先的一个重要纽带。正是在这条纽带的维系下，凉州的祖先渐渐变换着名字，后来的史书上，我们便常常看到那个名字——月氐。张骞出使西域时，“月氐”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那时节，石羊河流域水草丰美的消息渐渐传递开来，一群群牧人来了，一个个部落来了。那时的河水充盈，草原很大;那时的大地很宽，能容下无数匹骏马的驰骋。那时的人们爱好和平，跟自然和谐相处，跟人类也和谐相处。
不久，两个更大的部落也逐水草而来，一个叫乌孙，一个便是后来壮大起来的大月氐。大月氐占了石羊河的东岸大片原野，乌孙占据了西岸，各种势力相安无事了许多年。
贪心源于利益。那河水带来了大量财富的同时，也让人们产生了贪心，于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关于水的战争爆发了。公元前180年左右，大月氐发动自己的部落，攻向乌孙的地盘，杀其王，掠其地，奴其民，独霸了石羊河流域。
历史页码的翻动是惊人地快，从那时至今，已经逾两千年了。那祁连雪峰仿佛依旧，只是雪线在逐年上升，那流溢出无穷绿色的雪水，也在人类的约束下，渐渐变了模样，终于稀罕了。
3.远去的匈奴歌声
此后，石羊河流域开始频繁地换着主人。那些主人们争夺的焦点说穿了只有一个：水。
在凉州，一向有“水为财”之说。谁要是梦到水，那是很吉祥的事。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当你站在嘉峪关城头西望的时候，那被焦日晒了数千年的黑戈壁会告诉你水的重要。没有水，这儿只是死地。于是，一句歌谣传遍了河西走廊：“出了嘉峪关，两眼泪汪汪。”我曾在小说《大漠祭》中引用过一首民歌：“往前瞭来是戈壁滩，往后瞭来是嘉峪关，两边看是两架山，抬起头来是一绺绺天。”可见其生存环境的狭窄。
当你站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时候，望着那黄沙如涛渐荡渐高不知所终时，你更是会明白水的珍贵。沙漠东面是蒙古，为了防止那些更强悍的汉子们来抢这块水草丰美的土地，历代政府都要在这儿陈列军队。后来，一支曾北迁蒙古的牧人就越过沙漠，将生存的范围延伸到河西走廊，成为月氐人的新鲜血液。
那个时候，石羊河叫狐奴河，一个奇怪的名字。
公元前176年，匈奴王冒顿单于崛起于漠北，他策划了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于是，匈奴骑兵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伴随着男子的呼喝和女子的恸哭。因为水草滋润的原因，马蹄没有溅起搅天的尘埃，但血光却追逐着月氐人。他们知道，那些匈奴，也需要膘肥体壮的马匹，更需要鲜嫩肥美的水草，他们一直在窥视着这块肥美的土地。当然，他们更远窥着那个叫秦的帝国。后来，他们又将目光瞄准了大汉。那可是一块很大的肥肉啊。那儿有漂亮的美人，和华丽得叫人眼花缭乱的宫殿。攻占那块地方，需要大量的马匹。这马匹，月氐有。于是，他们驱驰而来，削去敢向他们说“不”的男人的脑袋。他们占据了祁连山，占据了胭脂山，占据了那流溢着无数溪流的草场。他们开始了他们自以为是的经营。
从那以后，凉州成为匈奴的牧场。在这片大地上，出现了许多匈奴的“王”。我曾在几千年前的休屠王城（属于今凉州区双城镇）任教多年。千年后的那儿，仍是常常出现关于水的纠纷，浇水成为当地农民一年中最大的事件之一。人们常常为了争到一点儿水打得头破血流，更不乏以命相搏者。关于水的话题和纠纷，同样延续了几千年。只是，没人知道他们所居的土地曾有个叫休屠王的。对这些官呀王呀，百姓是记不住的，他们记住的永恒话题便是：水。
是的。水。
石羊河流域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舞台，不同阵营不同民族的人们尽情地表演着，那主人时时更替。人们狼性大发，互相杀戮，因抢水抢地引起的杀伐声响了几千年。我曾在我的长篇小说《猎原》中形象地描绘过这一情形。两群牧人为了争夺水源草场，不惜以丧失人性为代价。于是，我在此书“题记”称：“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
千年的凉州人，千年的猎物。
匈奴占领了石羊河流域之后，得其地利，势力大增，迅速崛起，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大患。休屠王既得佳地，贪心更生。他再也懒得去逐草游牧了，他要建立城廓，要世世代代地统治这个流域，他的贪心使凉州从此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城市。那城市是用黄土夯筑的，有两个，一个史称休屠王城，正在我曾教学十年的双城镇辖内，一个便是凉州城。只是，那时的凉州城是另一个名字：姑臧。据说，此城南北长七里、东西长三里。
只是，休屠王不明白他属地上的富庶是由那河水带来的，他将他得到的一切认为是天的恩赐。当然，从天降瑞雪遂成河水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认为休屠王没错。
那个时候，休屠王老是祭天，他用他认为最尊贵的东西来祭天，他特制了祭天用的金人。他的祭祀，成为匈奴史上很独特的一种治水礼仪。此后的数千年里，祭龙王、祭水神、祭水母娘娘等诸多宗教性很强的仪式，成为凉州大地上独特的一种治水措施。在影响当地人对水的珍惜等方面，这种仪式有着独特的效果。凉州人是不会浪费水的，谁要是浪费水，家中会发生不吉祥的事。最不吉祥的事，便是走水。
我曾在我的长篇小说《西夏咒》中写到了它：
她家走水了。挑了满满的两缸水，忽然神秘地消失了，缸不漏，水却不翼而飞。这就是走水。它不是失火的另一叫法。走水就是走水。这水，一直在走，一直走了千年。
走水不吉。
走水之后，一家人可能缺水而死。
走水后，唯一的禳解之法是去找水，你不能到河里找，不能到井里找。你只需在戈壁上沙漠里走呀走呀，不定啥时，你就会发现一个牛蹄窝。那窝里，汪着一泓清凉的液体。你只管将它捧了来，每人饮一滴，那灾便没了。这法儿，叫拾水。
所以，我一向将关于水的诸多礼仪和习俗当成治水措施的一种，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精神文明建设”。
休屠王当然不知道，那个叫刘彻的汉子早就盯上了他。
而且，上天也已经为他安排了一个克星，那人的名字叫霍去病。
当霍去病抢走了他的祭天金人之后，休屠王的名字便从此成为历史。
失去石羊河流域对匈奴的打击是致命的，那些以战死沙场为荣的汉子们是轻易不流泪的，但这次，他们痛哭着。他们的哭声响彻了千年，直到今天听来，仍有种扎心扎肺的痛楚：
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无繁息；
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失去了石羊河滋养的匈奴汉子们像《静静的顿河》中战败的哥萨克那样唱着属于自己的歌，他们就这样没入了历史的最深处。他们的远去成了一个历史之谜。几千年后的今天，匈牙利的数千名汉子向政府递交了申请，要求承认他们是匈奴族。据说，他们便是唱着悲歌从石羊河流域撤出的匈奴汉子的后裔。一本叫《匈奴史》的书中记载了那些人的足迹，他们像旋风一样卷向了欧洲，以横扫一切的气势，成立了一个帝国。
4.西汉在移民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缴获了休屠王祭天金人之后，狐奴河流域正式归入西汉版图，被命名为“武威”。
历史上对大汉在河西开疆设郡立县的评价极高，这成为汉武帝“武功”之一。但历史总是在忽略那个时候的血腥：匈奴头如滚沙，汉兵也血成汪洋。据说，霍去病仅在夺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时，就有数以万计的匈奴死于非命。历朝争夺凉州这块宝地的代价，总是滔天的血浪。
《资治通鉴·汉记》记载：“浑邪王降汉，汉兵逐匈奴于漠北，西域道可通。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道。元鼎六年（公元111年）乃分武威、酒泉置张掖郡、敦煌郡，徙民实之。”
从此之后，对狐奴河流域的治理正式进入中央集权的视野。除了建郡设县之外，西汉政府还徙民实边、戍兵屯田。中原大地先进的屯垦引水灌田等农耕技术随着徙民的风尘脚步进入了凉州。从那时起，“凉州八景”中“绿野耕牧”的局面就开始形成了。
自大汉朝在凉州开始引水灌田之后，凉州的地名大多跟水有关，如二坝、三坝、石头沟、黄羊川、西营河等。我的家乡的地名虽变了多次，但全跟水有关，如陈儿沟、夹河、红湖等，附近则是新泉、刘家沟、陈家沟等，因为其地域的划分，大多以沟为界。我任教时的双城镇，地名亦多以沟命名，如羊儿沟、高头沟等。那个曾经有着极大象征意义的休屠王城，早就不知所终了。据历史记载，休屠王城只存在了三百多年。但那种夯土成墙的建筑方式，却一直影响着凉州人的民居，时下仍有许多用这种方式打庄盖房者。据说，夯土筑成的庄墙要比一般用土坯砌成的结实。但无论咋个结实，岁月之水也没有叫那休屠王府存在更长的时间。倒是那狐奴河，从匈奴诞生的年代，一直流到了今天。它的名字可以一次次变，但它的作用跟水分子结构一样稳定，一直从上古流到了现在。
汉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之后，又在今武威市境内置四县，即姑臧县（城址在今武威市城区一带）、张掖县（城址在今武威市张义堡一带）、休屠县（城址在今武威市四坝乡三岔堡一带），鸾鸟县（城址在今武威市城区西北一带），四县统属武威郡。
随着河西四郡的建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了一次大手笔的动作：移民。这也许是历史上最早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了。匈奴汉子的退出留下了大片大片无人的丰美草原。这儿到处是一块块连向天际的银白色的湖泊，清凉的雪水蜿蜒而来，浇出一大片绿洲。大片荒芜的土地需要人耕种，新拓展的边疆需要人守护。汉武帝大笔一挥，一大群汉子就从那时的中原匆匆而来了。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
他们不仅仅是移民，也是严格意义上的拓荒者，他们改变了石羊河流域的格局，完成了它从游牧向农耕文明的过渡。
那时的凉州，地广人稀，据谷苞《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一文中说：“匈奴休屠王和浑邪王在河西地区游牧时，其所部只有五万多人。大汉虽然占据了河西，但因属民极少，边疆并不稳定，更不能断匈奴之右臂。所以，开发河西地区，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任务。其主要措施，便是实民充边。”
那些徙民大多是当时的难民，其构成较为复杂。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他们“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悖逆亡道，家属徙焉”。就是说，那批大移民的人中，大多是政治犯和刑事犯，更有因为贫穷无助而被迫迁移的。
从公元前111年开始，大汉朝开始了西部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移民。那些风尘仆仆的汉子们从关东、中原等地走向了一个他们十分陌生的世界。那时的大凉州满目翠绿，水洼遍地，百鸟啾鸣，风光无限。但那些汉子们却看不到他们的命运轨迹，他们或茫然，或惊喜，因为其中不乏因“谋反”面临杀头而终于逃脱了大难者。他们浩浩荡荡，一路溅起的尘埃掩蔽了历史的天空。他们丢下了对故土的留恋，却丢不下他们的农具和诸多的农业知识。在农业文明的洗礼下，他们远比那些善骑的匈奴们更懂得如何驾驭水。他们成为那个叫狐奴河的最早的真正的治理者。
他们带着他们的家和希望，离开了那个著名的国都长安，沿着未来的丝绸之路，过天水，越兰州，穿过古浪峡，进入了霍去病的长剑打下的那块地方。
据《汉书·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02年，汉武帝“益发戍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
狐奴河张开宽阔的胸怀拥抱了这批来自远方的客人，客人们也以自己丰富的水利知识回报了河水。
《汉书·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狐奴河流域的景况：“自武威以西……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汉朝的开发，已不仅仅是定居于水草丰美之处养殖畜牧了，而是开始了对荒漠化地区的利用，除了迁徙大量的人口之外，朝廷还派遣了大量的士兵进行屯田。他们化剑为犁，将征杀的战马当成了耕畜，用杀人的双手握住了锄把。他们的额头沁出了汗水，但这汗水，已不再是为屠杀同类所流了。他们的敌人是那沉睡了千年的荒漠。他们之前，那河水随性而流，随意漫延，人们只是被动地跟了那四处流溢的绿色，仿佛逐臭的蚊蚋。他们的到来，使这块土地上的人类开始真正成为主人。那流水，变成了人类手中的彩笔，可以率性地涂抹出心中的诗意了。那绿色开始渗向无边的荒漠，狐奴河流域开始洋溢出无量的生机。
更为规范的是，那时的水利建设已有了明确的分工，有专门的河渠卒，从事治渠引水等事宜。其人员也为数不少，据汉简记载，当时仅仅是为疏通河道的“写泾渠”，就有一千五百人之多，在地广人稀的那时，其场面不谓不大。
让我们想象一下那种壮观的场面吧。那时虽然原野辽阔，人烟稀少，但一条充溢着无数生机的沟渠还是从遥远的狐奴河扭向茫无边际的戈壁和荒漠，一条条汉子在挥舞着锹，疏通着河道，他们挥汗如雨，斗志冲天。此刻，霍去病的杀伐余音方息，匈奴远去的蹄声遥遥可闻，成群的野兽们呼啸着来去，它们睁圆了惊诧的眼睛望着大地上那巨大的龙，它们显然还不习惯这群陌生的客人。过去，这种喧嚣的场面只是在战争中出现，一群挥汗如雨的汉子舞刀杀向另一群同样挥汗如雨的汉子，吼声震天，血流遍地。但此刻，那闪烁的银亮不是刀戈而是锄锹了。我很喜欢这种场面。我想，人类中最壮观的应该是这种场面，而不是那种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是凉州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开发，而且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开发。汉武帝采取了六条重大措施：修长城，筑寨垣，设亭障，移民实边，戍兵屯田，大兴水利。可耕之地迅速得以垦辟，农业区域迅速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发展。那时的开发很是规范，由国家设置专门的田官，用来管理农业生产。政府采取了谁开发谁得益的政策，先由国家供应相关的生活用品和农具，渐渐达到了自给。除了兴修水利、凿渠灌溉之外，移民们还将农业发达地区的诸多技术应用于开发。从那时起，凉州有了真正的农业，而且其风格千年相若，如将动物粪便用以肥田，如二牛抬杆似的耕耘，如深翻用过的土地疏松土壤……这种种田方式甚至延续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称：“千百年来，凉州人的生产方式变化不大，二牛或二驴抬杆，便构成所谓‘绿野耕牧’了。许多原该牲畜干的活，多由人干了。在干活这一点上，凉州农民把自己降到了动物层次。他们无疑是勤劳的，但相应也是愚蠢的。自汉朝建郡以来，这块土地上甚至没有产生过一项哪怕多少可节省自己体力的发明。若有不甘劳苦异想天开者，便会被名之为‘二杆子’。这称谓，跟‘二流子’相似，已带谴责味了。”
但在汉朝时的当年，那种绿野耕牧的场面，无疑是先进的。此后的凉州，耕畜并重，富甲于陇右。
在河西屯田之前，西汉在此驻有大量的障塞戍卒，以防匈奴，所有边防的军粮皆从内地调来，路途遥远，费力甚多，常常是花费十石的代价，才可能运来一石粮食。自从在河西开渠重耕以来，戍卒们的军粮不再从内地调来，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多年之后，屯田的成果显著，《史记·匈奴传》称：“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有趣的是，过去边防的军粮靠内地运送，现在，当内地有了饥荒时，反而要从边地调粮了。据《汉书·元帝记》载，公元前42年，内郡“连年不收，四方咸困”，朝廷就从边郡调积谷去救济灾民。
除了移民实边、戍兵屯田、大兴水利，朝廷还开始兴修长城。凉州境内的长城便是汉长城。
石羊河流域的汉长城起于现古浪县的圆墩子，沿着今天的长城乡一路北行，经九墩滩到达民勤。汉长城的特点是依水而据，其走向便是河水的走向，更筑诸多寨垣亭障以驻兵。至今保存相对完全的，是今凉州区长城镇的高沟堡。因风沙掩埋千年后始现于世，据说便是汉唐时的兵营，其格局十分清晰，可看出士兵的营寨、宿舍和运兵道等。
汉武帝建长城的目的是为了边防，为了防那些时时纵兵袭来的匈奴们。那些虎狼汉子在沙漠对面的蒙古高原虎视眈眈着。历朝在这儿都驻过兵，那些兵将们每天都在城墙上耀武扬威，他们的吆喝声早渗入了茫茫黄沙不知所终了，但那长城却客观上在日后的千年里成了最好的防沙屏障。
两千年的岁月早已将那曾经不可一世的汉长城削剥得所剩无几了，许多地方，只剩下了一线浅痕。它们或毁于风沙，或毁于人力，或毁于战火。我曾到长城一带考查，发现许多农民竟然在刨那些长城上的土来垫圈肥田。在他们眼中，那些曾经是战争衍生物的“边墙”，是最好的肥田材料。虽然这客观上破坏了汉长城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但却跟“铸剑为犁”有着几乎相同的象征意义。
此后的凉州，成了东西文化的重要纽带，它东连兰州，可抵长安，西达新疆的西域诸国，两种文明由凉州开始了融合，并相得益彰了。冶铁、穿井等技术在西域得到了推广，丝绸开始西行并铺就了绿洲丝绸之路。西域的胡葱、胡萝卜、胡瓜、胡桃、胡椒等许多贴了“胡”字标签的特产开始流向东部。从那时起，无数的驼队驮着丝绸和各种文明，织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伟大奇观。
5.东汉魏晋——风雨交加的岁月
随着岁月之河的流淌，时代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新的一页”当然包括对石羊河流域的开发。只是，我们不知道，那种开发，究竟算不算一种掠夺？经济确实在一天天繁荣着，但隐患往往伴随着繁荣。
东汉末年，王莽篡汉，天下大乱，窦融于公元23年，携家来河西，就任张掖属国都尉。他广交豪杰，百姓归心。王莽败死之后，河西诸豪推窦融为大将军，管理河西五郡的事务。此时的匈奴，又开始强大起来，屡屡强兵压境。窦融除“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外，还大力发展河西的农牧业生产。他在张掖、酒泉置有“农都尉”，于公元32年，又将郡级更名为“典农都尉”，专门负责河西地区的农牧业。
这段历史时期的治理和开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军屯，由军事长官直接负责军队的农业开发；一种是民屯，允许农民个体经营。据《居延新简释粹》中载：“秦胡、卢水士民……田民不遣”，说明此时的石羊河流域已有了定居下来专事耕作的农民。其农作物也有了麦、谷、米三大类，总计有二十多种。
东汉时，牛耕已普遍了，马除了用于军事之外，也有用于农事者。光武帝曾下诏保护耕牛，不得滥杀。《居延新简释粹》中也记载了窦氏大将军公元30年颁布的文告：“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士民畜牧……不遣。”窦融于建武十二年奏事时，“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可见农牧业之盛况。光武帝也于公元28年，下诏于河西，严令吏民“毋得砍伐树木”，这对于防止石羊河流域的水土流失起到了积极作用。
公元36年，任延任武威太守，任职时间，置水官专理水利。据《后汉书·任延传》载：“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
经过政府多年的关注和开发，经过那些拥有着相对先进技术的迁民的梳理，石羊河流域变得十分富有。山头森林茂密，大地绿草成茵，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其富足之声，随着渐渐稠密的驼铃和马蹄声传向四方，多有心动而迁来者。不过，此时的迁，已不是汉武帝时刀兵的相逼了，而大多是欣然自愿来凉州。此时的祁连山上的冰川和雪线仍很低，大靖河、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西大河等诸多河流将大山的清凉送入那肥沃的绿洲，现名腾格里的那个沙漠也是绿苇摇曳，遍地绿龙，湖泊四布，水鸟成群。即使在两汉间天下大乱时，凉州仍是在和平的港湾里打着香甜的呼噜。《后汉书》称，“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诸地遭遇饥荒年时，更不乏携妇将子来凉州逃命的百姓和士人，“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饥者，归之不绝”。这些人的汇入凉州，不仅仅增添了劳动力，更带来了他们承载的文化。所以，两汉之后，凉州便开始出现人文荟萃的局面，渐成为西部的文化重镇。现在的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便是东汉时铸造的，即使把它放在当时世界的坐标系上，它仍然代表了顶尖级的水平。
正如成长的大树其阴影也会拉长一样，那开发带来的隐患已开始暗生。
大自然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灾难的魔影遥遥而来。
《资治通鉴·汉记》载：公元109年，凉州遭受了水灾和雹灾，许多地方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公元107年，又发生了旱蝗饥荒；而公元143年九至十一月，凉州“地百八十次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民压死者甚众”。
由于天灾频发，人祸遂生，百姓多成为流民，官兵亦混迹其中，史称“兵夷杂处，时有兵难”，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地主豪强开始形成。曹魏控制河西之后，开始平定动乱、整顿吏治、抑制豪强、移风易俗、召怀流民，恢复个体小农的生产。三国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徐邈任凉州刺史，在位期间，他治水有功。他禁厚葬，断淫祀，风化大行。
西晋时期，石羊河流域各河流随石羊河名统称“谷水”、“南山谷水”等。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张轨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据《甘肃名人传》记载，他是安定乌孙（今平凉西北）人，是五凉政权之一的前凉的实际建立者。他励精图治，改进技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因此，前凉吸引了濒于战乱的各族百姓前来避乱，河西成为当时北中国安定繁荣的福地。
东汉魏晋时期，河西的农业技术与中原诸地已相差无几。那种落后的蓄水浇灌法已被废除，代之以相对进步的引水灌溉技术；又出现了比二牛抬杆更为方便的一牛犁地的方式，耕播、犁地、耙地、耱地等动作方式一应俱全，农业文明的气象俨然矣。
但我们还是从大自然的细微变化中发现了不和谐，那便是频发的天灾告诉我们的一丝丝不祥的讯息。我甚至认为，千年后的沙尘暴便是这个时期种下恶因的。千年后的某一天，一位伟人视察甘肃时，号召人们“种草种树”，而魏晋时的凉州，则是草泛绿波，翠树成荫。那时的风，也溢着绿意，人们根本看不到沙尘。人们目力所及，是漫山遍野的草树和牛羊，草不种而自生，树不栽而自活，自然环境相对和谐，景色十分美丽。但随着迁移和繁衍人口的增加，对这块土地的所谓征服也日渐加剧，流向下游的谷水开始变瘦，沙漠中的绿洲也越来越少了。
我曾前往腾格里沙漠中的那个著名的马场——邓马营湖考察。据说，这儿曾是西晋大将邓艾养军马的所在，故名邓马营。此湖在沙漠腹地，有很大的一片沃野，相传千年前的谷水也最终流入此湖，故此湖水草丰美，为魏国和西晋养育了无数膘肥体壮的军马。它们的铁蹄叩击着中原的大地，溅出无数的火星，令对手魂飞魄散。那时节，凉州的兵将如狼似虎。像董卓，虽臭名昭著，但无疑也是一代枭雄，他左右了东汉末年的朝政数年，要不是王司徒设下了连环计，谁也不知道后来的中国会有怎样的格局；像马超，率领着凉州人马，把曹操追杀得丢盔弃甲，靠换袍割须才得以保命。邓艾更是英雄无敌，成为改变了那时的政治格局的功勋人物。
那时的凉州，真是雄风无限，故史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初邓马营湖的景色:成群结队的军马风一样呼啸着来去，水草繁茂，映绿天空。沙鸡子、长脖雁、野鸡、野鸭等各种鸟类点缀其间，鸣啾出壮美的大自然交响乐。沙米、梭梭、沙蒿、锁阳、苁蓉等诸多沙生植物像地毯一样铺在沃野之上。那时，上游来的河水带来了大量的泥土，把这块沙漠洼地沉淀得丰美无比。我进入邓马营湖的时候，这儿已经不像沙漠，而被人们称为湖区。这儿有无数来拓荒的人们，其中有许多占地者。他们只是圈下了大片大片的土地，通过一些必要的手续，将它们划入自己的名下，而不去耕种。除了一些庄稼，我已经看不到自然的绿色了。稍一践踏，那些裸露的土便像面粉一样细腻。它们都成为沙尘暴的重要原料。在京城肆虐的黄尘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邓马营湖。
我在小说《猎原》中写了这个湖泊是如何走向毁灭之路的。牧人们、猎人们、农民们，既是湖泊的受益者、开发者，又是它的掘墓人。
可以说，石羊河流域后来出现的恶化，从魏晋前后的人类开发它的时候，就开始了。
无论人们怎样号召“种草种树”，它已经很难再回到当初了。除非人类的贪婪之心渐息，开始真正爱护大自然，而不是搞所谓的征服。
6.破碎的水波——五凉时期
三国时曹魏统一北方后，在凉州“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使“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但此后，武威成为浪迹天涯的游子，先后为几个割据政权所控制。汉、氐、鲜卑、匈奴等四个民族先后建立政权，并以其文明程度的高下，对水利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其生产力水平高下不一，兴废不定，其发展轨迹虽忽高忽下，但总的趋势，在治水史上呈降低态势。
随着谷水新的流淌，大凉州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叫“五凉”的时期。五凉者，雄踞凉州的五个割据政权也。其分别为：前凉，张轨建立；后凉，氐人吕光建立；西凉，汉人李NB032建立；南凉，鲜卑秃发氏建立；北凉，沮渠氏建立。
五凉时期，石羊河流域成了一个大舞台，各种演员都粉墨登场，将这块大好河山点缀得热闹非凡。
这几乎是凉州历史上最热闹的时期，红脸黑脸，各呈其妙；刀光剑影，无时不有；杀声震天，血光四溢；诸类族帜，此降彼升。相对安静的，只有石羊河的水流声，仍是那么从容淡定。它将所有的登上那舞台的演员都当成了自家的儿子，无论他们是善是恶，是俊是丑，它都向他们奉献出自己甘甜的乳汁。
张轨是前凉的实际奠基人，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臣属东晋的司马氏。到东晋345年，张轨始称“假凉王”。五凉统治者敦崇儒学，振兴学校，重视人才，优礼士人，宽松学术环境，提倡民间讲学和私家著述。五凉文化因此名重一时，影响深远。无论在经学、儒学还是史学均有一时之秀。佛学上更出现了鸠摩罗什、昙无忏这样的大师。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便始于前凉。西凉乐也是五凉音乐的代表，后来传入唐室宫廷，盛极一时。
石羊河水滋润了辉煌的五凉文化，这是凉州文化的黄金时期。张轨一门祖孙，经营凉州四十多年，励精图治，那时谷水流域富甲西北，安乐无比。其时，四方周边地区往往战乱频发，血流盈池，民不聊生。公元317年，长安遭兵灾之苦，当地死于非命者极多。百姓和士人将凉州视为避难之所，时人谣曰：“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成群结队，拥向安乐窝中的凉州。因人数众多，旧城无法安居，张轨便在姑臧城西北新设武兴郡，安置难民。之后，张轨之子张茂，建筑了“内苑城”和“灵钧台”；再之后，张轨之孙张骏，在姑臧城东、南、西、北四面建筑了“四箱城”，凉州遂成为丝绸之路的重镇之一。北魏文学家温子升作《凉州乐歌》：“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后人岑参也诗曰：“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这种和平盛世，也招来许多文人，为凉州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五凉文化中，保留了许多已在中原战火中绝迹的文化，它们后来成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凉之中，除前凉张轨外，西凉李NB032也对治水做出过贡献，他除了组织大量的军屯之外，还鼓励百姓进行农耕，发展生产。近代出土的反映西凉的诸多壁画中，农林牧桑，皆兴旺发达，其中便有屯垦放牧的场面。史书遂称李NB032“慎刑重农，勤恤民隐”、“故年谷颇熟，百姓乐业”。
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北魏，它对凉州制定的发展政策最符合历史潮流。北魏在凉州地区非常重视畜牧业，并在凉州建立了官营牧场。《资治通鉴·宋记》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北魏欲征河西，河西首脑沮渠牧犍便贿赂北魏大臣李顺，想借此阻挡北魏的铁蹄。李顺常到凉州，熟悉凉州情况，但他却编造谎言说：“自温圉水至姑臧，地皆枯石，绝无水草”，要是出兵，会人马遭遇干渴之险。另一个大臣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畜何以蕃？又，汉人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建郡县也。”魏太武帝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便亲率大军，进入河西。果然，随处可见流水青山，牧草丰茂，牛羊遍野。那姑臧城外，更是沟渠四布，泉水流溢。魏太武帝大喜，斥责了李顺等人，并改变战略，以发展畜牧业为主。魏将所有被俘虏被征服者编为牧户、牧子，课其畜牧，建立官府牧场，命他们常年养马二百多万匹，养骆驼一万多峰，牛羊等杂畜则多得无法计算。
北魏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凉州。凉州大马，使其拥有了当时无敌的骑兵。公元429年，魏军穿越腾格里大沙漠进入河西时，就俘获了战马一百多万匹，牛羊不计其数，从而保证了其他征战的胜利。北魏开辟了河西牧场之后，因其顺应自然，“退耕还牧”，石羊河流域的畜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中原一带的战马供给地，牛羊皮毛也供给甚多。
北魏官办牧场很是成功，影响深远。后来，隋朝在制定有关政策时，也认为在河西与其屯垦，不如发展牧业生产，“以畜牧为事”，则对国家有更大的益处。
西魏和北周时期，河西出现了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个事件：实行均田制。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规定，凡男子十五成丁之后，政府授以不栽树的露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因为要休耕，两年轮休的（二圃制）加两倍，即男子八十亩，女子四十亩；三年轮休的（三圃制）按规定的三倍授以，即男子一百二十亩，女子六十亩。同时规定，男子要授以桑田二十亩，要求在其中种植桑树五十棵，枣树五棵，榆树三棵。
因五凉和北魏时期重视水利，石羊河流域的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口增长很快。据史料统计，西晋时人口为十五万左右，到公元439年，人口达到一百五十万。北魏灭北凉时，仅姑臧城内人口，就达到二十多万，魏太武帝在给太子晃的诏书中称：“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漠中，其间乃无燥地。”
综观石羊河流域的开发历史，凡是顺应自然者，多获大益；而破坏生态环境者，必有灾难。连北魏的统治者都知道退耕还林的重要，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竟然还大开所谓荒地，破坏草场，砍伐树木，将诸多的草场，辟成了撂荒之地，除了为沙尘暴增加一点“营养”之外，我们又得到了哪些利益？
7.盛唐的流水声
时光的页码又翻到了隋唐。
隋政府在石羊河流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大修水利，开掘新渠，修复旧渠，保证屯垦耕地的用水。隋代的屯垦亦兵亦农，以军队士兵为主体，此地居民也多“立堡营田”（《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此外，相当数量的内地罪犯，也被强制充军屯垦，从事犯屯。这是汉代的传统，隋承了汉制。隋代的河西屯垦也有不少失误，一是屯田规模过大，影响了本地区均田制的推行，不利于发展小农经济；二是一味强调屯垦，不兼顾畜牧业，后来的雨量减少，沙漠化严重，牧地与森林覆盖面积锐减，跟这有一定关系；三是其屯垦与军事行动的联系过于密切，用兵则大兴屯垦，和平则废屯抛荒。
大唐却以其独有的胸襟显示了超越历史的眼光。
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大亮任凉州都督，任职期间，积极推行开荒种田以实边的政策；唐长安元年（公元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在位五年，重视兴修水利，农业连年丰收。
大唐在凉州拓疆土，置屯田，兴水利，移民戍边，既加强了国防力量，又解决了其军粮运输等诸多问题。唐朝移民多次，鼓励垦荒，将大片荒地垦为良田，进而兴修水利，引水灌田。据记载，旱田改为水浇地后，产量提高约三倍；双铧犁的推广，提高了耕作效率，一直沿用至今。今天的河西农民仍用双铧犁耕作。
唐代屯田分为两种：军屯和民屯。军屯的土地属国家，官方配发耕牛、农具、种子等，供给口粮，收获全部交公；民屯则是政府把均田制以外的土地，交给屯丁即征夫和流民耕种，他们是均田制之外的国家佃农。《唐六典》载河西“赤水三十六屯”，又按《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胡注：“赤水军在凉州城内，兵三万三千人。”由此可见，河西军屯每屯约千人左右。
唐代的均田制规定，每个十八岁以上的成丁男子受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永业田可作为私产传给子孙，口分田则死后交还政府，改授他人。
大唐在凉州的屯田，成效显著，粮食成山，可支用几十年的军粮。因连年丰收，粮食十分便宜，一匹绢可以换取几十斛麦子，经济繁荣，人口增长，百姓富庶，甲于天下，史称：“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
唐朝的河西诸地，浇水灌田是头等要政，州刺史和县官必须亲自过问。此外，还设了专门用以治水的各级官吏，州上的治水官叫都渠泊使，县里的治水官叫平水和前官，乡里的治水官叫渠头、渠长和斗门长等。这些人是唐朝政府制定的《开元水部式》的监督实施者。《开元水部式》对各级管水吏员的职责有具体规定，记载考核其是否称职，赏功罚过，并规定要对用水者平等对待，明令禁止妨碍灌溉的现象，还有许多斗门的规定。
为了实现所谓“强兵足食”的目的，唐太宗下令对石羊河流域的生荒沃土进行开垦，并实行屯田、屯牧、和籴三项政策。屯田，延续过去历朝历代的传统，以军屯为主，民屯次之；屯牧便是建马场，目的是给骑兵供给军马；和籴就是百姓开荒所产的所有粮食，都由国家收购，即“官出钱，人出谷，两相商量，然后交易也”。
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凉州百姓开发了大量的荒地，其农业耕地面积扩大了许多。当时陇右有二十三州，武威最大，也最繁荣，唐玄奘称：“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丝绸之路上的驼队往来不绝，商旅比肩接踵，奇珍充盈，异宝斑斓。时人赞曰：“填不满的凉州”，意思是无论有多少货物，都可在凉州迅速消化掉。当时的凉州，是那些胡商最青睐的宝地。胡商们从遥远的突厥、回纥、大食、波斯等国，经过漫长的旅途颠簸和风沙洗礼，来到凉州。他们运来了异域的珠宝，运走了大唐的丝绸瓷器等。其国籍之多、人数之众，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历史事件来说明这一点：公元757年，武威九姓胡商不堪重负，犯上作乱，竟占领了武威七城中的五城。这仅仅是一个历史小插曲，丝毫影响不了当时凉州的繁荣，但我们可以看出那些胡商确实有着可与官兵抗衡的势力和人数。
许多唐朝著名诗人，也用其才华讴歌了凉州当时的盛况。张籍诗赞：“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王建在《凉州行》中说：“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元稹在《西凉伎》中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还有诸多诗人，皆有千古绝唱。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石羊河流域便成为全国著名的产粮基地。据《通典》记载，天宝八载，河陇地区总收成占全国粮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
但我们也从大唐的开发中，发现了历史的隐患。对荒地的大量开垦，客观上破坏了自然环境的和谐，诸多草场消失了，代之以耕地。而唐朝更因为征高丽、征吐蕃等战事，连年用兵，需要大量的战马。那数十万计的战马就是由凉州的绿洲提供的。那时，只在我前边提到的邓马营湖中，就有七十二座唐营。至今，凉州的长城镇等地尚有“沙压七十二座唐营”之说，那儿的村子仍有以“前营”、“后营”为名者。据史载，大唐曾在武威置河西节度使，管理邓马营湖的七十二座唐营，其承载量竟达牧马三十万匹。
我在长篇小说《猎原》中专门记载了此事，书中那个叫“猪肚井”的所在，便是以邓马营湖为原型的。此湖本是河水进入沙漠后的汇水之所，历史上曾为湖泊，后来，沙漠前行，河水渐少，湖泊干涸，遂成湿地，再成沃土。因历朝历代的超载放牧，让邓马营湖不堪重负，绿地渐少，终于成为荒漠化的盆地了。
几年前，长城镇的高沟堡发现了一个被沙埋的唐营，从它的被埋情况可以看出，在唐朝的时候，那些唐营便受到风沙的侵害了。按一位老人说，那沙是一夜间降临的。关于它，当地有许多故事。由于风沙的侵害，那七十二座唐营现在已看不到任何迹象，只留下了那些带“营”字的地名。人类跟大自然斗争的结果，便是将那巨大的唐营分割开来，依次分为八十里大沙漠、二十里大沙、四十里大沙等，它们被地理书称为“腾格里大沙漠”。我在长篇小说《大漠祭》中描写的，便是腾格里大沙漠周边的农民生活。只有在沙漠里一些被称为“麻岗”的所在，才依稀可以看出当初的风采，此外只有黄沙戈壁，那沼泽、湿地、森林都成了历史的记忆。据专家考证，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著名诗句，描写的就是他在腾格里沙漠看到的景象。那长河，指的就是今天的洪水河。
石羊河流域的土地数米以下多为鹅卵石，是冰川时代的产物。鹅卵石上面是土层，由河湖黏土和亚黏土夹层的沙质糅合而成。若是植被完整，水土不流失，则地貌便相对稳定，成为绿洲。若是无节制地垦伐，破坏植被，大风便会卷走浮土，土地便会荒芜，向沙漠化恶化，沙尘暴就会肆虐开来。而恶化的沙漠，是再也不可能复原为千里沃野的。
一些学者甚至将大唐的开发，当成是石羊河流域环境恶化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那些纵横天下的战马带走了太多的精气，使这块土地元气大伤，千年间一直不能复原。从那时起，雪线上升，气候渐趋干旱，流沙侵向人类的地盘，荒漠像麻疯那样四面舔去。只有在人类遭受巨大的兵灾之后，无力再干预自然，或是无法再掠夺自然的时候，石羊河流域才稍稍得以缓和，那承载过重的土地，才会泛出一点自然本有的绿色。
石羊河，我们的母亲之河，它曾经是那样丰满美丽，现在却因为乳汁被榨去得太多，变成了干瘪的老太婆。
我们不要忘记，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大唐盛世，是饮着我们石羊河母亲的乳汁，才有了纵横天下的豪情。是石羊河那数以百万计的凉州大马，才驮起了那些扬鞭飞马横行天下的大唐勇士。
但战乱之灾总是伴随着石羊河流域的治水史。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凉州为吐蕃占领。此后，凉州成为历代王朝和各种势力的“拉锯”之地。此后六百多年中，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族相继占据凉州大地，水利失修或遭破坏，大片良田被迫弃耕荒芜。期间，也有有识的统治者采取治水措施，但多限于头痛医头之举，并无统筹和发展。史学家马端临故称：“自唐中叶以后，一沧‘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日之殷富繁华矣。”
8.明朝的屯田
黄羊川上无黄羊，石羊河中无石羊。河水孤独地流过了宋元明清。其时的治水，大多沿袭过去各朝的经验，萧规曹随，多有效验。石羊河虽然发出了沉重的叹息声，但还是养育了一方水土一方人。千年间，同样孕育出了辉煌的文化，如凉州贤孝、河西宝卷，均在这一时期显出了炫目的光亮。其地方官吏教民治水的记载，也散见于各代的史册之间。
西夏时，在河西驻兵十余万人。西夏全民皆兵，“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这时，士兵成了西夏发展生产的主要劳力资源；西夏文《天盛年改定新法》明确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可以永远占用，并有权买卖。西夏用法律的形式鼓励垦荒拓田，促进了河西走廊的土地开垦。宋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辽征西夏，“至西凉府，获羊百万，橐驼二十万，牛五百”。
元代重视农业，鼓励垦荒，大量移民到河西开垦荒地，并提供耕牛、种子、农具等。公元1264年，元朝政府设置甘肃总管府，始治水田，并派专人负责办理河西水利，“始开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
明代时，河西环境开始恶化，“地土瘠薄，天气寒冷”，“霜早春迟，雪多雨少”，“耕种无时，（甘肃镇）附近力勤者种一歇二，方一收获；地远力薄者，三四年方种一次”，“丰歉难期”，使“军伍每以缺食为病”。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宋国公冯胜平定残元势力，河西正式划入明朝版图。明王朝派遣大批军队驻防屯田，实行军屯，以充实边防；又于洪武九年，置凉州卫，此后从内地大批移民，开展屯田，发展农业，设陕西布政司西宁道分守官，兼管屯田水利。
据说，明朝的移民是从山西大槐树下出发的，至今，人问及河西人及许多西部人的祖籍，都会答：“我是从山西大槐树下来的。”可见，这次移民规模巨大，影响深远。期间，明廷遣使臣分巡各地，督修水利，石羊河流域也在兴修之例。宣德年间，明廷又派遗御史巡察河西水利。
此外，当地官员还采取各种措施招募外地贫民开展屯田，使武威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屯田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水利发展，武威当时以黄羊、杂木、金塔、西营四条河流为主，已形成了三十二条灌溉渠道。灌溉网络遍满整个绿洲，农田水利灌溉系统已初具规模，一度被称为“塞北江南”。石羊河流域的灌溉系统，已初步形成了规模。
明朝对河西的水利兴修，史籍多有详述。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河西十五卫，东起庄浪（今永登），西抵肃州，绵亘近两千里，所资水利，多夺于势豪，宜设官专理，治屯田佥事兼之。”说明各地豪强，把持水利，明朝夺回水权，设立专门机构，纳入屯田，统一管理。
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十二月，镇守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王献奏准，将凉州原备御士卒耕种的田地给本处官军之家有丁力者耕种。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水利多被官豪势要侵占，巡按御史许进上言：“河西十五卫，东起庄浪，西抵肃州，绵亘凡二千里，所资水利多夺于势豪，宜设官专理。”明宪宗下诏，由屯田佥事兼管之。
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北沙河下流的三岔、蔡旗等堡告准，每年五月初一日起，由上游的高头、乌牛、徐信、小沙、梅杞等五坝，给下游放水七昼夜。这是武威至今发现有关用水文字记载中最早的一起由官府调解的用水事件。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巡抚都御史杨博写了《查处屯田计安地方疏》，提出：“河西事体重且大者，莫过于屯田一事，即按守巡兵备各将境内荒芜田地通行查出，上下水利不通应该挑浚，人力牛种不足应该处给，从来抛荒未种应该开垦，藏富于民，实自古经略之长策，万一虏骑围斥仓竭，河西亦不至于坐困。”
经过明廷不遗余力的整修，在河西大地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渠、坝等水利设施。但那些河西的大小豪强，千方百计，侵占膏腴之田，并长期占据水道。他们“既占肥饶之地，复专灌溉之利”，使河西屯田之“膏腴在官，而瘠薄归军；官厚其利，军任其赋”，“军民莫敢与争，多误耕种”。为了纠弊，在宣德年间，明廷设立了河渠提举司，负责管理水利，并派遣监察御史巡视督察。
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因北沙河上游乌牛等坝，不容下游三岔、蔡旗卸水，从而引起上下游水利纠纷，官府判定“仍照正德二年规定执行”，但此后纠纷时有发生。这成为后来的凉州跟民勤水利纠纷的一个缩影。这类纠纷，一直持续到了清代、民国乃至当代。在长达数百年的时空中，因为水的争端，同饮石羊河水的大凉州人，时不时就反目成仇，上演了无数惨不忍睹的悲剧。
是水之祸，还是人之祸？
9.清代民国的风云
清朝对石羊河流域的治理，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今天的诸多水系，无不得益于明清两代。其水渠、水规，皆成为后来者继承的宝贵遗产。
清朝前期，凉州百姓充分利用祁连山的雪水，大搞水利建设。据《五凉全志》记载，武威、古浪、永昌、民勤等州县都修了不少干渠，干渠套支渠，支渠再套毛渠，一个发达的灌溉系统随之形成。
清代河西地区的各级行政长官，都兼管水利，在石羊河流域，还有州同、县丞等，以“专司水利”；下面再设有农官、渠正、管水乡老、水利把总等，负责具体事务。此外，乡村的基层头目如乡约、总甲、牌头等，各司当地水利。他们主要负责水渠的巡察维修，并负责灌溉时间、数量、先后次序、纠纷处理、宣传水规、上报情况等诸多事宜的处理。
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水利纠纷再起，凉州卫的高头坝与永昌卫的乌牛坝，因水源发生纠纷，虽经官府判案，纠纷却连年不断，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得以解决。清代多次处理这类纠纷，留下了许多判案碑照，至今还有保存者。但纠纷虽息，百姓却仍在暗暗较劲，我在《大漠祭》中写了一个真实发生在生活中的情节：永昌人认为凉州城广场上的那个铜马大张着口，吃永昌的草，喝永昌的水，粪尿却屙在武威，说是把永昌吃穷了，把武威屙富了，就想了个法儿，塑个金牛，头朝武威，想把马NB031回去。
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武廷适任凉庄道，他依据历史上已形成的用水惯例，并根据当地实际，下发执照，以明水权，更立红牌，以正水规，又选任水利老人，进行分渠管理，沿用于武威已形成的六渠灌溉系统之中，做到了“渠口有丈尺、闸压有分寸，轮浇有次第，期限有时刻，总以旧案红牌为断”，史称“康熙定案”。乾隆《武威县志》称：武廷适“判断水利，永成铁案”。
清朝雍正年间，甘肃巡抚陈宏谟传文各县，要求大修渠道，以广水利。文云：“河西凉、甘、肃等处夏常少雨，全仗积雪融流，分渠导引灌田、转磨，处处获利。渠水所到，树木荫翳，烟村胪列，否则一望砂碛，四无人烟。此乃天造美利，较之他省浚泉开井，利溥法便。”文中还指出渠道失修、管理不严等弊病，要求整修渠道，严格水规，由专人负责，严格管理。
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刊行，此书由凉庄道张之浚等鉴定，由武威人张昭美总修。在此书第一卷《智集·武威县志》的《地理志》中，详细记载了武威县的水源，并绘制水利图，撰写水利图说，对井、泉也作了相应记载。其水利图说，记录了武威已形成的武邑六渠灌溉渠坝，介绍了分水方法和用水制度，是研究石羊河流域的珍贵文献。
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前后，武威黄渠总甲杨明经发现了黄渠用水上的诸多弊病，他扬正扫弊，完善水规，健全水规，强化了该渠的用水管理。
清代前期的水管制度，特点如下：一是水法严明。各县分水渠口，大都立有“宪示碑文”，“按地载粮，按粮均水”，立石刻文，载明各坝额粮额水、分水渠口长阔、水管人员职责等内容。“片言可折，事息人宁”，防止了许多水利纠纷。二是水规具体。以照粮使水为券，遵县红牌，轮流倒坝，自下而上，先哪家，放多少昼夜水，均有具体规定。三是按粮出夫，不得优免。如古浪县水利碑文明确规定建立使水花户册，载明地亩粮额，“如有管水乡老派夫不均，致有偏枯受累之家”，就要“禀县拿究”。
但水规虽具，纠纷难平，屡起争端，连年不息，或截坝填河，或聚众毒打。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九墩沟百姓在白塔河入石羊河汇流口处，引水浇灌东岗官荒地，与镇番（今民勤）百姓发生水利纠纷。清咸丰四年（公元1832年），为争乌牛坝下泉水，武威今双城镇的徐信坝与永昌小沙坝农民发生纠纷，甘凉兵备道委员重新丈明地界，尺丈绘图，发给水利执照。清光绪初年（公元1878～1881年），甘凉兵备道道台铁珊，廉洁爱民，关心水利。其政绩除了兴修水利之外，更以处理民间的水事纠纷著称于世，至今还留下许多案例，成为此后百年间，凉州诸多水事纠纷的处理依凭，其名曰：“武威属陈春堡民与永昌属杜家寨民争水酿命案”、“武威九墩沟民与镇番农民控争石羊河水利案”、“武威与镇番互控洪水河水源案”，等等，既解决了当时的水事纠纷，又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至今，一提铁道台断水案，凉州百姓还会津津乐道。
嘉庆年间，著名学者、武威人张澍考察甘肃水利，以为“甘肃之急莫于兴修水利”，驳斥“甘肃泉源甚少，河渠无多，无水利可兴修”的谬论。他列举了全省可兴修的水利，详细介绍了石羊河流域的源流：“其泉源由天梯山南把截口出者为金塔渠，由杂木寺山口而出者为杂木渠、大七渠，由水峡口而出者为黄羊渠，由白岭山口出者为永昌渠、怀安渠。”
除了从事农业外，清代石羊河流域的百姓多饲养马、牛、羊等牲畜。据有关史料载：凉州府武威县的张义堡及其附近的熏茨沟口、棚子沟口、青山崾岘、新打班、宽沟口、水磨沟口等地都有牧马场。
左宗棠治理甘肃时，也大修水利，他说：“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疏棉，专赖渠水，渠水之来源，惟恃积雪所化泉流而已。地亩价值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水足则地价贵，水绌则地价贱。盖自凉、甘、安、肃以达新疆，大致相若。治西北宜先水利，兴水利先沟洫，不易之理。”又说，“修沟洫宜分次第，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事不劳而利易见。”在左宗棠的倡导下，各地修复了已损坏的干渠，新开了许多支渠。
若遇大旱之年，左宗棠便发动群众凿井抗旱，并实行“以工代赈”之法，即“于赈粮之外，议加给银钱。每井一眼，给银一两或钱一千数百文，验其深浅大小以增减之。俾精壮之农得沾实惠，而目前之救奇荒，异时之永水利，均在于此。计开数万井，所费不过数万金”，“劝有力之家，一律捐资开井，计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两得其益”。从现有的史料发现，凿井大兴于左宗棠治内，此举虽解了当时之旱，也留下了百年之患。科学家发现，那凿井技术，已成为环境恶化的元凶之一。
左宗棠还发动群众植树造林，他要求在路旁“植树一行两行，及至四五行”，其目的，“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足，三是供给夏时行旅的荫弊”。至今，凉州等地尚有左公柳。左公此举，功在清代，益在千秋。
为了防止大旱导致的大饥荒，河西各地还设立“社仓”，它以乡或村为单位，丰年筹集粮食储存，公推仓正、仓副管理，“积谷防荒，储粮救灾”。1907年至1909年，甘肃全省大旱，连续九百九十五天不见滴雨，百姓“不独无粮，且更无水”，“牛马自仆，人自相食”。此时，义仓、社仓已无粮可储，杯水车薪，难以救灾。清人修撰的《五凉全志》称：石羊河流域和镇番县（今民勤县）“移丘开荒者，沿河棋布，致使河水日细，泽梁亦涸，土沃泽饶，变成了往事”。由此可见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
因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地方豪强多霸占水利，兼并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几无立锥之地”，那所谓“水规”，已成为豪绅强霸的争利工具，豪强霸水，水佬卖水，水利已甚衰败。我的家乡，现甘肃武威洪祥镇的陈儿沟更成为抢水的战场。数百年间纠纷不断，死伤无数。为了抢一处水源，百姓动辄啸吁而来，乱棍飞舞，石如鸟飞，头破血流者，倒地惨叫者，伤残送命者，比比皆是，其阵势，跟一场大战相若。我在长篇小说《猎原》和《西夏咒》中再现了这一“历史画卷”。
许多时候，抢水纠纷已经超过了道德底线，我在长篇小说《西夏咒》中记录了发生在我家乡的一件真事：为了能在抢水之战后的处理中赢得道义上的优势，村里人将一个老人弄死，栽赃于对方，说是对方在抢水时打死，终于在随后的处理中多争得了几昼夜的水。至今，村里人谈到此事时，仍然津津乐道于他们的“智慧”，竟然无一人怜悯那个死难的老人。水事带来的人性堕落，由此可见一斑。
石羊河流域的恶化状况惊人地迅速，在明朝洪武年间，石羊河下游民勤县（原名镇番）境内还有湖泊，耕者有其绿地，渔者有其水泊，还有白亭海、昌宁湖、青土湖等湖泊。清朝前期，民勤沙漠中绿地尚多，有可见大量骆驼的骆场，湿地遍布，处处沼泽。到清朝末年，因上流用水过盛，下泄水量减少，武威诸县之间的水事纠纷就多了起来。从明崇祯年间开始，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的用水纠纷就开始上演，历经清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同治、民国历朝，三百多年间，争水战事频仍，和平之光从不曾降临。期间，不乏跟我的家乡相若的血肉横飞的场景。
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当地百姓只好采用旱田压沙保墒法。至今，我的家乡在种辣子等农作物时仍用此法。据《甘宁青史略》记载，甘肃旱地铺压沙田以保墒抗旱，始于清咸丰年间。先在当时的古浪、景泰县一些旱滩地铺压，沙卤之地，竟然变为膏腴。据说，旱田所用之沙，最好的是石子沙，其次是石片沙，再次是细绵沙。所压之沙能维持三十年左右的效力。每隔三十年，用新沙替去旧沙。压沙可以接承雨水，能保持水分湿度，其防旱效果，十分明显。此举开创了利用雨水保农的先河。直到现在，铺压沙田仍是干旱地区所特有的利用雨水保墒措施。此外，衬渠防渗、植树固沙也很是有效。百姓在渠道两旁，砌以草皮，栽以柳树，固沙防渗，风回沙落，树长根行，盘绕交固，便能将那滚滚的流沙之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
民国初年，内战繁多，灾害频仍，水利设施严重失修，人民生计，濒临绝境。民不聊生，饥荒遍处。
据地方志记载，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武威发生了7.75级大地震，对灌溉渠道及水利建筑物破坏严重，黄渠、杂渠、大渠的多半河口被坠石或山区涌下的土石壅塞，水流失控。更为严重的是杂木河山区段被一侧滑坡的山体堵塞，形成了一道自然拦水坝，水泄不下，潴为天然水库，随时都有破坝而下的危险，当地居民要求政府改挖水道泄水，政府借口工程浩大，不予理睬，至六月十七日夜间，积水破坝堤而下。据目击者回忆，“水出山口高达数丈，所过之处，人畜皆为鱼鳖，沿河两岸村庄田地顷刻化为乌有，绳索、衣物等多挂树梢之上”，杂、大两渠渠道遭到彻底破坏。是年，武威县组织成立了水利委员会，各渠废总甲和水老，设渠长以管理水利。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武威遭遇空前大旱，诸条河渠，相继断流，春旱不解，难以下种，夏秋两季，颗粒无收。次年持续干旱，饥民载道，饿殍遍野。时任武威县长的邹光禄在黄渠大龙王宫内，设临时赈济院，以工代赈，修复了被地震损坏的天桥沟，并更名为“永济沟”。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纠纷再起，北沙河上游五坝与下游三坝再因卸水，发生纠纷，其场面浩大，群情激愤，难以止息，愈演愈烈，武威、永昌、民勤三县县长会同武威驻军前往弹压，过程中发生人命重案。乌牛坝率众阻挡卸水头人冉平章被逮捕法办，于次年被处决于武威。四年之后（公元1938年），为解决以上纠纷，甘肃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解决北沙河上游五坝与下游三坝水利纠纷问题的第1132号《甘肃省政府训令》，由县政府抄发三岔等地，以为处理凭据。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武威县政府派遣专人，视察浇灌永昌县东大河山水的武威县沿山一带的渠道，查明之后，发动农民五百余人，在大坝闸湾沙沟整修干砌卵石泄水陡坡一座，以利输水。同年，武威驻军马步青部，为了大兴土木，砍伐杂木河和西营河上游的森林，植被破坏十分严重。更将西营河的水强行逼集于怀二坝、三坝河槽，用以顺河漂运所伐木料，水浮巨木，横冲直撞，沿途河道，多被破坏，沿岸农田，亦遭淹没，致使沟壑纵横，河床裸露，水流四溢，一片残败。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武威成立工赈委员会，以工代赈，先后整修了双城、永昌、黄羊河天桥沟引渡槽、西营平交道、杂木校尉营平交道工程等设施。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地处大后方，以武威资源丰富，发展水利，增产粮食，支援抗日，便成为当务之急。1941年，国民政府组建成立了“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宋子文为董事长，沈怡为总经理，汇集一批人才，主办农田水利，兼管森林畜牧。1943年秋，蒋介石巡视西北，驻节兰州，召见水利官员，认可其开发水利的设想，将其提案交行政院核议，提出以整修旧渠为主，全力开辟新渠，并制定《甘肃开发河西水利十年实施计划纲要》，但因后来内战，所有设想，皆成空谈，水利仍呈破败之象，灌溉失时，饥荒四布，大好的凉州苍夷四布，民不聊生。
在新中国建国前的数千年里，石羊河的治水史有如下特点：一是因凉州山川地理所限，历代治水工程，都用力甚剧，浸透了历代百姓的血汗；二是治水之路漫长而曲折，安宁则水治，动乱则水废。每次社会矛盾的激化，最先受害者，多是水利。许多时候，水利也会成为矛盾之焦点和导火索；三是历代治水，皆无大手笔动作，多区域性的修补和小沟小渠的沟建，各自为政，互相制约，水道紊乱，缺乏统一规划，少政府行为，无投资机制，多由百姓率性而为，随意而做，自发组织，零敲碎打，少整体规划，多随意引流，缺乏科学性和统一性。只有到了新中国以后，石羊河流域的治水，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2009年10月13日完稿于甘肃凉州石羊河畔，收入《中国治水史诗》一书，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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