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关》中“花儿”的叙述功能

《白虎关》中“花儿”的叙述功能

《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1期

本文由雪漠长篇小说《白虎关》，讨论援引某种民间传统的人文资源进入当代小说叙事的功效与限制。

中国西部人的生活有大漠的贫瘠，也有红柳般坚韧的生命力。西部小说之所以能够体现人的生命顽强，精神源头在那块土地。生命力不被大漠风沙扼杀，是因为在风沙中生长的民间文化中有人的主体抗争。以地域为标志的小说应写出地方的精魂，雪漠深深地领悟了民间艺术形式中蕴藏的西北之魂，《白虎关》三十多章始终贯穿着山歌“花儿”。小说家在“花儿”中挖掘西北人根深蒂固的生命精神，表现其对当代儿女生活形态的影响；在“花儿”与小说人物生活之间建立的对话关系，既是从民间汲取生命力量，也是让现代与传统生活展开辩证。但是，小说中莹儿、兰兰和月儿三个女子的悲剧，又明白告诉我们，仅仅依赖传统的顽强精神无法应对当下生活。就审美表现而言，“花儿”与莹儿、月儿和兰兰的人物形象相得益彰；就艺术与当代生活的关系而言，小说建构的这场对话关系是不均等的，它告诉我们当代叙事无法较多地依赖民间传统艺术。

为什么《白虎关》三十多章开篇引用“花儿”？意在“花儿”有所隐喻。“花儿”歌词中主要的修辞手段是比兴，但是小说家立意不在普通修辞，他采用的是一种文化姿态，甚至暗含了一种不自觉的对西北本土传统文化的自恋。“花儿”体现地方人文，小说意在探讨“花儿”的传统人文精神与当代几个女子生命的对话，在凝定的传统艺术与急剧变化的当代生活之间的矛盾缝隙中，审视这几个平民儿女的悲剧生涯。

西北的生活处境当然不如东部沿海。常年的艰辛如弥望的大漠，是一个看不到头的过程，往往生命时间有多长，辛苦就有多久。走到生命后半程的一家之主老顺，用四个字概括其生活哲学为“活人了世”。其内涵是：“人”要活下去是全部目的，任何一个阶段的生命目标只是求生，这些“活”着的阶段累积为人生一“世”，“了结”了这一辈子的时间，自然生命也就完了。西北人大抵活得如老顺，既坚韧且消极被动，小说中老顺的两个儿媳莹儿、月儿，一个女儿兰兰也和她们的前辈一样被动地默默度日。她们也曾积极主动求生，但最终都用不同的方式“了”却自己的生命。

将小说中的两代人对比一番，可以看出西北现代生活进程的艰难。老一辈男人如老顺一样逆来顺受，“老天怎样给，我就怎样受”；儿子辈不甘心完全重复父辈的生活，要么像灵官那样走进城市，要么就是猛子那样在本乡本土较量争夺生存空间。女人们活到兰兰的婆婆、妈妈那个份上，已经变成极为实际的经济与自然生命，她们的情感与皮肤一样地粗糙起来，她们的行为方式也变得泼辣村野而不乏无赖气息，因为她们知道难逃这受穷受累受打骂的婆婆妈妈命运，而在最终的年限到来之前应该少付出一些、享受点人应有的生活，她们知晓后辈应该避免如自己一般生活，却又无从努力；后辈的女儿们因父母给定的境遇而不得已地受穷，同时承受男人打骂的家庭暴力。小说中的兰兰和莹儿，因双方家庭的经济困窘而被交换婚姻。女儿们“被换亲”而决定了相同的命运，她们充当的是以男女两家经济基础确立的婚配中的一般等价物。这个交易是不容反悔的，任何一方有不能为长辈见容的行为，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兰兰因为不堪丈夫白福的暴力，跑回娘家来了，紧跟着就是白家要求自己的守寡的女儿莹儿回娘家来另行改嫁，以图收回儿媳妇跑掉带来的损失。

小说家庭间关系结构的中心是“换亲”。被换的两个女子成了逐渐凋零的“花儿”，如何用花儿的节奏叙述这两个生命，并由这两个生命放大到整个西北人的生存，这是小说构思的动力。这种不以情感为基础的婚配必然伤害女儿们的身心，青春的生命以什么作为补偿？莹儿被换来嫁给憨头，丈夫有生理缺憾而且不久便亡故了，小叔灵官填补了她生活中的空缺。这是公开不得的生活，对男方尤其有心理压力。灵官无法在这片土地上待下去，他“想出去，看看外面”，他和当代中国的许许多多乡下青年一样，要到城市中去寻求别样的生活。从此，莹儿便陷在无穷无尽的思念中。这种相思的生活，传统的“花儿”已经歌唱了无数次。“花儿”歌唱爱情，在青年男女的心中唤起的是“图腾”般的爱的信念，莹儿便依靠这内心的信念滋养着自己，在来自娘家、婆婆家的重重压力下生活。她幻想自己站在“高大的沙丘上，望着渐渐远去的灵官的影儿”，“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了”，让自己沉浸在“花儿”的世界中，这就是莹儿在拥有孩子之外的全部意义，孩子取名“盼儿”，与“花儿”的唱词合二为一地实现她对灵官的想象。

人们称“花儿”为西北之魂（又名少年），民间也叫做“漫花儿”，演唱不拘泥于任何形式，非常自由而“散漫”。“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就这么个唱法”，如雪漠小说中所言：“唱花儿必须对人生有特殊的感悟。拽血带泪。只有心灵的体悟，无需语言的诠释。”其实唱花儿的人最重要的是仍然保有一颗青春的心，歌词中最为普遍动人的内容是爱情，西北男女常常要借助歌声漫过茫茫大漠向远方的心上人传情。从《白虎关》看“花儿”的功能，与其说它为少男少女而作，不如说它最适合抒发少妇的情思，其歌咏的情景与经验往往是从恋爱中走过来的人才拥有，它常常是对在极其艰难的情境中成熟起来的、过往的爱情的反复咀嚼和回味。所以，心里藏着一个灵官的莹儿最需要“花儿”来抒发，她能够与“花儿”融为一体。她唱起“花儿”来一曲曲荡气回肠，其中包藏着她一次次刻骨铭心的记忆。她能唱有声韵的“花儿”，也能感受无声的“花儿”，在大自然中领会“天籁”般的音韵。小说中有一段精彩动人的叙述，是莹儿教月儿学唱“花儿”，它一点不输于兰兰、莹儿在沙漠中夜间与豺狗子惊心动魄的战斗。莹儿教月儿吟唱，来到了村外的沙丘上。她“在这黄沙掩映的世界里，唱出了一抹醉人心弦的风景。”莹儿自己是一道风景，她融化在自然中，成了大自然天籁的一个出口，一切都是那样浑然天成。似乎莹儿成就了西北之魂，她与花儿浑然莫辨。莹儿在村外的沙丘上幻化成一幅古典图景。

然而古典的和谐终究要被现实世界的参差打破，“花儿”唱透的其实是西北人愿望难以实现的悲剧。少女月儿学唱花儿并非因为审美，她不甘于在如此单调乏味的大漠边缘过惨淡人生，纵使她的花儿唱得和莹儿一样，也不过一样重复千千万万西北乡村女人终老于黄沙飞舞的世界中的生命轨迹。她有一种向往，或者说是一种理想，要进城去改变自身的生存状况。从报纸上看到的机遇是个诱惑，省城兰州有“花儿茶座”需要会唱“花儿”的女孩，月儿所有的资本便是她是“女”孩，学会唱“花儿”就有了进城谋生的本领。月儿的城市生活的实际情形是她的“资本”被剥夺了，她回到家乡的时候，不再是一个清纯的女孩了。乡间传统的“花儿”在城市中是被消费的对象，已经全然失去了与歌唱者身心融合的可能性。城市摧折了如花的月儿，也打破了古典审美的幻梦。叙述者也许没有充分意识到：执著传统唱“花儿”的人遭遇现代生活，她们的悲剧来得更快毁灭得更不容商量。月儿终于回到了白虎关下，她随身带去的是唱“花儿的曲调与“令”牌，带回来的是一身病毒。她被染上了梅毒并不治而亡。“花儿”不是一门用于表演的技艺，它是西北人生命的自然流露。“花儿”在现代语境中被用于表演，这是一种异化。中国现代化的突变把一只无形的巨手伸入后发现代性的西北大漠，它攫取的不是某种民间艺术，而是扰动、中断这一语境中的人的生命形式。月儿学唱花儿，用一个录音机将莹儿唱的音调歌词都录制下来，然后再用自己的嗓音把它复制到“花儿茶座”中去。“花儿”成了一种被交易的对象，成了金钱交易的商品，再也没有了野外山间沙丘上的散漫与自由。月儿随身带去的唱花儿的技艺，却成了城市中情色想象的附加价值。“花儿”非但没有给月儿带来生活的改善，反而成了推她下火坑的助力。无论小说家多么喜欢“花儿”这西北之魂，但是叙述表现的分明是神魂不安。月儿从城市中抽身撤离，也部分地体现小说家对城市中的现代世界的某种拒绝。

兰兰也喜欢“花儿”，她曾经满怀憧憬地唱着“你带我躲过村口的黄狗，你带我走脱十八年忧愁，你带我去赶长长的夜路，你带我去看东边的日头……。”然而她从被“换婚”就掐断了万丈情思，始终走在夜路上，既不摆能脱忧愁，也没有看到光明的日头。躲避家庭暴力而回了娘家，夫家又不停地催逼其回去，“换亲”的脚色地位让她在家看到小姑也心下难安。她与同村青年花球有过青梅竹马的恋爱，但现今的花球只是一个浑浑噩噩的男人。她不如小姑莹儿有个盼盼，她有过一个女儿却死了；她也不能够象月儿那样有新的开端，乡村丑陋的风俗习惯力量让她无法离婚。于是，她选择了“修炼”。兰兰信了藏传佛教中的金刚亥母，非常虔诚地日日打坐默祷。

“花儿”与“金刚亥母”共同的作用是影响人心，但对世道人心的价值取向完全相反：一个积极，一个消极。“花儿体现原始的生命力量，富有青春的抗争气息；“金刚亥母完全是退回内心，除了维护人身的基本独立以外，对外部世界的生活追求基本放弃。兰兰反复地参与“打七”，排除一切困扰，闭关修炼自己的笃定操守。仍处于年轻阶段的兰兰，还想通过“斩赤龙”的修炼中断自身的生理潮信，她只想做个无性无欲的修行者。既然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希望，自己又无法走出现在的处境，而且时时面临着来自夫家的威胁，只有信了金刚亥母方能明白显示自己无欲无求而又决不妥协的态度。兰兰似乎出世了，其实这全是不得已的选择。她要躲避这个世界，躲开这用贫困、争夺织成的人际关系之网，起码让别人再也无法将她当作发泄打骂的工具、当作牛马。

综观小说对三个女子的安排，可以看出叙述者对西北土地上的人生的悲剧观。因为她们的悲剧性处境，所以叙述者刻意安排了具有神性的“花儿”与“金刚亥母”。无论消极或是积极，只为人生设计营造一个自我沉浸、自我满足的精神氛围。虽然二者表现的态度相反，小说家造神的努力其实是一致的。二者的无用与无能，其实表现的是叙述者的无奈。既然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有力量的精神资源，怎能不调转方向，祈求传统的民间艺术和宗教给人心以安慰呢？普通人心太需要安慰了，现代社会崇尚的物质力量，压迫着老顺那样的一般人家。在小说中，这个力量被设计为“金子”。白虎关的淘金既是写实，更是一个破坏驱逐传统的魔力的隐喻。

白虎关淘金带来了山川地貌和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的裂变。这是小说呈现的西北现代性的巨大的断裂与破坏，它赤裸裸地来到了，除了金钱还是金钱，像不断蚕食着绿地的沙漠一样啮食人心，它让本来就脆弱的人际关系极度失衡了。于是有钱的人更有机会成为暴富者，陡然暴富的人将权势与淫威施加于贫弱的人们，金钱与权力联手，欺压普通的乡村民众，也引发了极度的仇富心理与行为，暴力、血腥成为屡见不鲜的场景。猛子等青年人徒劳地对金矿拥有者进行种种暗地里的破坏。然而，金钱威胁的终端仍然是莹儿一辈乡村妇女。娘家一定要莹儿回家，改嫁给由屠户暴发为矿主的淘金者。为破坏她对爱情的坚守，她的母亲竟然配合地方上老二流子对莹儿强暴的企图。人欲横流与道德伦理的崩溃，比之“花儿”的原始生命力量要强大得多。“花儿”的古典静穆，与开掘金沙的机器的现代噪音之间的对话，必然是后者压倒前者。白虎关成了现代性侵入西北土地的寓言。

白虎关淘金的叙述是粗糙的，小说的写实叙述的表面冷静并不能掩盖小说家对掠夺性的开发与病态繁荣的仇恨。这个病态环境的压迫终于酿造出莹儿与兰兰逃离灾难、越过沙漠去寻找自己的生活的动因。于是，我们看到了沙漠上的惊心动魄：夜晚巨蛇钻进入睡的莹儿的裤筒、凶残的豺狗子群集发动进攻、骆驼走失而面临断水、偶一不慎就有被流沙淹没的灭顶之灾，种种生存的巨大考验落在这两个女子的头上。她们来到盐池上接受另样的艰辛，她们要面对的是另一种血腥，如此种种终于让她们不得不折返到白虎关。这些在白虎关外的延伸叙事是否必要？尽管有沙漠中的精彩的人兽对峙与搏斗，但总体上后半部小说还是显得枝冗。也许是小说家觉得还没有将两个女子完全置于绝境，还要让她们的心志承受更大更多的磨难。在小说后半部，叙述已经失去了对“花儿”的尊崇与激情，“花儿”与人一起渐渐丧失了生命的力度。在这一重意义上说，叙述者其实已经被现代暴力击败了。

小说的审美层面的成就并不止于莹儿、兰兰和月儿三个青春女子。“花儿”的历史是女人们的青春生命史，她们的上一辈婆婆、妈妈也曾经有过一样的“花儿”的生活，但是她们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早已失声。惨烈、困窘的生活处境逼着她们不顾及女儿的幸福与尊严，此一女儿的妈妈仇敌般对待彼一女儿的妈妈，亲家如冤家。两亲家之间的矛盾，自始至终都紧扣在这省俭的男女婚配交易上了，两代人都纠缠在买卖婚姻的境遇中。兰兰的妈妈和婆婆都是充满生活趣味的人物，就连那个说媒的神婆，也是活脱脱的一个王婆再世。小说里有真人，有活泼泼的场面：亲家对垒、井下余生、抓猪獾，这些场景没有不真切的。乡村世故人情和那些不依赖意识观念的血肉人物都是当代小说不可替代的叙述对象，然而它们过早地让位于“淘金”。小说家雪漠也被伸入沙漠边缘的现代性巨手攫住了，一旦面对现代性的入侵，其叙述就很快牺牲、放弃了审美的追求。

《白虎关》比较当代都市小说，情感要深厚得多，这里有都市文学中已经绝迹的深情与活泼泼的民生。雪漠古道热肠地写出了西北人的生命，这是最根本的东西。他对西北人的同情，不只限于理解，小说家有深入人物之心的心，所以他的笔端常带感情，情感的主要寄托在于“花儿”。这“花儿”是生命，是宗教，是信仰，是爱，也是西北土地上古典的美学。小说写莹儿对灵官的一往情深，几乎是古典化的。只有对生命充满尊重，才会这样叙述。这里的生命有崇高、有尊严。小说世界虽然并不单纯，但丑陋中有美丽、黑暗里面有光辉、恶中更有善。这只能是古典的，这是小说家对贱视生命的后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对抗。雪漠不自量力地用“花儿”来对抗资本的逻辑，其勇气值得钦佩。

雪漠执著地在叙事中运用西北之魂“花儿”，明白显示他站在西北看世界，这是一个有特殊价值意义的地方性立场；雪漠无法展示“花儿”能够在当今的“淘金”时代发生精神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变，这又是一个无奈。地方性立场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但是有时也难免视界受到限制，如果能够暂时地转移一下视点，从世界、从东部看西北，会是怎样的一种呈现方式？如果深入到“淘金”的肌理中，写出和乡间的老顺家一样的血肉，对资本的运作和人们对待金钱的执著有细腻表现，更有深层的价值观的冲突乃至互动，也许能够提供更复杂而有价值的文本。参透世界、中国乃至地方现代性的复杂，发现“花儿”仍然有生机，也许不至于轻易地了结这几个女子的生命了。

作者简介：

徐炯：扬州大学文学院；

徐德明：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