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生与死，相距如此之近

赵树理：生与死，相距如此之近

新记：

赵树理先生诞生于1906年9月24日，去世于1970年9月23日，享年仅仅64岁。

生与死的日子，相距如此之近！ 1996年，在他九十诞辰之际，我写下这篇长文，寄托我的哀思，勾勒一个时代的悲剧。

在他的生日与祭日又一次来临时，重发旧作，不只是为了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也是为了悲剧不被人们遗忘！

李辉，2014年9月23日，秋分时节，北京一天均在小雨中。

一

今天是清明节，是生者祭奠死者的日子。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开始写这篇关于赵树理的随感。

赵树理“文革”中的遭际，在诸多受迫害的作家中，是非常凄惨的一个。关于他的磨难有不少传闻，有些细节今天难以想象。人们常爱提到这样一件事：一次批斗他时，他被架上用三张桌子搭叠起来的台子，最后被一个批斗者猛掌击下。这次批斗造成的后果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两根肋骨被摔断，肺叶被折骨戳破；也有的说是摔坏了髋骨。到底是肋骨骨折还是髋骨摔坏，似乎已经没有辨析的必要，反正他是在这次批斗之后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并在痛苦折磨下走完生命的最后时光。

他是在1970年走到生命终点的。这一年9月17日，他又一次被押到批斗会场。一天前，他刚刚度过他的六十五岁生日。不过他是在一种寂寞无奈的境地下度过的，没有欢乐，没有温暖，只有阵阵凄凉弥漫于监禁地狭小的空间。他何曾料到，这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他已经不能行走，甚至爬行也无力做到。他被强行架到太原当时最大的湖滨会堂。于是，在《赵树理传》（戴光中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里，我读到了几乎令人窒息的描述：他确实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张桌子，叫他把双肘撑在桌面上，胸部抵住桌沿，两手捧住脑袋，认真听取批判。然而，每一个批斗者，雄赳赳地踏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就是“赵树理站起来”，接着是“抬头示众”，“低头认罪”。听到这一声声的吆喝，赵树理条件反射地站起来，困难地弯下腰去。……他渐渐地支持不住了，头上滚下黄豆大的汗珠，两腿索索颤抖，过了半个小时，就一头栽倒在地……

尽管晕倒在地，赵树理仍然没有被送进医院。五天之后，当他再次病危，不得不送进医院时，他的生命之火已经黯淡，几个小时之后就将熄灭。这位曾经被誉为他的时代最有典型意义的作家，这位创作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登记》等作品的人，留在儿子记忆中的最后一幕，却是这样一个场面：父亲一脸惨白，浑身颤抖着滚在床上。见我过来，他抖索着伸出左手来，铁钳似的抓住我的一只手，死命地摇晃起来，嘴张了几张，翻出白沫，嗓子里呼噜呼噜打响——父亲再也说不出话来。

一个曾经那么出色地为他的时代而讴歌的人，竟然会被骤起的风暴所吞噬；一个人的生命在那么一个特殊时刻，竟然如此无情而又无所谓地被抹去，无法令人置信。但是，他的儿女们，当年却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冷冰冰的现实。

在二十多年后这样一个日子里，想必赵树理的儿女们，仍会如同往年一样，到墓地祭奠父亲。在江南，现在已经是春暖花开细雨渐沥的季气，但在北方，在赵树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山西，春天通常还显得很遥远。如果大风骤起，黄沙便会铺天盖地肆虐而至，把整个天空抹成一片昏暗。在这样的日子里，在昏暗天空的映衬下，祭奠父亲的儿女们，心情自然会尤为沉重。我猜想，每当他们想到父亲告别人间的最后一幕，对历史的感受便会与众不同。那是一片风沙漫卷的天空，没有阳光，没有春意，只有无尽的悲凉。

不难想象，对于他们，祭奠父亲追思父亲的心情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二

我不知道，在清明节，除了亲友之外，还会有多少人在心底祭奠着赵树理这样一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

一切仿佛显得遥远，虽然时间的流逝只不过二十多年；一切又仿佛显得陌生，虽然许多事情曾一度刻骨铭心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我曾经有意识地问过一些朋友：今年是什么日子。开始他们都觉得我问得兀。今年就是今年呗。今年无非是去年的继续，今年无非是明年的去年，年年不都是有这样的日子，年年不都是该来的来该走的走，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在沉吟片刻之后，他们先后都醒悟到今年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今年是“文革”爆发三十周年，也是粉碎“四人帮”和“文革”结束”二十周年。苦难和悲剧也好，历史转折和新时代开始也好，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对于今年来说，“三十周年”和”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是时间为之赋予的沉重的历史分量。这种与历史的联系，注定无法摆脱，不会因为人的意愿而予以改变。

一位前辈在突然想到这一点时，不由得恍然大悟一般拍拍自己的脑袋，连声说：我怎么会忘了呢？

他在自责。

其实也不必自责。人总不能永远沉溺干往事文中．背负昨日的记忆而生活。记忆不管是痛苦的还是欢乐的，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现实生活在人们心目中的首要位置。人生来就该拥抱现实，应该永远充满活力地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现实生活的创造之中。往事的记忆，只能是现实人生诸多风景的一幅远景，它可以使—日日出现的新风景多一抹浓烈的色彩，但它却不应该蔓延开去，把别的一切都消融殆尽。

时间看来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文革”刚刚结束时人们控诉“文革”的那种激愤、慷慨的语调，早已消失在时间的消磨之中，谈论昔日悲剧的心情和口气，也随之有所改变。渐渐地对有些事情人们看得淡然多了。历史上的人大概—直就是这个样子。过去、现在和将来可能都是，这或许是一个规律。

想到这里，我不免有些坦然了。

然而，当我呼吸着清明节的空气时，当我想到那些在“文革”中蒙冤而死的亡灵时，当我想到今天的人们该如何面对他们付出的历史代价时，我为看到的一些淡漠而吃惊。

更令人担忧的是，曾经有过的历史悲剧，却被无意或有意地淡忘，或者，因为某种个人的、观念的需要而予以矫饰。在某种情形下，沉重化为轻飘，惨状化为淡淡一笔。甚至还有些应该忏悔者，并没有丝毫的自责，仿佛时间的流逝已经冲刷掉了自己身上当年的污垢，转眼间又可以品尝自己曾经拥有过的历史荣耀。

前不久，看到一此报刊竞相转载一则关于“文革”中马连良之死的消息。这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因为出演《海瑞罢官》而遭迫害，过去传闻他是不堪迫害自杀而死。这篇新近发表的文章写道，马连良并非自杀，而是因为心脏病猝发。一天深夜，红卫兵突然来敲马连良的家门，敲门声吓坏了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状态的马连良，结果心脏病发作，送进医院而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代宗师便这样因恐慌而告别人间。对历史细节进行考证和辨析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可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叙述这一悲剧时所采用的那种冷漠，尤其是行文一再强调来敲门的红卫兵，其实是来准备借炊具的，并非来揪斗马连良。这样一来，给人这样一个感觉，仿佛在红色恐怖日子里无端给人带来恐慌的举动无可厚非，而“胆小、紧张”的马连良倒显得奇怪了。

另外一件事情还是与京剧艺术家有关。几年前，曾读到一篇批评电影《霸王别姬》的文章，作者不满于电影对主人公在“文革”中悲剧结局的描写，认为这完全是导演对历史的一种歪曲，因为像梅兰芳等京剧艺术家都受到了高度重视，艺术生命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一例证当然不错。但是，作者恰恰回避了导演所依据的“文革”现实，回避周信芳、马连良、严凤英、盖叫天这样一些艺术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悲剧结局。

历史难道真的可以因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模样？人难道真的可以随心所欲地解说历史？我困惑着。而且我相信，困惑的远不止我一个人。

困惑中，我仿佛看到了赵树理他们质询的目光。因这目光，我分明感到了今天的人们，手中的笔应有的历史分量。

三

第一次知道赵树理的名字，恰好是在他去世的1970年。那时我只有十四岁，当然不知道在遥远的山西他正在迈进地狱之门。

我熟悉的一位前辈，夫妇都是师范学院的文科教师，在被迫下放到山区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将一大批书送到废品收购站。他们知道我爱看书，便从中挑选了一部分送给我，它们就成了我少年读书时的最大的一批财产。这些书中，有赵树理的《灵泉洞》。

许多年前阅读《灵泉洞》时的兴奋，现在依然没有淡忘。记得那时特别迷恋武侠和历史演义，而赵树理的这部小说与《三侠五义》、《隋唐演义》一样吸引了我。在当时，《小二黑结婚》之类的故事，当然远不如《灵泉洞》环环相扣的抗战故事更能吸引我。后来才知道，在赵树理的整个文学创作中，这部小说并不属于佼佼者。但我看重它对我所具有的意义，它毕竟满足了当时一个少年的读书欲望。

随着年岁的增长，才渐渐发现赵树理的创作远远超出了“讲故事”的范畴。

赵树理真正属于农民。他为农民而思，为农民而写，他的文学成就、他的人生价值都因此而形成。从来没见过别人能够像他那样，执著地把农民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甚至为了符合他所选定的读者层的需求，他宁愿改变作品的篇幅、结构。虽然有时不免显得有些偏颇，但对他来说，这却是真诚的选择。从文学上看，他被公认达到了“大俗大雅”的境界，而他那种与农民保持的血肉联系，因这种联系而表现出来的务实精神，更使他在他的时代注定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命运。

他曾经那样荣耀，以一种全新的对文学的理解和创造，为天平向“普及”倾斜的新时代文学提供了最好的范本。他用他的方式，将正在出现的新型生活形态，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当赢得一阵阵喝彩时，他的声望达到了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高度。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被视为一面旗帜，而不仅仅再是一个纯粹个人意义上的作家——虽然文学家常常应该是个人意义上的称谓。

然而荣耀并不紧紧伴随他。那种对农民的透彻了解，那种与农民，与土地庄稼互为依存的使命感，早已融汇于赵树理的血液之中。他艰难地在变化了的现实面前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从不愿意游离于时代之外，他身体力行地深入生活。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试图跟上每一次的旋转，但他的务实精神和固执的性格，使他越来越无法适应迅疾变化着的现实生活。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旗帜和口号，都无法根本改变他的清醒和执著。由来已久的生活态度，最终使他无法回避农村现实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更无法做到任由虚幻蒙蔽眼睛，将文学简单地作为演绎“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的工具。他没有改变自己。

无法改变。

赵树理总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他是农民的一员。写小说是为农民，一言一行都是为了农民。这样，当他生活于农民之中时，这种与农民天然的联系，决定着他的政治热情、文学观和人生态度。他看问题的出发点，最终离不开他脚下的土地。

于是，渐渐地，他变得不合时宜。昔日的荣耀开始黯淡，他的身影不免显得有些孤单。他心甘情愿地退出了舞台的中心，或者素性变为一个观众，看某些按照新的要求进行创作的作家尽兴地在那里表演。

从个人创作的现实名利来说，当年的落伍对于赵树理无疑是一个损失。可是，当历史烟云散去，当中国令人难以置信地重新回到一个实事求是的起点后，人们才发现，赵树理当年发出的声音竟是那样美妙动听，他的朴实、固执和坚毅令人钦佩。在历史的天幕映衬下，他那孤单的身影，甚至也具有了孤傲的意味。

赵树理不会被人忘记。不仅仅因为《小二黑结婚》文学上的划时代意义，不仅仅因为《实干家潘永福》的空谷足音，也不仅仅因为他在“文革”的命运悲剧，而更在于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在容易被热情融化的特殊年代里仍然保持清醒头脑的人。从某种角度来说，在悠悠沧桑之中，人格的力量往往更能触动人的心灵，也更有生命力。

四

读过小说《三里湾》，或者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的人，不难产生这样的印象，赵树理是满怀热情歌颂着合作化在农村的兴起。当时他的创作意图十分明显：合作化应该发展，而不是限制；农村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通过他的笔，人们看到了农村前所未有过的新现象。

这该是赵树理五十年代最为荣耀的时候。他的小说发表在1955年，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而在这前后，关于合作化冒进与反冒进的斗争，正在决策圈里进行着。无疑，赵树理以他的作品站在了欢呼合作化高潮到来的这一阵营之中，这就难怪《三里湾》一时间洛阳纸贵。在用作品配合现实、演绎政策方面，赵树理达到了他的又一个高峰。

这却是最后一座高峰。

当我们走进赵树理的内心，当我们了解到他当时真实的想法，便会发现，《三里湾》其实与他一贯的思想，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赵树理传》讲述过一件事情。1951年秋天，中共中央在华北地区召开农业合作化问题讨论会议。毛泽东曾对主持会议的陈伯达说：“一定要请树理同志参加会议，别的人缺席一个两个不要紧，赵树理可千万不能少。他最深入基层，最了解农民，最能反映农民的愿望。”但是，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赵树理表现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与会的各方代表基本都说农业合作化好，都说农民迫切希望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惟独赵树理在会上唱了反调。他这样描述农民的心理和愿望：“石（实）打石（实）地说，老百姓有了土地翻了身，真心感谢救星共产党，但并不愿意急着交出土地走合作化道路，愿意一家一户，吃吃劲劲，自由自在地好好干几年后，再走集体化道路。”

然而仅仅三年后，他写了为合作化高潮大唱赞歌的《三里湾》。这不免有些令人不解。是变化了的现实生活业已改变他的看法，还是他一时无法抵御配合现实的诱惑？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他是否真诚地拥抱着他的人物，是否把笔下涌动的一切，都视为自己真情实感的表达？这只有他自己知道。

不管怎么说，《三里湾》为赵树理赢得了文学的荣耀。他完全可以顺着这样一个创作思路走下去，也完全可以把握住备受青睐的机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明显，久久闪烁它的光芒。

赵树理却没有。

真实的人就是这样，他的人格一旦形成，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或许可以一时违背初衷，或许因为某些外在因素有所修正，但只要他把如何做人放在首位，把良知放在首位，他就不至于人为地蒙上眼睛，回避现实的种种存在。

就在《三里湾》发表后不久，赵树理开始发现，他曾经为之热情讴歌的合作化，并非像他所想所描述的那样，总是一片玫瑰色。问题逐渐显露出来，而这，在他看来，是不容忽视的、实实在在的现实。1956年，他曾给长治地委负责人写信说道：“最近有人从沁水县嘉峰乡来谈起该地区农业社发生的问题，严重得十分惊人。……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

赵树理终于以这样一种清醒的务实姿态，走出了创作《三里湾》时的矛盾境地，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感觉。可以想象，在写信的片刻，他一定有那种为农民代言的庄重感。他知道，他来自农民，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与农民息息相关。虽然文学上的成功，使他已经走进城市，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但他不能忘记那片哺育他的土地，不能忘记那些熟悉的农民兄弟的目光。

在有的人看来，这也许算不上高大，也算不上叱咤风云，但对于赵树理来说，真实地反映农村现实，真实地为农民代言，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在他所生活的岁月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远比人们今天的想象要艰难得多，它需要拥有思想者的勇气。

赵树理因他对农民的热爱和真实的人格，无形之中具备了这样的勇气。

他以重新恢复的这一精神状态，走进他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很快将要面对的，是人民公社，是大跃进，是更为严峻的现实。

他将用他的方式，为自己勾画一个孤傲的形象。

五

想到赵树理，我总是仿佛看见一个如同老农模样的人行走在田野间。他一往情深地呼吸着田地里散发出来的气息。他一把抓住泥土，就如同抓住了生命的感觉。

这便是他的生活。在他看来，离开了田野和农民，他的文学便失去根基，失去了灵魂，便只是一片苍白。

他真正一头扎进了家乡的农村。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几乎从未中断过与农村联系。虽然成为专业作家，一度居住北京，但最让他留恋的最能激发他创作欲望的仍然是家乡的农村。只要有可能，他就回到那里。他两度担任地方上的县委副书记，以特殊份直接参与到领导生产的工作之中。以这样的方式，他希望能够接近农民，希望能够在发展变化着的农村生活中，发现新的人物新的故事，继续使自己手中的笔，敏感地为时代而讴歌。在当年“深入生活”的作家行列中，他无疑是一个佼佼者。

然而，困惑和苦恼也由此而产生。

像他这样性格的人，许多时间里，还做不到“深入生活”，仅仅作为一种外在的方式而停留在形式上，一旦走进农村，他就不可避免地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响应号召，对于他来说，并不意味着放弃一个作家的独立思考，更不意味着先入为主地用某种观念来寻找印证的实例。他的创作经历，他已经形成的人生态度，使他只能深切地理解“深入生活”应有的本来意义，而非仅仅将之作为一种点缀。

一位学者朋友新近从日本讲学归来，和我谈到了赵树理。他认为以往对赵树理的理解，有时不免显得单一。在他看来，赵树理和柳青有不少相通之处。在他们反映合作化时期农村生活的作品中，真正生动深刻的地方，正在于他们对农民传统心理和持性的真实描写。我很赞成朋友的这一看法，尤其对他所说的如何认识赵树理“问题小说”感触良多。

赵树理曾经将自己的作品概括为“问题小说”，并说他就是通过一个个人物和故事来反映生活中的问题。他还明确表示自己的小说为政治服务，为农民服务。朋友说，过去人们对赵树理所说的“为政治服务”只是从一个角度理解，即赵树理创作小说是服务于政治的需求和号召。其实，这未必是赵树理的全部思想。他的服务于政治，并非被动地诠释，被动地呼应一时一地的政策，还应包括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就是，他总是试图通过真实地反映生活来揭示种种问题，以此来影响政治的运作和政策的制定。这同样是一种服务，甚至是所有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功能。是否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像他这类使命感十分强烈的文人，苦苦地将之奉为圭臬。

朋友的一番话，的确从另外一个角度走进了赵树理的内心。当我们将赵树理置于历史演进过程中予以考察时，便不难发现，他始终拥有一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主动的而非被动的，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他是在以不同的方式，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挥洒着他的才华和思想。

六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对赵树理显然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他也曾和许多人一样，为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而欢呼，但一旦走进农村，一旦深入到农民中间，生活告诉他的东西就远远超出了报告、报纸、广播的局限。他此时在家乡当挂职县委副书记，一日甚过一日的浮夸风，干部领导生产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乃至人民公社形式本身所存在的弊病，都不能不令他忧虑，令他思考。

当年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还清晰记得赵树理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务实精神。在1959年2月中旬，县里召开春耕生产誓师大会。蓬勃兴起的大跃进热潮，已经使不切实际的浮夸风蔓延至农村每个角落。各级干部们惟恐自己落后于他人，生产指标于是报得越来越高，互相攀比，顿时成为时尚。一个大队的领导在会上报了一个十分惊人的计划，被树为全县的跃进典型。赵树理听了则心情沉重。会后他便找到这个大队干部开门见山地说：“我算了算帐，照你这样的计划，肥料铺到地里得有半尺多厚一层，庄稼挤在一起成了绒毛毯子。依我看，这么个干法，只能长把草，连一颗粮食也收不上！”

他的这种态度，自然引起其他领导干部的不满。为此，倔强的赵树理，和县委书记争吵起来：“我们做工作，不单为了向上边交帐，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负责。指标好定，想定多高都行，可是以后打不下那么多粮食，还不是苦了老百姓！”说这些话时，他不会想到，人们很快就将因为自己的虚假和浮夸而遭受饥饿的苦难。但他以清醒的意识，以为农民代言的作家身份，隐隐感觉到潜伏的危机。

这便是深入生活赐予赵树理的收获。他本来是如同其他作家一样，带着创作任务回到家乡的，计划反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带给农村的巨大变化。但所见所闻所思，使他迟迟不能提笔。面对令他困惑的现实，他感到还有进一步了解和体验的必要，还不能单凭先入为主的某种意愿来创作。他给当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邵荃麟写过一封信，如实汇报自己的真实思想。在信中他肯定农村发生的变化，但同时坦率地说道：“目前的生产虽然也按时进行着，但因为新的制度、新的方法不够健全，干部和群众对它也不够熟悉，所以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不像我们理想的那样高，不合乎更大更全面的跃进精神。及时把这些情况反映于文艺作品中我以为还不是时候，因为公社的主要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在工作中也没有发现先进的、成功的例子。作品无非反映人和事，而这两方面现在都没有新的发现。所以我打算再参加一段工作再说。”

研究赵树理的学者发现，在1958年前后赵树理的创作是非常慎重的。他的言论比他的作品提出的问题不知尖锐多少倍，但在写作品时，他还尽量考虑当时的社会效果、社会影响。赵树理说过这样的话：“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这便是他的苦闷。

没有匆匆动笔创作文学作品，没有像不少作家那样走马观花之后就大声放歌，并不意味着赵树理对生活无动于衷，更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一个革命者、一个作家的应有的责任。1959年，他写下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文章《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他将这篇长文寄给《红旗》杂志，并附给中共中央两封信。他不会反对正在进行的一切，而是真诚地希望一切能够在一种符合农村实际的前提下进行。这篇长文涉及面很广，可惜在收进《赵树理文集》时只选用了一部分，无法看到它的全貌。而那两封信，更无法见到。但是，仅仅阅读重新发表的部分内容，我们就能发现，赵树理当年所发表的意见，其正确性和实事求是精神恰好被后来历史的发展所证实。由此，我们不能不感慨赵树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难能可贵。

譬如，他从农村生产实际出发，认为公社不能对农民应该种什么发号施令：“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做计划的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全社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管理区感到掣肘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

在另外的场合，他还以形象的比喻表示不赞成“大锅饭”方式。他说：“吃饭采用现在的大锅饭方式，即使到将来恐怕也行不通。将来凭劳动所得的货币，什么也能得到，衣服、日用品、食品等等，但混在一起吃饭，总还是不行的。一个家，七口八口，孩子大了，娶了媳妇，经济由父亲控制，还是大儿子控制呢？媳妇要做件衣服，但婆婆公公不同意，媳妇说，我在外边干活一二百工分，做件衣服也不行？一个家都不好组织呢，吃大锅饭能解决问题？”

赵树理将长文寄至《红旗》杂志时，庐山会议还没有召开，他绝对想不到，另外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也正在如同他一样，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进行着严峻的独立思考，并将在一个决定中国历史的庄重场合，写出一封维系自己政治命运的信。

赵树理的文章当然没有发表的可能，随之而来的庐山风云，彭德怀意想不到的被罢黜，使所有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真实反映和认真思考，一时间被打入冷宫。赵树理的文章被转到中国作协他理所当然成为“反右倾”运动中首当其冲的一个对象。

他只得面对—次次大大小小的批判会、讨论会。但是，实际上谁也不可能改变他。他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对农村的真实了解。两年后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仍然坦诚直言，并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农民入了社，本来俊妇女婚姻美满嫁了个好丈夫，可是一瞎指挥，这个丈夫又变成了旧社会从没见过面的生入丑汉，只得好赖过下去。

这便是赵树理。一个在历史烟云中没有失去自我的文人。那些虚假赞歌和下笔匆匆的应景之作，已经被岁月的流水带走，而赵树理这些闪烁着真知灼见的文字，则不会失去它们的光彩。

七

去年我到大连去参加一个会议，所住的宾馆听说正好是1962年中国作协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的地方。这是当代文学史上一次重要会议，通常被叫做“大连会议”。十几位擅长于农村题材的小说家，赵树理、周立波、康濯、李准等出席座谈会，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茅盾、周扬到会讲话。强调“深化现实主义”，肯定“中间人物”形象的描写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是座谈会的主题。

住在这样一个地方，我自然产生一种历史感。

宾馆依偎着一个海湾，景色优美而幽静。我在饭后喜欢一个人漫步走到海滨，站在岩石上眺望大海。我想象着赵树理他们，也如同我一样伫立海滨，眺望大海。

年复一年，大海从未停息过它的涌动。三十几年前它是这样涌动着，三十几年后它还是依然故我，只是人世间发生的种种变故，远不是大海所能明了的。它不会知道，当年伫立于海滨的那些人内心的涌动，不会知道，他们后来将因为一次巨大的历史风暴而受到程度不同的磨难，更不会知道，我在凝望它一次一次的涌动时所产生的一种历史感慨。

赵树理在“大连会议”上被作为一个成功的典型而备受称赞。在承受了大跃进浮夸风招致的灾害之后，人们自然认识到了赵树理的价值。他所表现出的清醒和冷静，他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农村人物的众生相，无疑为这次会议提供了最好的范例。邵荃麟在所作的关于深化现实主义的报告中，便这样说：“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些作家和评论家，有感于前些年的偏颇、盲目和狂热，从而愿意在“现实主义”这样一面旗帜下，或多或少地寻找到一些重新激发出文学活力的基因。今天来看，他们实际上无法摆脱所处历史环境的局限，但他们的努力却是值得敬重的。

然而，这次会议或许可以说是文学界在“文革”大劫乱到来之前的最后一次光彩的亮相。对它的批判，仅仅过了两年就开始了。1964年《文艺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公开批判这次会议，邵荃麟所提出的“中间人物论”，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是风暴到来之前的征兆，是不远处传来的隐隐雷声。可惜，谁也不可能料想到风暴会来得那样快，来得那样凶猛而难以招架。因为这次会议，邵荃麟多了一条罪状，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和迫害，并于1971年病死狱中。赵树理同样如此。他们的命运结局，为‘大连会议”添上了最为沉重的一笔。

对“中间人物论”的公开批判，等于宣告了赵树理文学生命的结束。实际上也是如此。喜爱赵树理的读者不难发现，他笔下最为生动最有光彩的人物，并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或者邪恶的反面人物，而是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的“中间人物”。按照他的说法，他在生活中看到的、熟悉的大多是这样一些人物，而不是新人、英雄，或者“阶级敌人”。他们普普通通，他们有着人性共有的优点和弱点。在他看来，正是这样一些人构成了生活的主体，在新时代的变化之中，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最值得描述出来，刻画出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越喊越响的时候，他仍固执地认为，在农村存在着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先进与落后、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他一直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创作。他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文学风格，更不可能改变自己对生活所持的严肃态度。他只能这样继续走下去，直到面前赫然树起一块“然止通行”的路牌。

赵树理的许多想法和业已形成的语言风格，明显地越来越与当时所提倡的文学创作方针发生矛盾，或者说非常不协调。熟悉他的作品的人会看到，即便在反映新生活的小说中，他也很少使用流行的政治术语，更没有脱离人物性格的所谓豪言壮语，他总是有意识地死死把握住生活的原生态，让笔下的农民真正活起来。正因为如此，他对日渐盛行的种种新的做法，表示出不解和疑虑。

1965年10月晋东南地区在长治市举行“戏剧观摩汇演”大会，赵树理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最近，我看到有些剧本里，你写是英雄人物学‘毛选’，他写是模范人物学‘毛选’，灯光一照，‘毛选’一翻，念上几句后，思想通了，矛盾就解决了。这叫典型的公式化、概念化。……上级领导部门对编剧人员不要给定指标，更不要搞突击，比如一年编三个大剧，三天突击一个小剧，这样的领导叫外行。”“最近下乡看了几次戏，不是学‘毛选’，就是开会、积肥、担粪，你把台上搞得‘臭烘烘’的，谁还愿意买票看戏呢？这样的戏把观众都看瞌睡了，旁边有人问他，你怎么睡着了？她说：‘白天我担粪，晚上看担粪，因为白天担粪乏了，所以晚上乏得不能看。’对于观众的这些反映，我们搞戏剧工作的应该很好地考虑考虑。”

持这种态度的赵树理，被时代淘汰已成为必然。尽管他也曾出色地配合政策，讴歌时代，但过去毕竟属于过去，在六十年代的中国，既然不能把“阶级斗争”作为小说的主线来构思，那他就该将曾经拥有的位置让出来，这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八

写到这里，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另一位农民作家浩然。把赵树理和浩然进行一番比较，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而彼此之间，创作观念的差异，文学风格的迥然不同，乃至“文革”中命运遭遇的截然相反，有着许多令人感慨令人思索的东西。

浩然和赵树理有着相似的生活经验。他也成长于农村，从田野里走来，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和热爱。不过，创作观念却完全不同。赵树理总是执著地认定，应该尽可能地根据现实中发现的、感受到的生活来创作，而不能先入为主地根据观念来创作。他的成功源于此，而最终被摈弃也源于此。与赵树理不同，浩然从五十年代一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就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创作观。一位与浩然差不多同时走上文坛的作家，曾经对我讲述过一件往事，“文革”前浩然在一次介绍创作体会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在构思小说时，对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常常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去设想。譬如，到商店去，遇到一个营业员态度特别恶劣，甚至挨了骂，但在写小说时，我就设想遇到一个营业员，对人如何热情如何周到；一个生产队员懒惰消极自私自利，我就设想一个勤劳积极大公无私的形象……

第一次听到这个掌故时，我还以为是那位作家的一种幽默的调侃。但当我读到“文革”中浩然出版的一本散文集，看到他

以类似的表述介绍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我才相信这是真实的。在这一点上，浩然恰恰表现出与赵树理的本质区别。赵树理在1965年不断受批评的情况下，仍然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没有胆量在创作中更多加一点理想，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浩然那里却不然。观念远比生活更为重要。我想，这样一种将观念置于生活之上的创作方法，恰恰是理解浩然、认识浩然的一把钥匙。有了这样的创作方法，他才有可能适应新的需要，才有可能“阶级斗争”作为主线来反映农村生活，塑造出赵树理无法塑造出的新的英雄人物。

我们不难看到，浩然早期的作品，还带着田野的清新，展现出与赵树理笔下的山西农村有所不同的另外一种北方农村生活形态。但是，就是这样一些作品，也没有赵树理作品中“中间人物”们的复杂与无奈，也没有赵树理在实际生活中对种种存在问题的忧虑和思考。到六十年代的《艳阳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便成为小说的基石，所有生活和人物的调动，都在这样前提下进行。“文革”中创作的《金光大道》，则在一个特殊时期达到用观念主导创作的极致。“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好，“路线斗争”也好，“三突出”也好，都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至于那部描写西沙之战的小说，则纯属“听命之作”，只不过为“文革”这个特殊时代留下一个文学的怪胎而已。

赵树理无法走下去的路，由新一代的农民作家浩然走了下去。

赵树理失去了荣耀，并在“文革”中有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但从人格的完整塑造和文学生命的永恒来说，这对他或许是不幸中之大幸。

浩然拥有了荣耀，并在“文革”中达到一个他人难以企及的顶峰。但这对他或许是幸运中之不幸。

不管怎么说，浩然是以他独有的姿态，从五十年代走到六十年代，走到“文革”。其中有多少偶然，又有多少必然，远非三言两语能够叙说清楚。但是，当人们回望三十年前的“文革”时，就不能不注视到这位当时惟一依然走红、并不断推出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小说的作家。这样一个作家，远非仅仅个人意义上的创作者，而是已经成为那段历史的纷乱场景中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是历史人物，就注定和历史所产生的荣耀、缺憾、羞耻、内疚等等密不可分。人们认识历史，反思历史，也就必然需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冷静客观的、同时又是深入透彻的解剖。这并非针对某个个人，而是历史思索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浩然会成为长久的话题，只要人们还会认真地去认识“文革”，反思‘文革”。

九

我不知道，用罂粟花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文革”最初带给一部分人的愉悦是否确切。

田野里，罂粟花呈现着美丽的艳红、粉红、白色，给人们以视觉上的兴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会发现它所产生的毒品，实际上最终将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简直就是邪恶的化身。

在赵树理眼里，“文革”一开始所提出的号召，对他来说是有诱惑力和吸引力的。我读过一篇《记赵树理的最后五年》（王中青、李文儒），其中就详尽地叙述了赵树理在“文革”初的这一精神状态：

对于“文革”，赵树理开始是拥护的，赞成的。他虽然在较长时间里觉察到在农业战线上，从上到下存在不少问题，但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严重的“左”倾错误及其继续发展，并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在“左”倾错误论点的指导下发动的。他以他的理解，感到开展这个运动也是可以的。比如，他感到政治生活中是存在一些官僚主义，该反一反。像他在农村实际工作中看到的好多好多问题，向领导反映，可是领导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却反过来给他做思想工作，认为是他的看法问题。对这种贻误工作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赵树理是痛恨的。他希望反一反。再如从1958年以来，他发现各级干部在工作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说假话现象，形成一个哄骗局面，下级哄上级，地方哄中央，哄毛主席，毛主席了解不到底下的确实情况。以前大家都和群众在一起，以后接触群众少了，问题也就多了。这还是官僚主义，反一反也是对的。另外还有文艺界的官僚主义，也该反一反。

持类似赵树理这种想法的人当时其实并不少见。

这便是我眼中一个真实的赵树理。他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也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大彻大悟，或者如一个全知全觉者，对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有一种透彻的理解。他有自己的一块天地，在那里面他通常显得游刃有余，始终把握着自己。但一旦“文革”来临，在其他领域的复杂性面前，他不免显得天真、单纯和幼稚。他的革命热忱，他对伟大领袖的崇敬，都不可能使他在“文革”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风暴席卷而来时，仍然拥有历史的清醒。他不会明白这场“革命”的目标真正所指，也不会明白这场“革命”对自己这样一些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相反，长期政治运动已经形成的习惯，他对历次运动作方式的了解，他对现状的某些不满，都使他与“文革”产生了某些共鸣。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赵树理一开始对“文革”的冲击并没有抵触情绪，反而认为冲击一下还是有意义的。尽管有人给他贴大字报，尽管红卫兵批斗他，他还是能够承受，并尽量从好的角度去看待感到陌生感到诧异的事物。他似乎很能理解这些斗争方式，很乐意在运动中接受群众的批评，改造自己。他主动去看给他贴的大字报，还在一份大字报后边写了一首诗：尘埃洁身久，未能及时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陈污。当子女们有怨气发牢骚时，他反过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对他们这样说：一个运动嘛，难免有过头的地方，我们搞过土改，群众发动不起来，拼命去发动，一发动起来就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但以后党会纠正的……

是的，对于他这样一个早就参加过一次又一次社会运动的人来说，种种超出常理和规范的举动，都有其发生和存在的合理性，完全不必那么惊诧，更不必采取抵触和消极态度。他早已习惯了这种类型的群众运动，并曾经从中捕捉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场面，从而构成了他的文学世界。那么，面临又一次席卷而来的暴风骤雨，像他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像别的人那样表现得束手无策，或者惊惶失措。

然而，以后发生的一切，却是善良的赵树理所无法理解无法承受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和许多人一样，命运只不过是旋风中翻飞的枯叶，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落在何方。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他写过一份长达两万多字的《回忆历史，认识自己》，在这份交代材料中，他还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明自己对这场风暴的善意理解和乐观，他写道：“此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事，文化界、文艺界的人们更应该是一无例外的。待到把和我共过事的人都接触到，把问题都摆出来，我本人的全部情况也便随之而出，搜集起来便是总结。我以为这过程可能与打扑克有点相像：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就都倒正了。我愿意等到最后洗牌时候再被检点。”遗憾的最，这只能是他良好的愿望。他这张插错的牌，永远没有机会被倒正，而是被撕为碎片，散落在冷风凄雨之中。

许多事情他都不再可能明白。他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越来越多的困惑、无奈和痛苦。

一位敬重赵树理的山西大学中文系学生，曾在1968年批斗高潮中偷偷去看望过赵树理。他现在依然清晰记得与赵树理见面时的情景。窗外传来大街上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室内是揪心的凝重。赵树理见到这位来自农村的学生异常兴奋，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家乡的山山水水，还是那些熟悉的身影。即便在这样的时刻，他仍然关心着农民兄弟们如何看待自己。他深深知道，自己生命的根是在他们心中。他用发颤的声音问：“农家子弟，你说，我的小说在农村到底是毒害了还是教育了人？”“我最怕农村人也说我是黑帮；我一辈子都是为他们写作啊！”

对于那位偷偷看望赵树理的学生来说，我相信这是他终生难以忘怀的一次对话。赵树理硬咽的声音和泪花，会使他在岁月流逝过程中，仍能久久感受到那一时刻他内心中的震动，仍然会觉得自己的面前闪动着赵树理疑惑不解和痛苦的目光。

“农家子弟，你说……”

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分明清晰地听到这个苍凉的声音依然在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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