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之光”烛照下的“沙湾”世界

“现代之光”烛照下的“沙湾”世界

——关于雪漠“大漠三部曲”中当代西部农民命运问题的思考

文\王建光（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对于我的一生来说，2008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因为，随着长篇小说《白虎关》的出版，我写了20年的‘老顺一家’（也有人称为‘大漠三部曲’）终于划上了句号。”[1]p478其实，像雪漠这样对一个地域性的素材“不离不弃”地写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少见，从鲁迅笔下的未庄和鲁镇，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再到柳青、高晓声、路遥等一批扎根农村的乡土作家，他们的创作共同构筑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农民叙事的伟大基石。从这些作家的创作中，我们既深切感受到他们对中国农民命运的真切关怀，也认识到中国农民在时代巨变中命运变迁的复杂性。如何穿透时代的迷雾，洞悉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处境，这始终是中国现代乡土作家所面对的重要命题。就雪漠的“大漠三部曲”来说，小说提供了世纪之交中国西部农民真实的生活图景，如何看待这一生活图景，既关系到对雪漠文学成就的评价问题，更关系到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农民的命运问题。现代生活对于中国西部农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当代文学所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大漠祭》：憨头的病史

2000年，雪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漠祭》出版，但作品出版后在甘肃文坛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反倒是引起了上海文学研究界的关注。这种对本省文学创作反应的“迟钝”，除了甘肃文学研究界对本省文学创作的不自信之外，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深层逻辑的必然演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闰土等农民形象，高度概括了中国农民的基本特征，但是，这种以南方水乡为视野的农民书写是否也有其局限性？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现代中国知识人苦苦追寻的现代生活进入农村之后，真实的生活图景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可以从学界对沈从文文学世界的重新发现中找到新的切入点。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不只是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幅边地的风景画，更在于书写了现代生活进入湘西之后令人心痛的景象。在《长河》的题记中，沈从文写到：“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2]p3沈从文对湘西世界及其人的命运的深刻洞察，越来越引起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因为，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地域的复杂性、现代生活本身所表现出的多层面性，都是我们审视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处境时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或许，正是基于对沈从文文学传统的重新开掘，上海文学研究界才对甘肃作家雪漠的长篇小说《大漠祭》赞赏有加。

在《大漠祭》中，灵官与大嫂莹儿的恋情是小说的情节主线之一。倘若灵官的大哥憨头没有患阳痿病，这个主线能否发展，还是个问号。小说中推动这一情节主线发展的动因，一方面在于擅唱“花儿”的莹儿因换亲才嫁给了憨头，二人之间本就没有多少感情；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动因在于憨头的病史。在鲁迅的《阿Ｑ正传》中，阿Ｑ对于自己头上的癞疮疤讳疾忌医，这种对于疾病的特殊心态折射出了中国农民对于患病的极度恐惧，进而可能导致生活的全面颓败。疾病让中国农民感到恐惧，他们还会以愚昧的治疗方式来应对疾病。就像鲁迅小说《药》中的华老栓一样，面对儿子华小栓患痨病的现实，却买来了人血馒头做药引子，最终孩子凄然死去。我们谈及所向往的现代生活时，其中的一个层面就在于以现代科学精神支撑起大众对于疾病的重新认识，消除蒙昧状态中的恐惧心理，再以现代医疗方式解决病痛问题。可是，在雪漠的《大漠祭》中，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西部的农民，依旧对于疾病有着极度的恐惧，要么像憨头一样，用表面的漠视来掩盖内心的恐惧；要么像憨头的父亲老顺一样，期望用民间巫术来消灾禳病。小说中，这种内心的极度恐惧使得憨头一步步陷入全面颓败的生存绝境。不过，老顺一家人中，三儿子灵官是个例外。从小学到中学，他都是个机灵的学生，虽未能考上大学，但是，现代教育已经改变了他的生活观念，对于疾病态度的变化便是其中之一。面对哥哥憨头患病的现实，灵官坚信可以通过医院的治疗，让哥哥恢复健康的身体，重获生活的信心。老顺一家在灵官的苦苦劝说之下，送憨头去医院治病的情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西部农民从对疾病的愚昧认知中走出来的希望。即便这一变化如此艰难，我们仍旧看到了现代生活观念进入农村之后，农民思想观念的改变。可是，老顺一家几乎是赤贫的，他们开始寄希望于通过现代医学来治愈疾病，但又无力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一人患重病，全家便可能陷入破产的境地，这正是沙湾农民最真实的命运。因此，民间巫术在治疗疾病中扮演重要角色，就不只是沙湾农民的愚昧所致，也与他们物质的极度匮乏有着直接的关联。

“病”与现代生活的关系，不只是在科学精神主导下的“患病—治愈”。现代生活有可能使得人对疾病产生更大的恐惧。对于憨头来说，现代生活究竟是什么？是一种更文明、幸福、安稳的生活？还是一种更冷漠、无情、绝望的生活？又或是诸种因素杂陈的生活？憨头究竟有没有对于现代生活的整体观念呢？当我们深入到沙湾农民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时，发现现代生活进入中国农村的方式是碎片式的。20世纪90年代的沙湾，几乎家家都有了电视机，对于这些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带的农民来说，这是了解世界、了解现代生活的重要媒介与窗口。可是，我们看到老顺一家反复讨论的电视节目内容——包公断案，依旧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依旧是他们最熟悉的民间故事，电视机这一现代媒介并未给他们提供一幅现代生活的整体图景。同时，憨头在医院治病的过程中，令人心酸地咀嚼着所谓城市现代生活的冷漠、无情、绝望。这是让我们很纠结的问题。灵官的现代生活观念给了哥哥憨头活下去的希望，但是，对于“癌”这一现代疾病更大的恐惧彻底摧毁了憨头的精神防线。我们看到初次去城市中的大医院看病时，憨头躲躲闪闪，待到检查出患有癌症，并且开始住院治疗时，他除了因家庭在极度困窘中仍旧举债筹钱为他治病而产生的深深的愧疚感之外，更无奈地承受着癌变加剧、现代医院普遍对于病人的冷漠所导致的肉体上、精神上剧烈的痛苦。

从憨头患病直至死亡，我们从中看到了沙湾农民生存处境的艰难，更从一个侧面真切地看到了现代生活之于中国农民的复杂意味。在柳青的《创业史》中，现代生活被表述为拥抱未来的无限热情，而这热情正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之一。在改革伊始的陈奂生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一热情在新的意识形态下持续地释放。这是巨变时代中国农民的“现实一种”，但是并非全部。患病的憨头，在弟弟灵官的现代信念感召下，不再一味地讳疾忌医，可是，憨头并没有未来。或者说，憨头对“癌”的更大的恐惧，恰恰隐喻了当代中国西部农民在迈向现代生活时的坎坷与艰辛。

二、《猎原》：孟八爷的自我救赎

在《大漠祭》中，孟八爷与老顺一样都是猎人，孟八爷猎狐，老顺驯鹰猎兔。沙湾农民从沙漠边缘贫瘠的土地上无法收获足以自存的粮食，他们要么远赴他乡，通过打工来艰难地活下去；要么无奈地守在家乡，咀嚼着风沙的苦涩滋味。因此，孟八爷、老顺的狩猎本领，以及他们获得的颇为丰厚的猎物，都令沙湾人羡慕不已。倘若没有现代生活观念的映照，孟八爷与老顺的狩猎生活，不会引起争议。2003年，雪漠出版了长篇小说《猎原》，对于他的这部作品，雪漠后来有这样的表述：“记得《猎原》完稿时，为避免读者误读，我着意用了个题记：‘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但好些人仍‘仅仅’将《猎原》当成了环保小说，这如同把《堂吉诃德》读成了骑士小说一样。”[3]p514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部小说创作时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上世纪末长江洪灾等自然灾害，引发中国人普遍地对建构现代社会过程中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可以说，《猎原》中孟八爷毅然放弃狩猎、“金盆洗手”，完成自我救赎与这一政治、文化语境是有内在关联的。同时，这也是中国西部农民在传统走向现代的巨变进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而我们关注的是，雪漠究竟怎样来呈现孟八爷这样的中国西部农民对自身传统生活方式的反思。

其实，这种对自身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反思，始终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以柳青的《创业史》来说，研究界普遍认为“新人”梁生宝的塑造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严家炎所谈及的“三多三不足”[4]p21问题。的确，在小说主人公梁生宝身上很难看到中国农民在历史巨变中复杂的生存处境，而这种复杂性在他的养父梁三老汉身上有些微的呈现。其实，《创业史》中的这一问题并非个案，而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可以从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新时代青年”与“旧传统老者”的人物谱系中找到缘由。的确，对于一个20岁出头的农村青年来说，接受新的观念往往较快，而对于一个垂垂老矣的农民来说，接受新的观念之难，也许正可以用灵魂的搏斗来形容。但是，当我们反观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进程时，或许不能忽略农民精神世界中普遍包蕴了求新求变的巨大热情。这既可以在《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农村新青年身上感受到，也可以在陈奂生等中年农民身上感受到。当然，这又何尝不可以在梁三老汉这样的传统的旧式农民身上感受到呢？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或许有点忽略了《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最终认同梁生宝的心理动因的复杂性。谈及这些，也是为孟八爷的“金盆洗手”、自我救赎找寻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进程中农民的心灵轨迹。

在《猎原》中，孟八爷是一个传奇般的猎人，可他要“金盆洗手”。这对于在沙漠边缘苦苦支撑生活、努力找寻一条生存之路的沙湾农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孟八爷“金盆洗手”的心理动因，是简单的官方政策宣传的结果吗？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政府开始实施动物保护条例，也开展了深入打击偷猎的行动，而孟八爷在广阔的沙漠、森林展开与偷猎者的较量，正是在政府组织下进行的。但是，孟八爷这样的沙湾农民所完成的自我救赎是否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在《大漠祭》中，灵官是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农村青年，在大哥憨头患病时，他的现代信念令人感动。但是，灵官在小说结尾时远赴他乡，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的颓败。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这种青年人逃离故乡的故事几乎成为一种叙事模式。然而，对于那些从出生之后就未曾想过要离开故土的农民，他们应该如何应对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呢？是否他们都像可怜的憨头一样在贫、病、苦中打发日子，直至凄惨地死去。憨头的命运当然不能代表所有中国西部农民的命运，至少，我们在孟八爷自我救赎的过程中看到了西部农民对待现代生活的另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不单纯来自政府新政策的宣传，更与他们的生存现实联系在一起，即生存本身孕育着中国西部农民求新求变的动因。孟八爷已经是一个老猎人了，从沙窝中猎狐，这是土地给予他的生存权利，但是，他又并不是一个无节制猎狐的人。这种与土地、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繁衍生息的必要条件。但是，当一些猎人在现代商业价值观念的驱动下无节制地猎杀生灵时，孟八爷强烈地意识到：他的猎人身份不再是美谈，而已经成为恶名。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他的生存即将遭遇致命的危险。这也正是老顺面对外国商人在沙湾毁灭性的捕鹰时，与外国商人展开殊死搏斗的心理动因。这个过程中没有太多的浮于表面的道德神圣意味，而是这些沙湾农民在生存遭遇更大的威胁时进行的本能的自救，他们的自我救赎体现了中国西部农民生存的倔强与韧性。在现代商业

价值观进入沙湾的过程中，孟八爷意识到自身固有的生活方式有可能成为现代商业价值诉求的牺牲品。他的“金盆洗手”，既是对环保意识这一现代生活观念的接受，又是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人与土地、自然和谐关系的彰显。正是这出于本能的自我救赎，使孟八爷成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一个颇具魅力的老农形象，这也是雪漠的《猎原》的文学贡献之一。

“造了几十年孽，晚年才知道，自己竟是凶手。可还有多少人迷着呢，还在狠劲举了锄，挖自己的墓坑哩。叫他们也明白，显然更重要。一人金盆洗手，不如百人洗心。”[5]p36孟八爷正是抱着这种热望与疯狂的偷猎者进行较量。但是，《猎原》中的猎人张五与鹞子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之下，正在疯狂地猎杀狐、狼、鹿。在猪肚井，那些牧人正在与狼的搏斗中陷入相互残杀的绝境。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在自然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沙湾，孟八爷期盼的“百人洗心”必将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三、《白虎关》：双福的返乡淘金

在《大漠祭》中，对于老顺来说，三个儿子的成家问题，是他无力承受而又不得不承受的生活重担。他牢骚满腹，与老伴、儿子的关系也常常剑拔弩张。这种粗鄙的、艰难的生存处境几乎成了老顺生活中的全部内容。幸好，老顺有驯鹰、猎兔的本领，在令沙湾人艳羡的驯鹰的过程中，他也有了一丝精神上的安慰。不过，这一丝精神安慰在《猎原》中已经荡然无存，外国商人疯狂的捕鹰行径深深地伤害了老顺。在200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白虎关》中，老顺的日常生活依旧艰难。大儿子憨头死去了，小儿子灵官远走他乡后杳无音信，二儿子猛子的婚事仍旧是一件令老顺头痛不已的事。同时，因为憨头的死，儿媳莹儿与女儿兰兰的换亲问题风波再起。在这生活的泥潭中，老顺喊出“老天能给，我就能受”。这既是沙湾农民苦难的生存现实，也是他们倔强的精神品格的表现。但是，这种精神品格会成为沙湾人应对现代生活时不竭的精神资源吗？如果说，《猎原》中孟八爷依靠这种倔强、韧性精神实现了自我救赎，那么，在《白虎关》中现代生活的毒瘤，就像憨头所患的癌症一样，开始慢慢扩散，并最终吞噬了沙湾人。

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现代工商业对中国农村究竟有何影响？这个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着坚实的书写。无论是茅盾的小说《春蚕》里汽笛长鸣中驶来的现代船舶，还是沈从文的小说《长河》中运进湘西的轰然作响的榨油机器，它们都似庞然大物一样侵蚀着农民朴素的生活信念。当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执守乡村的孙少安，以艰辛而卓绝的努力开始了农村社会中现代工业的创建。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也真切地获得了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所带来的便利。农民因生产机械化而使得自身的劳动能力大幅提升，乡镇企业的建立也使得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农村商业网络的建设使得农民的生活越来越便捷、丰富。因此，现代工商业对中国农民的影响是复杂的，其中有创痛也有欣喜。

在长篇小说《白虎关》中，雪漠描绘了21世纪初现代工商业吞噬沙湾农民时触目惊心的图景。这部小说中很少露面却又似无处不在的返乡者双福值得关注和探究。在《大漠祭》中，双福作为一个远景，构成了沙湾人对村子中人进入现代都市创业、进而成为小老板的生活状态的想象，这其中既有艳羡，也有对双福为富不仁的憎恶。但这毕竟是远景。或许，留在沙湾独守空房，与老顺的二儿子猛子纠缠不清的双福老婆更能为沙湾农民提供茶余饭后的佐料。《白虎关》中双福回到了沙湾，这个返乡者并没有给沙湾农民带来福祉，而是以蛮横、无理又让沙湾农民难以抗拒的方式把现代工商业带入了他们的生活。在沙湾附近的白虎关，机器彻夜轰鸣，疯狂的淘金热潮席卷了整个村落。猛子与同伴从偷沙到承包沙窝，以及为金沙而与淘金的沙娃们之间的疯狂械斗，与《猎原》中猪肚井上牧人之间的械斗场景何其相似。不同之处在于，牧人的生活方式正是孟八爷、老顺这样的沙湾农民反思的对象，而白虎关上所发生的一切，孟八爷、老顺们究竟还能否应对呢？毕竟，这淘金热潮能够迅速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孟八爷、老顺们根本没有能力与双福较量。同时，白虎关上疯狂的淘金热潮，衍生出粗糙而又极尽现代恶俗消费趣味的街景。这里有淘金的老板，下井干活的沙娃，洗头房里的暗娼。的确，沙湾农民终于在耕种、狩猎、外出打工之外找到了生存、致富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沙湾农民在家门口看到了外出的寻梦者、打工者在都市中所体验的现代生活的真实景象。小说中的女孩月儿是走出沙湾的寻梦者，她在进入城市之后被骗、被欺凌，当她回到沙湾时已经伤痕累累：“那是‘家乡’呀。在她的心中，‘家乡’是个熨斗，能熨去灵魂的伤痕呢……但现在，那冰冷的庞然大物，也追到家乡了。”[6]p332这是月儿眼中的白虎关，这是月儿眼中已经面目全非的家乡。当猛子娶月儿为妻时，他欣喜若狂。可是，老顺一家又在为月儿治病的过程中陷入赤贫的境地。《白虎关》中月儿的“病”依旧隐喻着沙湾农民迎接的现代生活，并非他们内心所渴望的美好生活。

小说的尾声部分，双福的淘金梦破碎了。可是这种野蛮、粗暴的淘金并未在沙湾终止。如果说，沙湾农民因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使得自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那么，这种现代工商业进入沙湾时所造成的文化生态的恶化则更令人心痛。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西部往往是以自然矿物资源的输出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建构的重要途径，但是，就像《白虎关》中的淘金热潮一样，这种输出不仅淘尽了黄金，更淘尽了沙湾农民对于可能建立起的现代生活的美好想象。因此，沙湾的荒漠化不只是区域性的自然生态危机，更是区域性的人文生态危机。

中国人对于文明、健康、和谐的现代生活有着热切的期盼和追求，但是，如何应对现代生活的复杂性，这成为当下中国社会严峻的政治、经济、文化命题，而这一命题对于身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国西部农民来说尤为重要。当我们面对“现代之光”烛照下的“沙湾”世界时，除了欣喜于沙湾农民的素质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提高，物质、精神生活日趋丰富之外，如何应对现代生活中粗鄙、恶俗的价值观所造成的人文生态的恶化，更显得刻不容缓。这也许正是雪漠的“大漠三部曲”带给我们的深刻的警示。

参考文献：

［１］雪漠，《大漠祭》，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出版。

［２］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３］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

［４］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03期。

［５］雪漠，《猎原》，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６］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

——刊于《齐鲁学刊》2015年第5期总第2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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