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雪漠《大漠祭》中的民间文化探析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雪漠《大漠祭》中的民间文化探析

张兰(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摘要：雪漠的“大漠三部曲”之一《大漠祭》中的民间文化内涵丰富，其文学作品展现了西部浓厚的民间艺术文化。作品中对西部民歌、凉州孝贤文化、道家超脱思想等丰富的民间文化的描写，体现了凉州文化对西部地域人民生活的影响。西部民间文化是雪漠创作的直接源泉，同时也给其他地区人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了解西部那一群普通的劳动人民最真实的生活图景。

民间文化是满足人类交际作用的基本工具之一，这是一种有关于类别和规律的形式。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世间一切文化都值得被重视，他们代表了世界文化的进步。从旁观者的角度去阐释文化规律，理解文化的差异与个体生存之间的关系。

一、西北民歌“花儿”题材是人物鲜活的基础

民间文化涵盖的内容范围十分广阔，民歌直接反映一个地方的历史、社会、劳动、风土人情、爱情婚姻、日常生活，它与当地民族人民的生活变迁息息相关，对研究当地民风民俗很有价值。民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它不仅有绚丽多彩的音乐形象，而且有丰富的文学内容。劳动人民通过编唱民歌传授知识、表达爱情、诉说哀愁、祈求幸福，同时也以民歌抒发感情，美化生活，记录自己的生活和历史。在雪漠的作品中很多吸收西北民歌元素，以此为增添文章波澜起伏情节做了非常重要的铺垫。西部民间歌谣“花儿”是《大漠祭》中莹儿的标志，她的吟唱勾起读者对于西部凉州大漠的无限向往。有低声吟唱的民歌，让大漠祭中莹儿的形象得以充分展现。在雪漠的作品中树立的西部女人的形象都是像她一样，温柔充满灵性。

（一）“花儿”生活的写实性

费孝通说：“人类行为是被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所推动的……在同一文化中育成的个人，在行为上有着一致性。”［1］241因此在大漠里劳动的人民都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顶着烈日，沐浴雨雪，在荒无人烟的孤漠里默默地生存，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而生活下来。“花儿”是他们在孤独劳作中唯一的陪伴，也是他们生活的一种乐趣。他们在劳作间隙哼花儿曲子，充分展现了他们生活的场景，不禁让人动容。在大体上，他们的行为是一个团体文化的集中体现。《大漠祭》中莹儿正是与灵官去坡上劳动时所唱的“花儿”，吸引了灵官，作者巧妙地将两个有某种剪不断关系的人，用一首民歌联系起来。劳作之余，灵官总是让莹儿唱一段花儿，这成了两人之间必然的话题。正是这种场景的写实性，使人物形象更加具体，写出了他们的勤劳朴实，写出了西部人民的柔韧自如。物质生活的享受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诱惑，用“花儿”展现他们生活劳动的场面，只能靠自娱自乐来满足精神生活需求，以此衬托沙窝子农民贫穷落后的事实。辛苦劳作而又苦中作乐，展现了他们对于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向往，又体现出西部人民在艰苦穷困的环境里依然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不屈不挠敢于追求更好的精神生活。“花儿”的写实性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展现在他们的精神品格中。

（二）“花儿”意象的抒情性

人类的文化认知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的，但是作者对地域文化的情感倾向，代表了作家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作者所构思的内心意象系统必须凝结为一定的结构，才能运用语言材料传达和固定下。”［2］“花儿”既是对植物花儿的描写，同时，又展现了像花儿一样的女性的形象。它表现了作者的思考，在描写女性时，爱情是“花儿”的主题之一，从个体出发显示出意识化和音乐化的新特色。在小说《大漠祭》中，象征着男女主角爱情的开始和结束。当莹儿心中慢慢地燃起对小叔子灵官的爱慕之情时，民歌“花儿”响起：

白杨的木头杏木的心，

撤坏了两连锯子。

阿哥没有维我的心，

枉费了尕妹的意思……［3］

莹儿的心里是开心的，歌声让她的生活又有了希望，这种爱的歌谣支撑她与憨头和睦相处，也让她安心地在婆家劳动生活。在那里，憨头不懂她的心，只有灵官才会欣赏她的美、她的灵性。在每一次的“花儿”吟唱中，实质暗示了西部大漠中女性自在奔放的形象，她们不顾他人的眼光，唱自己想唱的，展现自我，也借此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这种意象在作品里是声音与想象结合体，她们的灵魂都在“花儿”里，她们的爱恨都深深地埋藏在“花儿”里，开心唱“花儿”，生气还唱“花儿”，一年四季的情愁都在“花儿”里展露无遗。“花儿”就是人物情感的寄托，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有自己的个性，有生活的模样，展现了女性坚韧里的柔情。这种意象是迈向意蕴表达的重要步骤，是能够被高度感知的。直到故事结局，灵官出走，莹儿精神失常，那首象征他们爱情的“花儿”再次响起，也再次强调了民歌深入莹儿内心，成为表现人物心理感受抒情的依托，抒发她的爱与喜，她的忧与愁。

本来在市场经济的趋向下，文本作为物化的人类精神寄托，其审美价值和社会教化作用已逐渐展现。这部小说中将西部民歌“花儿”放在突出的位置，围绕灵官和莹儿的爱与疚，沙窝子苍凉的景象深入人心，人物内心抒情相互缠绕交织，刻画出人物的矛盾形象。歌谣有他们相爱的见证者，又是无言结局的终结者，从作品情节出发，这首民谣围绕人物断断续续，看似普遍却推动了故事的情节，由点到面，置身贫乏穷困的沙漠村庄，选取特定的人物对象，去审视生活劳作的人民，还原最贴近生活的情景，构成小说要素，串串相连形成一个较为生动形象的人物图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说过：“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4］作者在作品里面反复地构建“花儿”的精神寄托的目的就是希望将这样的西部民间文化推向更广阔的空间，让这样的文化被更多的人享有。同时，这种文化更是一群人的生活寄托，是精神文明的切实体验，西部文化再也不是封闭的环境里自生自灭、自娱自乐的边缘体了。

二、凉州孝贤文化使小说具有西部地域艺术特色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文化唯物论倡导者马文•哈里斯曾说道：“与文化有密切联系的是人类独有的语言能力和以语言为基础的思维体系……人类语言独有的特点无疑是因基因的改变而产生的。”［5］作为一种地域性极强的民间曲艺演唱形式，凉州贤孝与其他民间说唱艺术一样有着独具地域风格的艺术特色。凉州贤孝充满着厚实淳朴、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在区域上表现为耳濡目染口耳相传的文化形式。凉州贤孝大多除了歌颂各朝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之外，它在艺术上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淋漓尽致地展现凉州本地民间的风土人情。雪漠的作品用凉州孝贤文化丰富了西北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将这种文化融入作品使作者看到孝贤文化既有顺从也有反抗的矛盾性，将普通农民的形象塑造得如此真实，让读者感受到民间文化对人民强大的影响。孝文化和贤文化在《大漠祭》中的文化内涵较为深广，仔细阅读文本，会看到两种地域文化展现出来的文化精神恰如其分的融合一体，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大漠里的那群穷苦人民习惯了默默忍受，在贤文化的推动下，他们又不甘忍受顺从，因此反抗是他们最好的出路。两种文化都充分体现了西部地域文化的鲜明特点。他们的这种思想绝不是他们心不灵，手不巧，而是强大的儒家自足的驯化力量使他们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忽视，更加注重人的生存处境和社会组织关系了，这就是“个人和团体相合”的意思了［1］251。

（一）孝文化在《大漠祭》中的融合

民俗的产生是为了丰富物质生活，是人的思维意识的交流活动。重复的文化生活产生了再生的文化力量。在以凉州贤孝为代表的凉州文化熏陶下，甘肃凉州成为一个有独特文化底蕴的地方。观念在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可分割地帮助社会适应生存的力量。在沙窝子里，贫瘠的土地使这种孝文化体现得更加鲜明。一家人在封闭的村落里，为了生存，憨头之所以愿意为一家人的生存问题而放弃自己的大学梦，放弃自己梦想的风光人生，就是相信父亲的想法，被迫在这种境遇下默默地为老老小小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正是孝文化对他深刻的影响。在莹儿和兰兰的换婚选择中也鲜明地反映了孝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它显示了文化意识的积淀，潜藏了深刻的民众意识。贫穷娶不起妻子的两家人，为了家庭血脉的延续，父母不得不出此计策，孝文化影响下的两代人，牺牲了两个女人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利。孝文化融合了西部文化中的坚韧，代表了顺从和忍耐。当猛子在村里惹了双福女人，父与子之间的矛盾异常强烈，这一切源于父亲没有能力给他娶妻生子的经济条件，因此猛子为了发泄他对生活的不满，而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在父亲眼中这是他的无能，当猛子明白过来时，他懂得了父亲的艰辛，在父亲面前他低头认错，收起了他一直以来盛气凌人的模样。这里面深刻体现了两代人的孝义，父亲老顺对祖宗的交代，猛子对家人的孝敬。在大漠里，即使贫穷落后，他们的地域文化根基也丝毫没有动摇。在传统孝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一代代延续生存，灵官和莹儿之间的感情纠葛也是始终贯穿着孝文化，他们在憨头生病时的欢爱之情成为灵官愧疚的最关键的因素。到憨头死去，这让灵官深受道德的谴责，而选择出走他乡。这也是作者创作成功的基础，没有孝文化的推动，换婚这样泯灭人性的选择不可能继续下去。同时在传统文化体系下的父子孝义也难以保留下去。融合让孝文化不断地发展，也展现在文学作品中，显露的却是中华文化中的冰山一角。

（二）贤文化在小说中的发展

“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事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1］19《大漠祭》中，大漠里出了干旱，村子里只剩枯草一样的麦草，全村的人都等着河水浇灌麦苗，但是区干部借此来压榨农民，强收水费。这让大部分村民不满，大家联合去镇上的政府“反抗”，但是，就像文章中写道：“这儿几千年来没有爆发过农民起义。有时，活不下去的农民也会反抗一下，但那所谓的反抗不如说是情绪的喧泄。因为没有几个人会真正去拼命的，总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大漠里的农民总是忍辱负重，即使威胁到自身的基本生活。他们是一群有深厚地域文化信仰的人，他们坚信上级政府总是替他们着想，会为了他们的生存问题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生活问题。这种贤文化自上而下影响了一群朴实的农民。村里大队长老孙带头去村里打井，不仅是他工作的义务，更是受贤文化的影响。他能将村里民众的矛盾都化解，思考村民的担忧和需求，即使被人误解他官官相护，也不动摇自己一心为人民服务的想法，不辞辛劳，在官与民之间协调双方，游刃有余。孟八爷靠着自己打狐子的手艺不愁吃穿，但也不想富裕发达，他希望养育他的沙窝子能够养育时代子孙，深刻感受到天地万物，物物相生相克的法则，这种思想让他在一群求生的农民中地位崇高，这也充分体现在沙窝子中对贤能思想的运用。雪漠将这种思想运用在创作中，告诉我们那群贫穷朴实的农民也拥有自己睿智的一面，他们落后却并不都愚昧，他们即使生活在最底层，思想也可以高尚，这种农村人民的矛盾性的形象就是中国农村人民性格的缩影。

赖尔说：“心灵有三个部分：思想、情感和意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认识的样式，情绪的样式和欲求的样式。”［6］在这两种文化的影响下，这部尽显西部文化底蕴的作品带给读者是一种喜忧参半的思考，有矛盾也有豁达。他们的认识、情绪和欲求在相同的认知层面，接近于统一的样式。同情他们的处境，即使生活给他们造成了很多的困难，物资匮乏，落后封闭，他们却从没想过逃离，在强大的孝贤文化的熏陶下，他们坚守底线，想靠勤劳踏实过活，为生存担忧却又祈求自然环境给予他们馈赠。这种矛盾性让人感慨。生存条件艰苦却豁达面对，即使有钻井和灌溉之类的难题，在孝贤文化的影响下，他们忍耐顺从，也懂得生活需要睿智和豁达。孝贤文化成为他们生活的精神支柱，也将持续影响他们的生活。雪漠把生存最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也把最深刻的穷困显露给读者。这种传承不可替，即使文化久远，这种积淀已经从非制度变为“制度化”的意义了。

三、道家超脱的思想贯穿全文成为小说的核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符合中下层人民的思想要求，因此在几千年的文化淘洗中得以流传下来。道家思想发源可以追溯到老子，虽然历经几千年的淘洗，这种道法自然、顺应天道、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影响着历代的文人，如今大漠里的人也是如此。在小说的开始，就对老顺“捋鹰”的过程写得非常的细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又看到经历一场“劫难”的鹰终将被老顺重新放归自然。这意味着他们将年复一年克服“捋鹰”难题，但是鹰会得到自然的保护。作者之所以这样构思，也正是顺应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人类的生存依靠天地万物，万物相生，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孟八爷是打狐子的专家，但是他不贪图金钱，他总说狐子是沙窝子的东西，他只是借狐子解燃眉之急，他的生活一直都是得过且过，不去盲目地追求物质。他相信人类对自然伤害越大，自然也会最终去报复人类，他的这种思想，正是对道家思想的深刻地阐释，将生态的发展和人类的欲望看得非常的清楚，他对违背生态规律征服自然的做法坚持否定，即使他面对同类困窘的对手时，没有丝毫技艺高超的优越感，而是表现得十分淡定。不愿把自己辨认狐子踪迹的绝技告诉他人，正是他对人性看得十分明了，人类的贪婪无度，从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憨头病入膏肓时，他的母亲还给他张罗着做法事，希望靠天地之神力治好病痛，相信他一定会马上好起来。这种基本生存都依靠天地的想法正是受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道家的人生哲学，是一种人生处世哲学的选择。“挣脱外在的束缚，追求人生的真实，是传统道家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但必须与体认自然，少私寡欲的内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那群穷苦的农民受尽自然环境生活的磨难，却始终在道家思想下生存，学会了逆来顺受，他们为生活反抗命运，又承受现实的苦难。雪漠深刻剖析了这种强烈道家思想归属下的人民的性格矛盾，崇敬而又批判。

乡土小说的文化果实在城市文化崛起的今天，亟待解决向现代化演进。作家对西部民间文化深刻地描写，揭示了底层人民生存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物关系的矛盾，用一种琐碎平静的写法，融合地区文化底蕴，说是祭奠大漠，实质是对于大漠中深厚文化的祭奠，对人民的生存本质的思考，从而引发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思考。对民间题材的吸收，对民间地域文化深刻地阐释，对民间道家哲学文化的借鉴，上升到现实生活中的处事哲学，使读者深刻理解道家思想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新的认知视角。“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文化，这不是为了一种抽象的东西，而是因为没有共同的文化，我们将不能生存下去。”［8］这是对城市文明的挑战，当现代文明与乡土文学之间的隔阂，能否通过文学民间化，去寻找新的文化精神，值得创作者们深刻领悟，将民间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文明之中。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夏之放：《文学意象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3］雪漠：《大漠祭》，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3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5］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李培茱，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6］（英）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刘建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7］马良怀：《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8］（英）雷蒙特•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96页。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第31卷2018年1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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