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的西部农民生存图景——《狼祸》之主题解析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部农民生存图景

——《狼祸》之主题解析

董雄儿（甘肃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

摘要：《狼祸——雪漠小说精选》以极其真切的情感，惊人的叙事状物能力，写出了奇特的西部民风和沉重的生存现实，从而再现了西部大漠农民残酷而艰难的认识挣扎：生存的无力、生活的无奈和生命的无常。

《狼祸》是雪漠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精选集，是一组沉重的、直面人生的作品。它有奇特的大漠风光、呼之欲出的人物、鲜活的生存场景、扑面的生活气息；有 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它们虽然没有共同的中心事件，也没有重大的题材，甚至没有伟大的人物，更谈不上有崇高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群艰辛生活着的西部农民。但是把这些看似长短相异独立成篇的小说，聚合在一起，串连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西部农村社会的“众生相”，更重要的是它们之主题命意的一再重复，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够更深地进入雪漠的小说世界，并一窥隐藏在作品中大漠农民的人生挣扎：生存的无力，生活的无奈和生命的无常。

一、生存的无力

《狼祸》小说集的主旨就是写生存，写西部大漠深处农民的当代生存。这种生存不仅包括自然物质方面的，更包括精神文化方面的，雪漠把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当代生存较好地融入了作品人物的刻画中，“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仅此而已。[1]但实际状况并非仅此而已，这些看似坦然达观的背后流露出的却是某种生存的艰辛和无力。

在《狼祸》这篇小说里，作者写了许多因为苛捐杂税和社会重压不堪负担的西部农民，为了生存，来到大漠深处“猪肚井”寻找生计。这次离开与寻找似乎蕴藏着新的生机与希望，也好像不用再面对那些莫名其妙的税费，永远纠缠不清的家长里短，可以自由的打猎放牧，过逍遥自在的生活，在他们眼里“猪肚井”俨然成了一个生存的避难所和“安乐窝”。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改变的只是空间的位移，生存的暂时安置，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才发现一切未变，生存依然艰辛，而且愈显苍白和无力。当初他们是活不下去了，逃到了猪肚井，但这里——水草也越来越少了，水头也开始下降了，老天又成了旱窟窿了，狼也开始了疯狂的报复，生存再次面临挑战。在与狼的较量过程中，牲畜死伤大半，他们之间又互相猜忌，明争暗斗，大打出手。狼祸的威胁还没有解决，人祸就接踵而至。一生依靠水井养家糊口的豁子，因为挖井找水被活埋井下，最终成为了这场“人祸”的牺牲者。为争夺这眼枯竭的水井，“沟南”与“沟北”反目成仇，展开你死我活的博斗，进而有两人赔了性命。再来看看猪肚井外的张五、鹞子等猎人们，他们因为生存所迫走进“猪肚井”干着违法乱纪的狩猎和买卖。结果鹞子弟弟成了残废，他自己也有家不能回，常年漂泊在外。而张五跌绊了一辈子，到头来也没活出个人样，临死了连顿像样的饭都没吃上，最后棺材板还是跟别人家借的。

“那土地，已搅不住个土地了……可这里也不见有个宽些的路路儿……这活路，是越来越窄了。”“明摆的，祖宗的那种活法，不行了。不想法儿，迟早得叫这世界甩出去。”[2]是得换个活法了，人挪活，树挪死。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内心似乎产生了些许的变化，我们似乎感到了某些文化的觉醒，也看到了他们对土地内涵产生的极大怀疑和反思，但更多流露出的却是他们生存的无力和艰辛——“这样活，跟死了有啥区别？” 就像孟八爷教黑羔子的，“我教你个法儿：把这羊卖了，出去，干个啥，都比这强，你爷爷一辈子，你爹一辈子，到你手里，还是那群羊，也没见挣下座金山，还是这么些干不楞登的毛虫。”[3]

黑羔子可以说是最早对土地产生怀疑和反思的觉醒者，他有着跟父辈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想法，不想一下就看到自己的将来，更不想把自己的一生维系在绝望的土地上( 或牧羊上)，再去重复父辈们千年不变的生活。他恨羊，“我要是狼，第一个，就吃了我这几百只羊，”他认为羊是其改变命运的羁绊，但从他的迟疑与矛盾中可以看出，羁绊他的何止是羊……直到后来发生的一切才使他彻底绝望，认为这块土地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有的只是无情地消耗生命魔咒。于是，他才有了令“猪肚井” 农民匪夷所思的举动:“在黑羔子的叫声中，头上打着黑色印迹的羊一个个倒下了。……涌向自己的活物终于没了，黑羔子也懒得追那几只仍斜了身子逃命的羊。他抛下刀子，把羊捞成一堆，到豁子屋里，取来煤油拉子，拧去盖，朝羊身上浇了油，划根火柴，大火顿时腾起。……黑羔子哈哈大笑。而后，是一种从来没有听过的哭。黑羔子跪在沙上，揪着头发，扯了声嚎。嚎了一阵，他又大笑着出了沙窝。”[2]黑羔子是离开了，他的离开也有些许主动意味，但其他被动败下阵地人们，还在为生存所迫做着无畏的抗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些被生活赶出土地的西部农民并不具备生存的自主性，他们就像自己耐以生存的牲畜，逐水草而生，永远都是被动者。他们有逃离乡土的愿望，但缺乏开拓土地以外生存空间的主动性姿态；他们也有改变生活的梦想，但很难放弃其维持乡民式的生存原则。他们更瞧不起与传统农民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商业活动方式，更谈不上去体验与土地没有直接依附关系的人生。[3]《掘坟》里北柱和猛子就是最好的说明，他们认为“双福可真是平地里起了个鼓堆: 先是市里发财，后是省里。听说还有洋楼，号称亿万哩。”[2]随着这些听说的不断被证实，他们也知道了双福的钱如何多法，但就是瞧不上他的所作所为。在他们眼里双福“实质是个商人”，而且还是个奸商。以前“穷得沟子里拉二胡，连鼻涕都吸不住” 二杆子，“一个偷了秋禾叫村里人斗得过不下去的贼，一个穷得沟子里拉二胡的红眼老汉的崽子。” 现在摇身一变成为董事长，衣锦还乡，风光无限，着实令他们眼红。但他们想到的不是对自己目前处境的反思和如何去改变，而是掘了他的祖坟让他败运。

不管是《狼祸》里才开始出征的黑羔子，还是《掘坟》里已经功成名就的双福，他们都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那就是生活在大漠里农民们为生存环境所迫，与其留下作为无力的抗争，还不如换个方式，走出去试一试。虽然这样的尝试冒着风险，也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要想活下去，就得改变大漠千年不变的生存方式，更何况生存环境的恶化已经把他们逼到了绝境，坚持抗争只能是一场无畏的生存极限挑战。

二、生活的无奈

《狼祸》小说集里的人物大都具有鲜明的性格和做人的基本准则，他们在大漠辽阔而单调的生存空间里，坚韧而顽强的、千年未变的生活着，虽不乏爱的甜蜜和对生活处境的坦然，但时刻都要面对生活无奈的困惑与挑战。《长烟落日处》里的西山堡封闭落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对的永远是苍黄的山村，焦裂的土地，亘古未变的生活方式：

烟囱里的烟——直冒天/黄河里的水——洗红毡/红毡破——捏窝窝/一捏捏成两半个——/一半个留下换馍馍/一半个拿上说老婆…[2]

这是一首在西山堡广为流传的儿歌，它真实而生动地唱出了大漠农民循环往复的单调生活，以及他们面对这种生活时的无可奈何。每每在上学路上驻足聆听这首歌的灵官也慢慢长大了，当歌词里唱着的生活铺展在他面前时，他的选择与困惑更具有了某种独特性。灵官算是西山堡的文化人了，他上过学，也有过朦胧而模糊的梦想。可是他就生于斯长于斯，虽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希望，但这种好奇和希望就像他们对凉州城的模糊了解一样，只是一个遥远而飘渺的梦。可这种梦却一直缠绕着他，使得他对周围环境有种天然的不屑和怀疑：看不惯那些“眼圈儿红不楞登的，堆着眼屎，脖子里是刚生下就已安家落户的垢痂的”的 “黑脖子老羊”。每当他看到为了争抢一泡牛粪疯狂“挤成羊屎一堆的娃们”，那些拾柴火、放牲口的“精脚精尻子娃儿”，便觉得“清晨变成了暮夜”，眼前一片漆黑——真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

眼前的一切迫使灵官必须做出选择，走出西山堡去寻找别样的生活。他背着父亲去了据说能够发横财的双龙沟，但矿工的死亡以及双龙沟的残酷现实又把他的发财梦化为泡影，回到家里只能别求他途，另寻发展。于是他开始了养殖业方面的尝试和发展，先养鸡后养猪，最后当这一切都归于失败时，他又在父亲责备和村民的嘲笑中贷款买拖拉机跑运输。但好景不长，他的车撞死了人，又要赔款又要蹲监狱，而此时给他致命一击的却是一直深爱着的青青要嫁人了。最终他也似乎听懂了傻爷的话，“命是天定的，命里有，就会不求自来；命里无，求也无用……安分些吧，娃子。”他卖掉了车，便死命地喝酒，喝一阵笑一阵，笑罢就哭，像牦牛叫，说我没钱还贷款，共产党总不能逼我上吊吧。[2]

虽然灵官不像“猪肚井”那些生活的被动者，他逃离乡土的愿望也很强烈，并积极地去开拓土地以外生存空间。可当他面对无法改变的生活时，最终很无奈的败下阵来。从灵官所处的生活环境来看，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西山堡的小社会与外面的大世界也太缺乏应有的交流了。就像《莹儿的轮回》里的那些年轻女性，不是没有梦想和追求，她们较之作者笔下的男性具有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但维系这种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的纽带却是封闭而愚昧的。[4]

“花儿仙子” 莹儿，美丽、聪明、温柔、灵秀，是一个几近完美的女性形象。她因家境贫寒换亲而嫁给憨头，但她并没有消沉下去，而是依然执着于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虽然谈不上幸福，可活的坦然自得。自从丈夫憨头死后，“她就没缓过气来，天塌了似的，”而灵官的出走，更使她丧失了长期以来的生活支撑和精神追求，在随后很长一段时期都沉浸在自我编制的梦境里难以自拔。娃儿成了她唯一的安慰和依靠，一望到娃儿，就想到了灵官，一想到灵官，就觉得一切都有了意义。但她也知道，心中的希望只是梦，不管这“梦”是多么的美好，也仅仅是肥皂泡似的幻觉而已，在现实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她又不得不正视现实，只能用“花儿”为自己构建一个独立于现实之外的精神家园，也就是自己心里的“外面”。此时的“外面” 成了莹儿面对眼下困境的精神支柱，也为活着提供了似乎合理的现实依据。

一直以来灵官成了莹儿生命的“想头”，为了这个想头，她愿意守候一生。婆婆家环境虽然压抑，总有许多能激起回忆的东西，而那些回忆总会使她产生眩晕的幸福。当这些“想头”和回忆最终成为了不可能时，莹儿的希望就是静静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带着娃儿去实践自己的宿命。但眼前的生活是无情的，现实是残酷的，莹儿只想一个人静静地活着的奢望最终破灭了。那个怀揣梦想期盼“将来”的莹儿万万也不会想到，她看到的前途、未来、幸福，在现实的挤压下一团漆黑，她会换亲，会成为寡妇，会像牲口一样叫人买卖，此时的莹儿感到了生活的无奈。在强大命运惯性面前，她就像下山的石头，一路奔去“已到另一个山坡了 ”，却面对的是“再次滚落”。她连“花儿”也懒得唱了，心里只有木然、无奈，连绝望也没有了。残酷的现实逼迫她不得不向生活妥协，在不可能嫁给猛子的情况下，吞食鸦片跟屠夫赵三走进了洞房。人生就是一个过程，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死亡。“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永恒的，只有死亡。那就守了这个过程，迎接那永恒吧。”[2]

无论是屡败屡战最终走向沉沦的灵官，还是一再向生活妥协也不能逃脱命运左右的莹儿，他们都是西部大漠生活的积极响应者，他们有梦想、有追求，但无一例外都成为生活的失败者。从这些可以清楚的看到，西部大漠乡村的硬壳远远没有被现代文明冲破，它依然是那么闭塞、落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看似坦然、自足，但他们生活的艰辛与无奈还是异常严峻。

三 生命的无常

小说集《狼祸》不仅全景式的展示了大漠农民生存的无力和生活的无奈，它也对西部大漠农村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出的困惑与矛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其中有对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的抗争与反思，以及对不公的命运的质疑与觉醒，尤其是对生命无常的那种悲剧感和死亡意识表现的更为明显。就像雪漠在《狼祸》代序里指出的那样，“生在西部农村，最大的好处，是能感受死亡。大都市太喧嚣，每每将心淹了。死亡的声音，总显得稀薄，很难唤醒快乐或苦恼的城里人。”

在《狼祸》这篇小说里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大漠农民人生抗争的悲剧感，以及随时能够听到的死亡气息，也就是雪漠所说的“死亡的声音”。这种死亡的气息和声音不仅来自于自然界，更多的时候来自于人类自身。生命既是一场悲剧，但我们人类常常难以发现、或者难以认可自己真实的处境，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不过对大漠里的人来说，他们或许幸运的，穷则思变，因为现实已经逼迫他们不得不去面对这种处境。大自然的变幻莫测，生存处境的日益恶化，使得大漠农民不得不重新思考，质疑固有生存的方式，反思乡间传统的人生态度，应对生活的困局与挑战，从而立足大漠面对现实，以图全新的开始与改变。

沙漠里的水草越来越少了，以前咕咚冒水的水井，现在跟“瘦狗努尿似的”，好些地方都干成滩了。就像孟八爷感叹的那样，“变了，这世道，啥都变了，连狼也是一代不如一代呀。”“以前，大沙河那么多水，柳栋呀，芦苇呀，树呀，里头啥没有？狼了，狐子了，野兔了……真正一个森林王国。现在，除了耐旱的沙娃娃外，至多有几只獾猪娃儿。那水，连饮猫儿的也没了。”[2]孟八爷可以说是见证了大漠沙湾由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大草滩渐渐沙化的全过程，这些都促使他对沙湾目前的尴尬处境有了些许的忧虑和反思，他也意识到了自然界生命变化的无常，以及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正如他所说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土涌到脖子里了，子孙还要活呀。胡干下去，真断子绝孙焦尾巴哩。”[2]眼前发生的一切教育了孟八爷，于是他重新审视过去打狐子为业的年月，虽然不乏衣食无忧，逍遥自在，但蓦然回首甚是觉得心中若有所失，“打狐子一辈子，造了几十年孽，到晚年才知道，自己竟是凶手”。[2]于是他就自觉地加入了保护生态平衡的行列，开始了一段人们难以理解的生活，放下了自己从事多年的营生——打猎，走 进“猪肚井” 寻找那些违法乱纪的狩猎者。他不仅想一切办法去阻止别人“破坏生态”的活动，更对“猪肚井”的农民进行说服教育，要他们增强环境保护意识，跟自己一起与非法狩猎者抗争到底。

从沙湾的现实来看，孟八爷的这种觉醒意识与抗争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可与 “猪肚井”农民生存的实际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有悖他们生存基本原则的。生活在大漠里的农民随着社会现实的不断刺激与逼迫，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大自然的无情、生存的残酷和生命的无常。但是这种觉醒和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艰难与痛苦转折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有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猪肚井”生活了大半辈子豁子，虽然也有个女人，家里操持的还算可以，外面有一口井养活着自己，但到头来还是命丧“猪肚井”，临死了还搭上半辈子的所有积蓄，而他的女人又不知该去往何处。豁子的女人痛感生命的无常，命运的不公，但她可以一走了之，继续寻找自己的生活。而留下来的人又会怎么样呢?只能是与生存环境做最后的抗争，拼命的活下去，于是就有了“沟南”与“沟北”争夺水井的殊死搏斗，反目成仇，最终导致多人命丧黄泉。但是一切并没有结束，在孟八爷眼里这才是开始，“那最大的威胁，不是狼，不是水，而是那颗蒙昧的心。心变了，命才能变；心明了，路才能开。”[2]

孟八爷这种生命的悲剧感与无常意识在“猪肚井”可以说是超前的，也是有一定远见卓识的，但这些不一定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可的。在“猪肚井”周旋的很久的鹞子、张五爷等猎人们，他们的想法可就大不同了。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不敢奢望活的多么自在、幸福，只要心安足矣。在鹞子眼里，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罪魁就是孟八爷，阻碍自己发家致富的祸根也是孟八爷，生命在他眼里可以说是对活着资本的无限追逐与猎取。虽然张五爷对现实也有较为清楚的看法，他对孟八爷的某些做法和行为也能理解和认可，但到临死也没能读懂生命的无常和活着的意义，这才是令人深思的所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作者雪漠对西部大漠农民人生挣扎的有力再现和抒写。但作为读者的我们更应该走进作品，试着去理解大漠农民在人生抗争中表现出生命无常和悲剧感，这种生命的无常和悲剧感不仅表现为自然力量的无常变化和人力的难以抗拒，以及人自身因为愚昧而付出的代价。更表现为人对自身命运的难以把握，以及由于人自身盲目和生命意识的淡漠而缺乏对生命最起码的敬畏与尊重。无论是大漠自然界生态的日益恶化，还是大漠里人们生命的反复无常，都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了西部社会在走向未来，也就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阵痛和付出的代价。

《狼祸》里所选的大漠小说比较真实的记录了西部农民独特的生存图景，以及大漠农民在社会转型时期所经历的肉体和精神上的迷惘和痛苦，透过文本也能看到作者在苦难的叙述中流露出的人道情怀，就像雪漠自述那样：老百姓生活和疾苦文学界长期以来处于缺席状态，时下多是“无病呻吟、卖弄技巧、莫名其妙” 的文字。这些大漠小说一经发表，就赢得了读者和文坛的好评，也为作者带来了不错的声誉，也给长期处于“精神缺钙”的中国文坛带了别样的风景。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小说缺乏对当前西部社会发展变化的理性审视，以及对西部农民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困惑和艰难选择的深入思考。现实或许是贫乏的，但文学想象却不该受制于现实的是非得失，作家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这种现实的真实描述，而必须“坚持自己的超越性想象，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进入一个更自在、丰富的境界”。[6]

参考文献：

[1] 雪漠 《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2] 雪漠《狼祸》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3]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雷达《新时期以来的甘肃乡土小说》，《小说评论》，2010

[5]谢有顺《被忽视的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河西学院学报》2013年第29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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