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著名翻译家高莽：不变的俄罗斯情结

　【龙虎网报道】一个撒满阳光的清晨,我们走进了著名翻译、作家和画家高莽的家。83岁高龄的老人饱含激情地为我们背起了莱蒙托夫的诗歌《帆》。老人洪亮的嗓音在屋子的各个角落久久回荡。在中国文坛，高莽是一个闪光的名字。他一生致力于俄苏文学的研究与翻译，成绩卓著，与曹靖华、戈宝权、草婴、汝龙、满涛、孙绳武等俄苏文学专家齐名；他是一位作家，俄罗斯的风土人情给予他源源不断的灵感；他还是一位画家，俄罗斯交相辉映的文化名人是他挥毫描画的对象。俄罗斯文学是他一生不变的创作主题。

　　在俄语学校上学 从小结缘俄罗斯文学艺术

　　记者：高老，从您17岁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这是一些多么鲜多么美的玫瑰》到如今您已出版了30多部译作以及10多部关于俄罗斯的著作，您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结让您对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如此痴迷？

　　高莽：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在19世纪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各方面的大人物，作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这是一个惊人的现象。我之所以能够与俄罗斯文学艺术接触，因为我生长在哈尔滨。哈尔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我几十年没有回自己的故乡了，但我小时候哈尔滨是一个很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我在一个以俄罗斯孩子为主的学校里上学。同学中有俄罗斯人、有波兰人、爱沙尼亚人、犹太人。大家在一起都讲俄语。语文课就是俄罗斯文学。这就从小就培养了我对俄罗斯文学的一种热爱。这种热爱很难说清楚，我就是喜欢俄罗斯文学。我记得我小时候画了一幅普希金的像，老师觉得我画的挺好，就把我的画挂在教室的墙上。上课时我总会偷着看我画的画。教我们音乐课的老师总是给我们唱一些非常悲伤的歌曲，那时侯我不理解为什么她总要唱那么悲伤的歌曲。但是那些悲伤的曲调对我来说特别亲切。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她非常怀念自己的祖国，所以她很自然地把这种感情传给我们。我们当时生活在敌伪统治时代，那是一个大杂烩的时期。我就是在那个时期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兴趣。克雷洛夫早期的寓言故事，教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些浅显的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逐渐是俄罗斯的诗歌。俄语的音乐感很强，和汉语完全不一样。俄罗斯诗歌的音乐感、节奏、声音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而19世纪俄罗斯的美术作品主要反映劳苦大众的生活。因为当时中国人民正在受压迫，所以这些作品很容易在我这里引起共鸣。我无形中就接受了这些东西。再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特别是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期，在什么都以苏联大哥为榜样的年代里，工作让我走上了翻译俄罗斯文学这条道路。因为我本身的兴趣和自己对文学艺术的向往把我的一生都与俄罗斯的文学艺术联系在一起。

　　喜欢俄罗斯诗歌 愧对阿赫玛托娃

　　记者：您是将剧本《保尔?柯察金》带到中国的人，您翻译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等人著作，我们很想知道，这么多作家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位？

　　高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爱好。克雷洛夫的寓言诗浅显易懂，其中包含了人生的一些道理，所以很容易被我接受。后来我又喜欢上俄罗斯的诗歌。我17岁开始翻译，翻译的第一首诗就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这是一些多么鲜多么美的玫瑰》。当时我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喜欢这首诗。几十年以后我才开始理解。因为这首诗表现的是对祖国的怀念。那时候我们是失掉祖国的一些人，与客居法国的屠格涅夫诗中表达的感情有相似之处。

　　俄罗斯的诗歌是我很向往的。我喜欢普希金的诗，是因为他的作品的全面性。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哪种情趣的人，都能在普希金的诗中找到共鸣。普希金有许多许多的爱情诗，确实很感人。

　　我喜欢莱蒙托夫的诗。因为他的诗能体现出他是一个追求理想的人。

　　说到阿赫玛托娃，这中间有一段故事。1946年我翻译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是专门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报告。那时侯苏联是老大哥，什么都要与苏联保持一致。尽管我没看过阿赫玛托娃的作品，但我脑子里就把阿赫玛托娃按照联共布中央的精神看待，认为她是婊子，是尼姑。我不但翻译而且还接受了决议的观点。1954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苏联参加他们的第二届作家代表大会，团长是周扬，团员有老舍，丁玲等。我们和阿赫玛托娃住在同一个旅馆里，如果当时见到她，我一定会以决议和报告的精神来看待她……所幸，我们没有见过面。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去北京图书馆借到西方出版的她的原著，这是我一次看她的作品。一看才发现，她的作品完全没有肮脏的语言，很纯洁，干净。特别是在看了记录她去监狱看望儿子所写的长诗《安魂曲》之后我非常感动。我感觉自己愧对阿赫玛托娃。后来我几次去列宁格勒，都专门去她的坟前献花，悼念她。前年我和我的女儿还专门去找她当年居住的房子。陪同我们的俄罗斯老教授说我们是第一个来找寻阿赫玛托娃住处的人。我们最终找到了一处房子，上面有一个牌子，写着伟大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在阿赫玛托娃问题上，有许多事情压在我的心头。我开始逐渐翻译她的东西，越翻越觉得她的作品好。所以说我最喜欢阿赫玛托娃，翻译她的作品也最多。原来我曾经想过，如果有可能，我想把她的全集翻译出来，她的作品并不是太多，但是现在年龄和精力都不行了。阿赫玛托娃的作品看起来简单，翻译起来难度很大。

　　记者：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误解，以为高莽是您的真名。其实高莽和乌兰汗一样都是您的笔名。据说因为有太多的笔名，还引起一场误会，能给我们简单讲讲您的笔名的故事吗？

　　高莽：要说起我的笔名来，太多了，好多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以前我在报社、在杂志社工作过，因为工作需要经常会用笔名写文章。我17岁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时，我用的是“雪客”这个名字，因为我出生在10月底，正好是下雪的时候。所以我对雪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我是一个北方人，到现在看到下雪都会特别激动。后来我爷爷告诉我“雪客”还有鹭鸶的含义，但这个意思我在字典里也没有查到。这个笔名用过一两次。

　　后来我又用我的小名“小四”做笔名。我在家中排行老四，那时候在工作中我总是年龄最小，所以大伙都叫我小四。我用这个名字翻译了许多诗歌，尤其是歌曲。我那时翻的很多歌还是著名的作曲家刘炽配的。我们共同合作了许多当时特别流行的歌曲，比如《斯大林颂》等。后来我觉得“小四”这个名字太俗气了，太不严肃了，所以我把“小四”改成了“肖尔”。这个名字基本是翻译歌曲的时候用。

　　后来我恋爱了，当时的女朋友也是搞俄文的。她非常想发表一些东西。于是我们俩就分别起了笔名“青梅”和“竹马”。她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我的“竹马”的笔名反而用了好多次。后来两个人吹了，我就把名字改成了“何马”，没有什么意思，只是为了避嫌。

　　后来我发现自己不愿意做翻译，在敌伪时代，给日本人当翻译都是狗腿子，没有什么好人。我觉得做俄文翻译也一样。所以我特别不愿意做翻译，我就把“何马”改成了“何焉”，意思是“为什么”。这是我为自己的翻译生涯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翻译？我当时非常矛盾，我不愿意做翻译，但是我又喜欢俄罗斯文学艺术。戈宝权先生48年底路过哈尔滨，想和当地的俄苏文学译者、研究者开个座谈会。结果一看与会者名单，全是我的笔名。尽管只有我们俩，但戈宝权先生非常认真的和我进行了两个人的座谈会。那时候我才20岁出头，很多谈话内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跟戈宝权先生说了我不愿意当翻译的想法。他说，那要看你翻译什么作品和为谁而翻。他这两句话非常简单，但一下子就把我的问题解决了。我翻的是大家需要的东西，是给老百姓看。从那以后“何焉”这个笔名我就再也不用了。

　　我开始用“乌兰汉”这个笔名。乌兰是蒙文，红色的意思，汉是中国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做一个“红色的中国人”，做一个有目的，有理想的人。后来我有意识的把“汉”改成了“汗”。因为做翻译太难了，越到老年越感觉到翻译的难。不是说会俄文会中文就能翻译，翻译是一项需要付出很大精力和心血的工作。一字之改，意味着我需要付出汗水、付出心血、需要我付出全部的精力。我以后更多的就开始用“乌兰汗”这个笔名了。同时我也用了很多别的笔名，但是没什么价值，我就不赘述了。

　　但有一个笔名不是我的笔名却一度成为我的笔名。原来我经常为《俄罗斯文艺》写些稿子，他们的记者采访我后写了一篇很长的报道。报道我的时候用的是高莽这个笔名。但是正文里有几处把高莽印成了高葬。因为用了这么一个不吉祥的字，他们很慌张，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想更正，又害怕引起别人的注意；不更正，又对不起我。我说不用更改，我就用“高葬”这个名字写了一篇文章给天津的一份报纸寄去了，以证明这是我的笔名。后来我写的这个杂文还在全国获奖了。这是唯一的一次我用了不属于我的笔名。我的笔名太多了，故事很多很多。

　　现在收录在翻译家词典里用的是乌兰汗，文学词典里用的是高莽。我以前想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做两件不同的事情。我念书不多，在学校就念了10年。我把口译工作当作是自己上大学。因为做口译期间，我给我国许多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做翻译。那时候我每天都可以和他们在一起， 听他们谈话，给他们做翻译，有不懂的时候就问他们。我的这点知识、这点本领就是这些老先生们在工作中教会我的。

　　周总理曾指出自己口译中的错误

　　记者：在你的口译生涯中有什么难忘的事吗？

　　高莽：我主要是给文学艺术界和中苏友好人士做翻译，给政坛人物翻译是偶然为之。我给文学艺术界，我几乎给中国所有大的艺术家都做过翻译。如矛盾、巴金、老舍、丁玲、冰心等等。

　　我讲一个我挨训的故事吧。有一次周总理接见一个苏联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来中国谈判，想出一本中文版的俄中友好杂志。总理请代表团成员吃饭。在饭桌上谈话时，总理他觉得这个杂志的对象应该是中苏友好人士、大学教授、学生、文艺爱好者和职员。因为当时没法记录，我就直接按照记忆翻译了。总理直接指出说我翻译的不对。在座的汉学家们都说没错呀。总理说他列举了五种人，但我翻译的时候缺了一种人。我觉得这些伟人真是不得了，能在各种情况下发现问题。

　　给文学艺术界人士做翻译，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比方说有一次我给梅兰芳做翻译。我们去阿塞拜疆的一个剧院，我给剧院领导介绍中方的来客。剧院的领导说他在还是学生的时候看了梅先生的表演，现在20年过去了，原以为梅兰芳已经是弯着腰拄着拐棍白胡子老头了呢。没想到梅先生依然是那么精神。

　　梅先生的很多事情都属于传奇故事。比如说苏联一个很著名的导演在看了梅先生的演出后，感慨说他们的话剧演员的手都可以切掉了。因为他们的手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而梅先生手的每一个动作都有语言。他的任何一个动作都是舞蹈。这些事情给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记者：肖像画是您最为拿手的，画中的主人公多是中外文化文人，其中俄罗斯的作家肖像占了很大一部分。对您个人来说，画俄罗斯的作家是不是有特殊含义？

　　高莽：画画是我潜在的一种爱好。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我保留着17岁时画的一幅油画。那时候我画的不都是人物,我还画了许多风景、花卉、树林等。

　　我画画有一个大的分界线，是油画和国画。油画是从小就学的,那时候我在哈尔滨跟三个俄罗斯的画家学过油画。学习的时间都不长。但我的这三个老师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起初父母送我去学画画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我学习俄语。他们认为跟俄罗斯人学习画画的过程中也能学习语言。学画时我才十几岁。

　　我60年代初以前都是画油画。但我爱人忽然间对调色油过敏，所以我毅然放弃了油画，开始画国画。

　　我画画有这么几个阶段。先是在学校里画。踏上社会以后，我开始画漫画。最早我画的一组漫画叫《反浪费》。我画了7张，在报纸上刊登了4张。当时这些画还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上展出过。大家都一片叫好，说反浪费的表现内容特别适合当时的情形。没想到过了些日子，有人给报社写信，说这是对人民的污蔑，对社会的讽刺，让我做检讨。华君武和蔡若虹两位美术界领导同志对我进行了严厉批评。我是中国建国以后文艺界受批判的第一人。后来在历次运动中我都没有逃过做检讨的命运。《反浪费》中一幅是说8点开会，到 10点了人还没有到齐；二是可以做家具的好木材被用来做火柴了；三是官僚主义；四是厂长的房子修的很好，而工厂却破破烂烂的。对我的这些批判对我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我学乖了，我绝对听党的话。另外就是扼杀了我做画的自主创造性。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画过漫画。华君武后来写文章回忆那段历史时说，批别人容易，批自己难。有一次我碰到他，他说：“当年我批你，可能扼杀了一个漫画家。”我说：“多亏你批了我，也许挽救了一条命。”

　　第二个阶段是我画的一组马克思的像。我用50张油画反映马克思的生平。在下放时我看了马克思的回忆录，我发现马克思的为人和人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特别有人情味，特别懂得人的感情、知道爱、知道恨、知道失败，什么都知道。从这个角度我就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为两个“人”来画。当时是偷偷在蚊帐里画，画都很小。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中山公园举行的第一个画展就是我画的马克思、恩格斯画展，反响挺大的。后来我去苏联去的时候，把我的这本画册送给了马恩博物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画油画。在那之后就开始改画国画了。

　　开始时我画周围的朋友和熟人。我陪茅盾出过几次国，比较熟悉，我就给他画了一幅，他还在上面题了一首诗。我给巴金画像是画了一个小老头在路上走路的样子。他特别喜欢，还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我给萧军画了两幅像，他在其中一幅上题了二十首诗，这真是太珍贵了。因为我接触的俄罗斯作家多，所以画了许多俄罗斯作家的画。我在《世界文学》杂志社工作时，接触的面稍微广了一些，有日本作家、法国作家、意大利作家等等。我不是有意识画名人的，我画的普通人比名人要多得多，我必须声明这一点。

　　爱好是他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

　　记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性和爱好。翻译、画画以及写作，分别在您的生活中是什么地位？

　　高莽：说有成就我不敢当，的确我离开工作岗位以后写了几本书。我觉得作为历史资料，我应该把我接触的一些人和一些事情记录下来。因为很多事情我都是唯一的见证者，比如矛盾和谁谈话、巴金和谁谈话、梅兰芳和谁谈话等。我把这些记录下来，不是想炫耀自己，而是想给做研究的人提供参考。写作和画画就是我的爱好。我现在写点东西、翻点东西、画点东西都觉得很累。可我就喜欢这个累，也许我就会累倒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毕竟我已经八十三岁了。我把爱好变成自己工作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样生活才有趣。

　　开玩笑的高老

　　记者：1989年你<从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离休。我们发现，离休这20年来反而成为了您的创作高峰期。这期间您先后出版了《枯立木》、《心灵的交颤》、《俄罗斯大师故居》等十几部随笔，很多都是回忆文章。我们很想了解您乐观面对生活，保持精力充沛的秘诀是什么？

　　高莽：现在不行了，速度慢多了，记忆力也不行了。可能我的乐观就在于自己在生活中有点乐趣，不在乎那些小的事情。我比较爱开玩笑，我爱人她就不懂玩笑。所以我和我爱人开玩笑，她往往当真事，很严肃地对待。我跟我女儿就不一样。女儿老训我，我说，“你是爹还是我是爹”。这句话要是和我爱人说，我爱人非火不可。一方面就是对生活的乐趣。我已经活到八十岁了，已经不少了，比孔子都老了，跟孟子差不多了，还能活几年呀，我要做的事情大部分都做完了。还想做一点，我的态度就是能做就做，做不了就不做了。另外一个就是对生活的兴趣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对工作，我就比较爱工作。不工作，叫我呆着，我也呆不住。不是说我是工作狂，在工作里我觉得有点乐趣，有点幸福，好像我今天没有白过。

　　中俄语言年的重点是要让两国青年一代重视语言

　　记者：今年是中国的“俄语年”。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活动？

　　高莽：“俄语年”活动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以前没有搞过这样的活动。这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是肯定语言的重要性。翻译的重要性是随着时代的进展、随着科学、经济、技术、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步越来越凸现出来。用语言来正确地互相表达感情、互相表达看法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我觉得举办语言年的重点应该是两国的青年。应该让青年一代重视语言，让他们能够从小就很好地掌握语言，学习语言就要从小开始。汉语有汉语的美、俄语有俄语的美、法语有法语的美、要真正理解语言的美，不是光会说就能够达到的，需要深入地体验。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大国，又是邻居，只能互相友好，没什么别的出路。要想发展两个国家的关系，就得想各种办法来沟通。语言和文字就是沟通的最好桥梁。

　　记者：高老，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给我们讲述了那么多故事，讲述了您的历史，我代表所有的网友、读者祝您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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