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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西夏文化

2011-03-13 11:33 来源:雪漠文化网 作者:佚名 浏览:24580919
内容提要:西夏文化才成为中国文化史的一颗璀璨明珠,屹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党项族原是羌族的一支,在多民族的纷争中,历经磨难,唐末五代时在西北崛起。公元1003年,党项族攻占凉州,并于1036年正式建立了政权机构西凉府,凉州自此成为西夏王国的辅郡,长达200多年。期间,西夏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宋史·夏国传》:“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体方整,类八分书,书颇繁复,教国人记事用蕃书。”“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西夏书事》)。可见,西夏文制成后,西夏统治者大力推行,成为当时的官方语言文字。当时西夏与各国和地方政权的往来公文,都使用西夏文,西夏学者用西夏文写作的文学、语言、法律、医学、佛经等方面的著作,亦广为流传。蒙元灭西夏后,仍刊印西夏文书籍。至明代中叶,西夏文仍在使用。明代后期,作为民族文字的西夏文,在使用了约半个世纪后,逐渐销声匿迹了。
  西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了不朽的业绩和灿烂的文化,西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夏文字则是西夏文化中最为耀眼的明珠,放射出迷人的光彩。自清代以来,凉州先后出土、收集、保存了大量的西夏珍贵文物,其中有的保存完整,被视为国宝,闻名中外;有的为国内首次发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邑人张澍从19世纪初就致力于西夏学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凉州大量西夏文物的出土及一些早期学术成果,为今天研究西夏文化、政治、经济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西夏碑即“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清代嘉庆九年(1804),著名学者张澍在武威清应寺内发现。碑正面是西夏文,背面是汉文。由于西夏文已被人们遗忘,无法辨认,当时被称为“天书”。到1908年我国发现西夏文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编于1190年)后,才知道了它的构造、文字和字意。我国近代著名文字学家、金石学家罗福成在1932年全文发表了西夏碑的汉文和西夏文以及西夏碑的译文。西夏碑是迄今全国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碑文大意讲述了护国寺塔的初建、显灵及重修的经过,对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和西夏国名、帝后尊号、官制纪年以及当时凉州的佛教盛况等方面都是丰富而珍贵的资料,特别是近乎两千个西夏文字被中外学者称为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活“字典”。
  木缘塔和木板画
   1977年,在武威西郊林场(今西郊公园)的一座西夏单室砖墓中发现了木缘塔、木板画等文物。木缘塔造型奇特,制作精致,是西夏墓葬中第一次发现且保存完整。塔通高76厘米,分塔座、塔身、塔顶和刹四部分,呈四级八角形,饰红色,四周书写佛经咒语,且以梵文为主。早期党项族人死后用火葬,从宋初李继迁开始,不再用火葬,而改为土葬,起陵作墓,一如汉人制度。这种葬俗反映了汉化以后的西夏人明显受佛教影响和西夏人“笃信机鬼,尚诅咒”的风尚,反映了西夏民族的葬俗特色,也是西夏大力推崇佛教的历史见证,为研究西夏的葬俗制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夏木板画共29幅,均为彩绘。这些木板画是迄今所见数量极少的西夏绘画,与其它地方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内蒙黑水城发现的壁画、水墨画和传世的西夏雕板画、石刻、绘印的图画有很大区别。其它地方的绘画内容大部分是宗教性质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很少,而凉州出土的木板画几乎都是写实的。据考证,板画内容表现的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景,体现了西夏写实的画风,是绘画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对研究西夏绘画艺术具有重要的地位。
  西夏瓷器
  1982年以来,古城乡上河村塔儿湾农民在山坡上取土时陆续发现了一批瓷器,部分瓷器(包括残片)上写有汉、西夏文纪年、姓氏名字,后被专家考定为西夏瓷器。除大宗瓷片尚待继续复原外,完整和已经复原的瓷器有115件,主要有碗、碟、壶、罐、瓮、瓶、釜、钵、灯等;装饰技法主要有素釉、复色釉、印花、彩绘、剔刻釉等;釉色有黑、褐、酱、豆绿等多种,以白釉、褐釉居多。大多数器物色泽莹润,给人以稳重古朴而明快典雅的感觉。由于剔刻花和印花手法的普遍运用,成为凉州西夏瓷器的显著特色,并随着白地绘黑(褐)花瓷器的出土,填补了西夏瓷器已经运用磁州窑匠师创造白地黑花器物技术的空白。装饰题材有阴弦纹、阳弦纹、水波纹、带状纹、运头纹、九点纹等几何纹样,有梅花、牡丹、莲花、葵瓣、花叶、草叶等植物纹样,还有天鹅、仙鹤等飞禽纹样,也有几何与植物结合的卷草云纹等。凉州西夏瓷器的这种装饰手法进一步说明,西夏时期,儒学为官方哲学,佛教十分兴盛 ,而崇尚阴阳、崇尚自然天道观的道家思想也普遍被人们接受。釉面光滑柔润,再加墨彩衬托,黑白相间,显出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凉州西夏瓷器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且保存完整,既有宋代风格,又有西夏党项族和凉州地方特色,在西夏制瓷业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制瓷业,特别是西夏制瓷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夏石窟及经卷
   位于新华乡南山的亥母洞石窟、金山乡大口子第五山的石佛崖石窟及小口子山崖中的石窟,据考证大部分是西夏时期的产物。特别是亥母洞石窟,除石窟本身外,还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物。天梯山石窟中也有不少洞窟开凿于西夏,或有诸多佛像在西夏重塑或维修。1987年5月,新华乡缠山村群众,在亥母洞寺遗址施工中,出土了一批西夏经卷,为研究西夏的佛教文化、语言文字提供了实物资料。其中一件西夏文泥活字版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下卷),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一件泥活字版本,填补了我国泥活字版本的空白,为研究我国原始活字印刷术—泥活字版本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西夏人笃信佛教,在其建国的190年间,用本民族文字翻译印刷了大量的佛经,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是空前的。在西夏仁宗时期,无论从所印佛经数量,佛事活动内容的丰富以及举行法会的规模而言,堪称鼎盛。据记载,仅在一次大法会上就施西夏文、汉文佛经达20万卷。如此数量之大的经文经卷,非活字印刷难以完成。
  西夏文书
  1972年1月和1989年9月,在张义乡小西沟岘、新华乡亥母洞寺先后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书,有西夏文和汉文。西夏文书有汇款单、契约、收支账等6件,是研究西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其中有2件盖有西夏文印章的文书,是迄今发现的西夏文书中仅有的资料。

  西夏货币和金银器
   1987年9月,在东大街署东巷修建楼房当中,在距地表3米以下的地层中挖出一批西夏窑藏遗物,出土金钵、金碗、珍珠等各种金饰以及银锭22件和其它一些西夏文物,其中有17件银锭上刻有铭文及戳记符号,有的砸印有官方审验机构的官职名称,有的刻有金器作坊或金银店铺名称,有的刻有银锭的重量和成色等。金钵、金杯、金钏和珠饰金链,制作精细,做工考究,有些还在沿缘锻压有花卉图案,结构谨严而富有变化,线条流畅自如,形象生动逼真。据有关资料记载,清代以来,凉州还出土过一些西夏钱币。这些文物的出土,填补了西夏使用银币无实物见证的空白,对研究我国货币发展史,特别是研究西夏货币流通、铸币、铸银等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夏兵器
   1980年5月,在城区针织厂建设工程中,出土了一尊铜炮。这尊铜炮长100厘米,重1085公斤,由前膛、药室和尾銎三部分组成,前膛长175厘米,炮口内径10厘米,口大底小。整个铜炮造形简单,制作粗糙,銎内还遗存火药和铁弹丸,专家考证为西夏窑藏遗物。从出土情况和形制特点分析,大约产生于13世纪至14世纪初,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火蒺藜又名蒺藜火球,是我国古代兵器的一种,出现于北宋时期。1994年,武威市文管会在下乡调查文物遗址、墓葬时,征集到2枚西夏瓷制火蒺藜。1枚为黑釉,已残,仅存其半;另1枚保存完整,外表施绿釉。凉州发现的火炮和火蒺藜是我国早期火器的珍贵实物资料,对于研究西夏的军事装备和我国军事史、战争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风雨西夏,党项烈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华夏文化。西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比较重要而又独特的一个民族,特别是在文化上具有和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特点,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对此,早在上个世纪,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西夏建国历史可谓不短,但历史上记载西夏的史料很少或很不完整,主要是元朝和后代学者只承认正统地位而把西夏看作是“属国”。1908年至1910年,俄国学者柯兹洛夫在我国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物,包括佛像、法器、钱币、典籍等,重点是典籍,约有2.4万卷,填补了研究西夏历史的许多不足之处,自此,西夏学开始兴起,并成为国际显学。而凉州发现西夏碑(1804)比黑水城文物要早100多年,凉州籍学者张澍在19世纪初就著有《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二卷并序。本来,张澍已写成《夏书》多卷,放在书架顶上。一天,他和朋友们到松涛寺消夏,被家人当作废纸焚烧。张澍回来发现后,只有叹息而已。这不仅是张澍的损失,也是
学术史上的一大损失,此时是公元1810年,比黑水城发现西夏文物正好早100年。凉州出土的西夏文物,其种类之多、数量之繁、内容之丰富、保存之完整,是迄今所发现的全国西夏文物之最。所有这些,称凉州为世界西夏学的滥觞是名副其实的。
   西夏曾仿唐宋翰林体制,建立“蕃字”、“汉字”二院,在国中将两种文字一道推行,并将前者尊为“国字”。西夏碑正面用西夏文,背面用汉文,实际上就是这种体制和国策的反映。西夏时期,统治者积极推行了汉化政策,在改革的前提下继承汉族礼仪制度,大力推崇儒学,夏仁宗尊孔子为“文宣王”并命令各州郡立庙祭祀,还用西夏文翻译了《论语》、《孟子》、《孝经》等儒学经典,并著有许多儒学教材和书籍。所有这些,在凉州出土的西夏文物都得到了真实反映。在西夏碑文中“番汉僧”、“番汉两众”等也说明汉族和党项族关系密切。西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家。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广泛提倡和推行,在隋唐达到兴盛,西夏更是如此。凉州出土的大量瓷器(主要指瓷器装饰)、佛经、木缘塔、绘画和建筑、雕塑以及天梯山石窟、亥母洞石窟文物等,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在西夏瓷器中刻有太极图的道教图形,说明西夏也同样信奉道教。可见,在西夏民族发展历史上,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体系,但它并不是独立存在或与世隔绝的,它吸收并融汇了唐、宋等中原优秀文化传统,形成独步历史、独具一格的西夏文化。
   我国古代印刷术,被列为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要贡献的“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为宋代毕升发明,但由于年代久远,后人未见过当时的活字印刷品,以至国内外一些专家对此产生怀疑,国外有些国家已公开宣称他们国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凉州出土活字印刷品《维摩诘所说经》及其邑人孙寿龄研制出的西夏文泥活字,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该印本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捍卫了祖国印刷术的发明权,重要意义显而易见,学术价值不可估量。西夏文化不仅只表现在文字、绘画等诸多实物上,更重要的是融合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当中,如西夏木板画的出土,说明西夏文化不仅宗教色彩浓厚,同样也表现了现实生活。正因为如此,西夏文化才成为中国文化史的一颗璀璨明珠,屹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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