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何往——论雪漠小说“大漠三部曲”的乡土焦虑

乡土何往——论雪漠小说“大漠三部曲”的乡土焦虑

马梅萍(兰州大学文学院)

《河西学院学报》第30卷第1期( 2014)

摘要：甘肃作家雪漠的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通过叙述一家农民、一个村庄的日常故事，再现了现代性冲击下的乡土生存。三部曲侧重点各不相同，其中，《大漠祭》表现了乡镇基层官僚宰制下的乡村被动处境，《猎原》再现了乡土自然环境的极度破坏，《白虎关》揭示了现代性对于传统生活秩序与价值观念的挤压。三部曲总体上表现了一种关怀乡土苦难与乡土路向的深重焦虑。

百年现代，中国的许多地区已实现了工业化、商业化，城市的身躯日渐庞大，乡土的境域步步退缩。但是情形并不如当初预期的那么乐观，随现代化裹挟而来的隐患日益明显：工业化的快速膨胀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城市化的过度扩张打破了乡村人地关系的平衡，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被迫涌入城市底层谋生，导致了乡村虚空化的社会问题；弃绝民族传统的决绝姿态也导致了乡土文化失根的迷茫。乡土何往? 今天，在一些有忧患意识的乡土作家笔下，乡村凋敝，故园不再，乡土焦虑成为挥之不去的情结。

其中，偏居西北一隅的甘肃作家雪漠也在二十年如一日地关注着凉州大地上的乡土生存，其系列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通过叙述一家农民、一个村落的日常故事，揭示了上世纪年代至新世纪西部农民生计维艰的处境以及农村生存格局、传统价值在城市冲击下日渐解体的现状，乡土焦虑溢于言表。

一、“大漠三部曲”中的乡村现代性境遇

“大漠三部曲”包括《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三部小说，三部曲出版以来，以其粗犷的西部特色和对农民实存的激愤观照而在文坛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大漠祭》曾先后获得“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第三届冯牧文学奖”，并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及“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白虎关》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复评中排名第36位。《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因之把雪漠纳入起步于上个世纪90年代包括红柯、石舒清、陈继明、郭文斌、金瓯、叶舟、漠月、温亚军、卢一萍、史生荣、季栋梁、张学东等作家的西部新小说群，认为“他们的出现与崛起，使蓬勃生长的西部文学有了向未来延伸的生命力”。[1]评论家李建军也以代际命名的方式将包括雪漠在内的甘肃青年作家与陕西、宁夏、新疆的青年作家群并称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

“大漠三部曲”的叙述内容环环相扣，其故事序列与人物命运轨迹具有承续性，主要人物基本都是沙湾村农民老顺一家及相关村民《大漠祭》讲述了老顺一家的穷困生活。老顺夫妇被各种各样的生计问题压弯了腰，儿女们同样难以摆脱贫困导致的苦难：大儿子憨头得病无钱医治最后致癌死去；二儿子猛子娶不起媳妇成天惹是生非；女儿兰兰被迫给哥哥换亲婚姻不幸。《猎原》通过猛子与孟八爷的大漠打猎见闻，再现了大漠中的酷烈生存图景。《白虎关》以猛子月儿夫妇以及兰兰莹儿姑嫂为主人公，在沙湾村发现金砂后逐渐城镇化的背景下展示了他们为生计艰辛而作的苦苦挣扎。相比较而言，《大漠祭》重在对乡村物质贫困与基层官僚腐败的揭示；《猎原》偏于对乡村自然生存场景的表现，《白虎关》趋向对城市化破坏乡村生存秩序的焦虑。以下，笔者逐一分析三部曲揭示的乡村现代性境遇。

(一) 乡镇基层官僚宰制下的现代乡村——《大漠祭》

乡镇基层官僚宰制下的现代乡村表现了政治空间的乡村现代性境遇。《大漠祭》中，老顺们所有辛酸无非是一个“穷”字造成。而造成农民穷的原因之一即是作者批判锋芒所指的乡镇基层官僚的乱收费、乱摊派现象。如小说中有一章写到天旱庄稼急需浇水，村民们早交了水费却迟迟不见放水，当老顺去找队长时才知每家须再次给水管所交一次高价水费才能供水，还没等老顺筹够钱，浇水费又涨价了。其实类似的事情在乡村现实中并不鲜见，农民就活在这样一种现实的规约中。

为了突出农民的无力处境，作者在《大漠祭》中设置了鲜明的官民二元对立结构模式，通过矛盾冲突的激发，沉痛地指出官僚腐败是加重底层生存苦难的重要原因，这使作者的乡土书写具有了社会批判的现实意义。小说中仅因基层干部压迫农民而起的冲突就达数处，如憨头、灵官卖兔子时一分钱还没卖上就被城管强行征了税，恼怒的灵官差点和城管打了起来；又如老顺辛苦一年生产的上等粮食在交公粮时被粮站工作人员轻率地定为三等，气愤之极的老顺干脆不交粮了；再如老顺刚在医院得知憨头得了癌症，回家后却遇到乡上催粮队与派出所强行征粮，暴怒的老顺横了心要拼命。

乡镇基层管理机制是现代民族-国家强化自身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乡镇是州县以下的地方行政区划，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的乡亭制。但是，一如学界已经公认的，古代中国县以下的‘政府机构’十分松散而不正规，宋代以前名目繁多的地方行政区划大多只是意识形态的图解，在现实中形同虚设，毫无定制……在县以下设立正规化的政府机构是清末，尤其是1911年民国革命以后的事，而此前的地方行政只不过是一种介于国家与乡族势力之间的应变机制”。[2]当然，很多时候上行不能下达，基层官僚为一己私欲巧立名目 贪污盘剥，对身处底层的普通百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排除古代社会保甲制等基层组织松散的因素外，传统乡土社会中，在基层官吏与人民之间，还有热心于乡村公益的士绅阶层与提供内部互助的大家族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生存的紧张。而现代革命革除了士绅、弱化了家族，缺少了这个过渡带，乡村基层与农民之间少了份温情，多了份强制，所以雪漠小说中的农民才会对肆意盘剥他们的乡镇基层官僚那么激愤。

(二) 自然环境遭到极度破坏的现代乡村——《猎原》

自然环境的破坏对应于生态空间的现代乡村，这一主旨在《猎原》中表现得非常明确。《猎原》的叙事场景由村庄转向大漠，叙事内容也由农民生存的艰辛转变为乡村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人类私欲膨胀，对自然索取无度，打破了生态平衡的链条，产生了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这些恶果在《猎原》中以稍事夸张的方式令人触目惊心地呈现出来：过度猎杀狼狐导致了缺少天敌的老鼠猖狂成灾；过度扑杀麻雀导致了虫子漫天飞舞；过度放牧牛羊导致了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严重。这一切使大漠以及沙湾村都面临着荒漠化的前景。作品中甚至出现饥渴难耐的羊蜂拥而上吃了一头牛的反常事件，此处嗜血的羊象征了异化的人性，而狼的复仇就成为对人性贪欲的警示。在这个意义上，《猎原》给人的印象是偏离了讲述农民生计维艰的创作意图，滑入了环保小说的轨迹。

其实只要把它放在现代化的全球语境中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什么逸出了老顺一家的日常生活去写自然生态。高举现代性理念的现代社会是与古典社会相对而言的，现代的全球工业化、商业化代替了古典农耕、游牧，人与自然和谐依存关系被打破，加之现代性的前提是去神圣性、唯物质性，其人类中心主义的姿态决定了对于自然万物缺乏尊敬的心态，过度攫取与任意改造必然招致自然的惩罚。诚如学者所言：“现代性极度膨胀会反过来毁灭人类。现代性为人们承诺美好生活的同时，又带给人们太多的生态灾难: 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使得森林毁灭，水土流失，河海污染，物种退化，精神失落，道德沦丧，心态失衡，形成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大灾场”。［3］

在表达乡村自然环境破坏的主题时，作者也同样设置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人为了卖动物皮毛而任意猎杀动物，破坏自然；自然与动物反过来对人展开猛烈的报复，如狼大量地咬死牛羊，老鼠肆意偷庄稼吃鸡，植被迅速减少，水位急剧下降，风沙日益严重人与自然呈现出一种不可调和的紧张对立关系

(三) 传统生活秩序与价值观念正在遗失的现代乡村——《白虎关》

传统生活秩序与价值观念的遗失对应于文化空间的现代乡村，它是《白虎关》的主旨所在《白虎关》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时，学者们对小说为何命名为《白虎关》有一番讨论：朱小如认为“白虎”相对于“青龙”，实际上是女人关，所以《白虎关》是写女性问题的；陈思和认为“白虎”也象征西部金子，象征了一种动荡不安、人类堕落的现象。［4］，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虽然《白虎关》的人物角色主要是兰兰、莹儿、月儿几个女性，但透过人物的命运轨迹，作品表达的内蕴是以拜金为表征的现代化城市对乡村的猛烈冲击。

这种冲击一方面体现为对乡村传统生活秩序的摧毁。在村里的河滩地《白虎关》发现金砂之前，村民们故老相传地过着务农为本的生活，人与土地亲和无间。但自开金矿以来，土地一再被征被卖，有钱人投资开矿，没钱的青壮年男子当苦力挖金，女子进入随之而起的服务业。乡村流失了农民，农民与土地失去了根的联系，传统的人依附于土地，相对静态的乡村秩序被改写。在这个意义上，《白虎关》是城市现代性的象征。另一方面，现代化城市对乡村的冲击体现为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大漠祭》中那种一家有难众人支援的情景在《白虎关》中不再出现，人人忙着挣钱，人情逐渐淡薄。金钱同时也腐蚀了健康的人性：猛子因为仇富掘了双福家的祖坟；双福饱暖思淫欲，强暴女学生被抓入狱；淘金者们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不断发生冲突。乡村已不再是原来那个纯朴的家园城乡。

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亦包孕其中。城无限扩张，由月儿、灵官们远不可及的向往之地变为实实在在的《白虎关》，高楼林立，喧嚣暧昧，一步步蚕食着乡村的生存空间与宁静氛围；乡节节退缩，退无可守，致使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城市底层的民工。此处的城市不再是一个实体，而成为强势与欲望的所指，它在经济上剥夺着乡村，在道德上腐蚀着乡村。“中国城市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是以政策引导下的对农村的严重剥削为前提的，越来越加剧的城乡对立格局中包含了深刻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抑”。［5］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在当代文学中一直是个纠结的存在。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就曾在这个十字路口苦苦徘徊，对他而言，选择城市意味着实现理想，选择乡村意味着放弃发展，虽然他心中爱着象征乡村的巧珍，但为了实现个人价值还是忍痛割爱走向了象征城市的黄亚萍。在《人生》中，城市充满了吸引力，它与大有作为的理想联系在一起，这显示了上个世纪年代国人对于以城市化为外在特征的现代化的期许。三十年过去了，除部分偏远地区外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而在一些具有底层意识的作家笔下，城市开始与对乡土的伤害联系在一起，城乡对峙的格局隐然形成。如刘庆邦小说《家园何处》中的何香停；李进祥小说《换水》中的杨洁以及雪漠《白虎关》中的月儿等美丽的乡村女儿都在城市丧失躯体，染上了象征罪恶的性病。“身体作为世间唯一真切的属己之物，作为存在的初始，其被掠夺被扼杀被出卖的境遇深刻证实着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被迫丧失自身的历史命运”。［5］诚然，城市本身是无辜的，此处的城市无疑是现代性的表征符号，这些底层文学写作者的厌城情结实质上隐含着对现代性的质疑与抵触。应该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远没有社会进化论所认为的那么简单。

二、乡土何往：“大漠三部曲”中的乡土焦虑

雪漠的“大漠三部曲”分别从政治、生态、文化几个方面再现了乡村在当下社会的艰难处境。虽说作者的关注点在农民的现实实存，但透过实存表象，还是可以窥见作者对于乡土现代性的思索，其中不无忧心忡忡的焦虑之感，就此而言，雪漠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作家，是对农民怀有赤子深情的作家，对乡土的忧患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现实意义。毕竟，“在新一代的文学叙事里，中国已被悄悄地改写……即便偶尔有人写到乡村，也大多是诗意地美化它，把它当做精神的世外桃源来向往，但事实上呢，中国的多数人还在乡村的版图上为基本的生存挣扎。今天，谁来关注这些辛酸的现实？谁愿意来书写这些渺小的人群？［6］

笔者以为，其文本中流露出的乡土焦虑主要聚焦于乡土苦难焦虑与乡土路向焦虑。

(一) 关于乡土苦难的焦虑

看雪漠的小说，最大的感觉是作者激愤的叙述语调以及对于丑恶现象不遗余力的描绘，这应该源自他对底层苦难的强烈体验吧。雪漠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那一代人见证过“文革”时期的动乱，尝受过漫长的贫穷，也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变动与90年代经济发展期的困惑，对于苦难记忆犹新。兼之雪漠老家甘肃武威地处偏僻的河西走廊，经济本不发达，越是边缘贫穷的地方，官僚腐败越是厉害，底层越是苦难尤甚。走出乡村的雪漠没有忘了生息于那块土地上的父老们的苦难。

“大漠三部曲”中的乡土苦难焦虑首先表现在对乡村经济贫穷的焦灼上。应该说这是始终贯穿三部曲的一条情绪主线。几乎小说中的所有村民都活在生计的无望中而烦躁不安，如老顺夫妇一直发愁没钱给儿子娶媳妇，瘸五爷也天天为无钱医治儿子的病愁肠百结，就连猛子、莹儿、兰兰们最后也为摆脱贫穷相继出去打工。在充满同情的叙述语气背后，流露出作者难以按捺的焦躁和深深悲伤。

其次，表现在对农民政治失语的悲愤上。这一点在前面分析乡镇基层官僚对农民的宰制时已涉及到。官与民的社会身份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干部掌有话语权，而农民不仅是被掌控的，甚至是无名、失语的。如小说中沙湾村最穷的王秃子，处于底层中的底层，他连用以识别自身身份的名字都没有。《大漠祭》中干部们去他家收粮时对他视若无物，《白虎关》中他被队长误认为小偷而抓进监狱受尽折磨，根本无人理会他的委屈，失语的压抑最后终于导致他对队长一家的杀戮报复。类似的事件在三部曲中很多，显示了作者不平则鸣的愤激。

最后，表现在对农民精神疾患的痛切上。苦难不仅包括生计的苦难、命运的苦难，它同时也包括精神的苦难。用了二十年时间写沙湾村农民的雪漠同样没有因用情之深而绕开农民的痼疾这一话题，虽然大漠系列的原型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乡亲，但作者写作时仍然以有距离的眼光来审视他们，对农民性格、观念中的某些暗角寄予了隐含的批判，语调痛切作品中农民的精神疾患基本有乡村社会的男权思想、非理性性格、奴性意识等男权思想在三部曲中一直有所贯穿，如白福为生儿子把女儿骗到沙漠里冻死，作者借助悲剧气氛的营造表达了深深的谴责。而且，大漠系列中正向价值的承担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如双福女人是情意的担当者，莹儿是美与爱的象征者，兰兰是现实人生的超脱者，这种情感倾向无疑也流露了作者对乡土男权所致精神苦难的反观。非理性性格在猛子身上最为明显，猛子遇事的反应基本是听凭直觉，缺乏慎重思考，对于猛子，似乎勿用作者的评价，因为猛子每当冲动之下做了不该做的事，几乎事后都会后悔，他对自己的否定本身就隐含着作家对农民性格中非理性因素的审视。而畏官顺从、息事宁人的奴性几乎在作品中大多乡民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雪漠的乡土系列主要目的是写出农民的艰辛，因此对于农民偶尔表示出来的奴性，作者没有强烈的谴责，有的多是一种默默心痛式的沉思。

( 二) 关于乡土路向的焦虑

当下农民出路何在？乡村去向何从？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也是现在许多乡土作家的作品中都在沉重思考的问题。全球工业化浪潮中乡村的现状和前景并不乐观。随着城镇化范围的扩张，乡村可资活命的土地越来越少，青壮年农民大多涌向城市谋生，乡村逐渐虚空化，出现了学者所说的内陆的“空心村”及发达地区的“城中村”。“农村虚空化的过程使农业生产没落了，使农村生活萧条了，使农村的脊梁给抽掉了，这个过程夺走了农村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所有的价值，农村的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在这样日益萧条的农村，他们看不到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7］

雪漠在“大漠三部曲”也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并通过《猎原》中孟八爷的意识活动直接追问出来：“双福走出去了。灵官走出去了。许多人走出去了。那又怎样？走出千百个，这儿仍是老样子。变化的，仅仅是多了些飘泊在异乡的孤魂而已。路在哪里？”是的，路在哪里，这不是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三部曲结尾，守候爱情的莹儿逃不出乡土的桎梏死去了，进城寻梦的月儿抵不过城市的伤害死去了，作者的叙述口吻也不无悲观迷茫。所以在写完《白虎关》之后，雪漠的农村系列无法再写，转而开始尝试历史、宗教背景下的西北文学书写，随之产生了带有实验性质的“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

其实，“大漠三部曲”中乡土何往的焦虑在作品中人物的命运走向上也可见到端倪。老顺儿女们的不同命运显示了作者对于不同乡土路向的探索。老大憨头被作者处理成典型的老式农民：老实巴交、不思变动、逆来顺受，其名字中的“憨”字即暗示了缺乏灵性的憨愚，但憨头的结局是得了绝症不治而亡，所以旧式乡村的生存模式在雪漠这里被否定了。老三灵官是个受过教育的新式乡村知识青年，他名字中的“灵”字刚好与憨头名字中的“憨”字相对，作者在他身上寄予了对于乡土精神中灵性因素的期盼，但灵官在《大漠祭》结尾就出走了，自此后在三部曲中始终不曾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出走失踪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死亡。晶莹剔透的大儿媳莹儿是乡村美与爱的缩影，曾经勇敢地走出乡村尝试另一种活法，但她还是回来并死去了。灵官与莹儿相爱，但都以不同形式的死亡消逝，表达了作者对于乡土灵性精神终将丧失的忧虑，他们走出乡村的路最终也因过于无力而宣告失败。二儿子猛子是一个极具野性的角色，“猛”字本身就暗示了召唤生命强力的意味，应该说他是小说中区别于老式农民的一种富于生命活力的现实生存。但到了《白虎关》结尾时，逐渐成熟了的猛子活力不再，他也开始痛苦，渴望有双智慧的手来救赎他，对于不愿像父母那样顺从生活的猛子来说，离开乡土是他迟早的路向选择。然而离开又如何，进城的月儿不也得病死去，不也被城市吞噬了吗？路在哪里，这成了压在作家心头的一个梦魇。

结语

虽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土生存模式在中国古典传统中绵延千年，但“乡土中国”指称的出现却是晚近的事。大约自清末民初关于中国的“乡土性”或类似之说已然存在，它是对应于强大的西方工业化而被命名的，20世纪20-30年代，以进化乡村、改造中国为宗旨的“乡村建设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晏阳初更提出了中国乡土文化具有“愚、弱、贫、私”几大弊端的观点。“可见，在自那时以来中国社会的思潮脉络里，‘乡土中国’一词就绝非作为随意的比喻存在。对于大部分现代化论者来说，‘乡’和‘土’的意思一样——比如‘乡里的’‘土得很’都揭示一种性质：‘落后’。所以无论单纯指称还是特别强调，‘乡土中国’的含义意味着‘有待开化’”。［8］1947年费孝通也曾出版《乡土中国》，在肯定的前提下系统阐述了中国乡土文化的特征、结构功能，隐然对“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某些理论观点进行反馈批评。但总体上就指称缘起而言，“乡土中国”之说本身就是中西文化对照的产物，具有东方主义色彩，“20世纪中西碰撞的结果之一是，由于工业化西方的强大威猛，使中国原有的身份认同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一是从政治上自我中心的‘天下王朝’变为屈居一隅的‘民族国家’，另一便是从文化上无比优越的‘礼仪之邦’变成愚贫弱私的‘乡土中国’”。［8］

文学书写中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开启的同样是批判中国传统社会的端口，来自乡村的地之子们怀着矛盾的心态批判农民的愚昧农村宗法制的黑暗、农业文化的落后，文本背后隐含的话语就是西方工业文明的科学、民主进步。中国一百年的现代化追求，并未解决这个文化难题。相反的是，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乡土与传统再次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文学中的主题。乡土到底何去何从？未来会是怎样一种期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回归的乡土家园吗？这是横亘在现代人面前的一道具有悖反性的难题。它涉及到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生计，涉及到我们赖以依存的生态环境，更涉及到承传构建本土精神的文化传统。乡村的终结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前景，乡土焦虑不仅在乡土作家的笔下涌现，它也在任何一个有乡土经验和忧患意识的人心中萦绕。

雪漠的“大漠三部曲”接续了近百年来“乡土中国”的论争，并将之置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现代化浪潮汹涌的历史背景当中，无疑为读者提供了再次深入思索这个问题的机会。反观现代性，重构民族传统文化或许是一剂为时未晚的良药。

参考文献：

［1］丁帆主编、《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4］陈思和等、《让遗漏的金子发出光辉——“复旦声音”：雪漠长篇小说〈白虎关〉研讨会》、《文艺争鸣》，2010。

［5］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6］谢有顺、《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

［7］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读书》，2005。

［8］徐新建、《乡土中国的文化困境——关于“乡土传统”的百年论说》、《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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