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室中的那盏明灯—— 读罗希特《狱中信札》有感（全文）

囚室中的那盏明灯

—— 读罗希特《狱中信札》有感（全文）

古之草

一个月前，在一场文学品鉴活动中，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的张宏伟教授向我展示了这部中文版的《狱中信札》，并告诉我，这是她与孔院的柏那亚老师共同翻译的。当时我心头一惊，颇感意外，因为在尼泊尔生活多年，我很少见到尼泊尔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于是心中顿时生出一睹为快的渴望。

同时，我也被书名深深吸引——《狱中信札》，这不禁让我想起中国商朝末年的周文王。他曾被纣王囚于最深的牢狱之中，却没有怨天尤人，也未曾低头求全，反而在最幽暗的方寸之间，发出了最耀眼的光芒。他写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第一部哲学经典——《周易》。同样，拿破仑、苏格拉底、耶稣与甘地，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度过了他们的狱中岁月。由此可见，狭小的监牢虽能锁住人的肉身，却锁不住那颗伟大的、思索人类命运的心。

罗希特先生也是如此，虽然身在监狱，但他的心中却装着整个民族的命运。他说：“文学是社会的镜像，想读懂一个社会，必先读懂其文学。”这句话我深以为然。尼泊尔于我而言，起初是地理书上的名字，是喜马拉雅南麓的国度，是佛陀诞生之地。但透过这部《狱中信札》，我才真正开始触摸这个国家的脉搏——它的文化焦虑、它的文学自觉、它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挣扎与坚守。罗希特先生在狱中写下的这些文字，表面看是一些家书，实则是一部关于尼泊尔风土人情的百科全书，也是尼泊尔文化命运的沉思录。

一、文学的自觉：从诗歌传统到世界文学的焦虑

罗希特先生在信中多次流露出对尼泊尔文学现状的困惑与期许。我终于明白，为何尼泊尔每一场文学集会，诗歌朗诵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尼泊尔是山川、河流、瀑布与丛林交织的国度。“群山回应每一句低语，瀑布吟唱着不息的歌谣，丛林中飞鸟日夜啼鸣”——这样的自然环境，注定要孕育出诗性的民族。罗希特先生在信中深刻指出，尼泊尔多样的自然风貌早已刻进各个民族的灵魂深处，化作喜怒哀乐流淌在歌谣里。尤其是迈蒂利人，“简直是生于歌、死于歌的民族”。这让我想起中国《诗经》的传统，“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山川孕育诗情，苦难滋养歌谣，诗歌早已融入尼泊尔人的血脉，成为民众宣泄悲欢、记录世事最质朴的载体。诗歌扎根民间，这便是尼泊尔文学格外倚重诗歌的缘由。

那么，我就在追问：“尼泊尔至今为什么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大作家或大诗人？”像印度的泰戈尔、爱尔兰的叶芝、丹麦的安徒生——有些国家的国土虽然不大，但却孕育出了伟大的文学巨匠，其背后的文化支撑何在？这是我们都要思考的问题：如何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就如罗希特先生坦言：“我们从不缺少辛勤劳作的农民、工人与士兵——数十万尼泊尔人远赴海外，靠体力谋生。可‘脑力劳动者’却寥寥无几。”他惋惜地写道：“两千五百年前，自悉达多之后，这片土地再未诞生过伟大的哲学家；曾让我们得以在外国人面前引以为傲的诗人德夫科塔，已然离世；被誉为‘尼泊尔莎士比亚’的巴尔克里希纳•萨马，也已远去。我们没有亚当•斯密、爱因斯坦、达尔文与马克思这般的思想巨擘。”

读到这里，我心中非常震撼。这种对思想巨人缺席的慨叹，何尝不是许多后发国家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我们都知道，文学和文化的发展，需要长久的积累与孕育，需要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的努力。罗希特先生身处囚室，却清醒地意识到，文学的高度决定了一个民族精神的高度。正如他说的：“心怀家国的深思者，而非唯利是图的逐利之徒”。

他也曾试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翻译成尼泊尔语——这个细节令人动容。一个囚徒，渴望通过翻译将世界文学的经典引入母语，这种“为尼泊尔语言文学领域略尽绵薄之力”的意愿，是一个写作者最朴素也最高贵的自觉。

二、文化的危机：当古老传统遭遇现代性的浪潮

囚徒之身，从未磨灭他的文化理想。罗希特先生对尼瓦尔文化的衰微有着锥心的忧虑。他看到巴德岗的“衰老”，看到年轻一代“正日渐沉溺于西方的歌舞与生活方式”，看到“不择手段追求财富、谋取利益的资本主义心态，正逐渐侵蚀着古老的文化与民族认同”。

这种忧虑，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真的令人敬佩。他谈到尼瓦尔艺术时说：“在巴德岗，每一块木头都镌刻着艺术的温度，每一方石头都凝练成信仰的造像，每一片砖瓦都沉淀着建筑的智慧。”然后他反问：“我们难道不该让这份传统延续下去吗？难道将来，我们还要让尼泊尔的子民远赴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的大学、博物馆或私人藏馆，去研习本国的艺术吗？”甚至，他还有一个朴素又远大的心愿：培育新一代的本土艺术家，让阿尼哥式的匠人再度破土而出。

这份对文化主权的守护意识，这让我想起中国作家雪漠用二十年时间写作《大漠祭》《猎原》《白虎关》时的情景，他与罗希特先生一样，都有一份文化使命和担当，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一个民族在历史转折点时期留下一点精神档案。所以，罗希特先生在狱中写下这些文字，本身就是在为尼泊尔的文化记忆存档。

尼泊尔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特质，这一点罗希特先生有着敏锐的洞察。他在书中写道，巴德岗的建筑风格“似乎深受中国北京天安门或天坛的影响——尽管艺术形制带有中国印记，内里的神像却皆与印度教相关。这正是尼泊尔艺术文化有别于中印两国的独特之处：换言之，尼泊尔恰是这两个大国文化的交融点。”这种文化交汇的自觉，是一个民族形成文化自信的前提。

三、囚室与旷野：理想主义者的“狮式回望”

这部书最打动我的，是罗希特先生在囚室中的精神状态。“虽然在狱中，也渴望自由，渴望灵魂的飞翔。”他将囚室变成了思想的旷野，将对家人的思念升华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

他回忆大学时代读雪莱、拜伦、济慈与华兹华斯的浪漫诗篇，想起契诃夫的《打赌》，想起巴尔扎克临终前在教堂与爱人完成的婚礼。一个囚徒谈论浪漫主义，谈论在他人看来很“虚”的东西，这本身就充满了一种张力。但罗希特先生的浪漫不是逃避，不是作秀，而是在困顿中对精神高地的坚守。这也是文学所带给他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正因为在年轻时读了很多世界大师的著作，他的心灵非常丰富，灵魂也非常强大，足以抵挡生活中的诸多磨难。所以，在面对诋毁、诽谤，甚至背叛的时候，他毅然坚守信念，决不放弃，守住那颗温善的心。

他写道：“跋涉在岩石嶙峋的山间时，尖利的碎石、丛生的荆棘容易划伤双脚，就连新鞋也常会磨破皮肤。可人类社会向来都是踏着带血的双脚前行的。”这让我们深深地明白，对文学的探索，对文化的传承，从来都不是安逸的事业，都需要开拓者和铺路者。无疑，罗希特先生是尼泊尔民族进程中难得的“一盏灯”。

更让我深思的是他对“无私者无畏”的信仰。在狱中，他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思考社会变革的可能。他说：“一个人若没有勇气、缺乏创造力与决心，没有活力去探索、去尝试、去奋斗，不懂得友谊与变革，也不愿学习，那便如俗语所言：‘无文学、无艺术、无音乐，与禽兽无异。’”这段话让我肃然起敬。

罗希特先生自嘲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在书中写道：尼泊尔语中有个词“锡哈瓦洛坎”（意为“狮式回望”），恰如雄狮行路时亦常回首——“回望”本就是细细审视过往，换言之，我正在叩问自己的内心。

罗希特先生在囚室中完成的正是这样的回望：回望自己的成长，回望尼泊尔的文化，回望人类文明的精神谱系。他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些阅读不是消遣，而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在寻找与人类文明对话的通道。

他对翻译的见解也尤其精到：“若让十三位不同语种的译者依次翻译‘吸烟有害健康’这句话，从第一种语言传到第十三种语言时，竟可能变成‘不吸烟有害健康’！这便是翻译的‘奇妙’之处！”但同时他也坚信：“语言，是任何文化与文明知识宝库的钥匙。若无语言作为桥梁，浩瀚的文化文明知识便形同虚设，毫无价值。”一个多语言、多民族的国家，如何通过翻译实现文化的交流与再生，这是罗希特先生始终关注的问题。

四、镜与灯：文学何为，文化何往

罗希特先生在信中也谈到了尼泊尔教育的困境。他看到“快乐童年”的口号已成童话泡影，父母给孩子“施加了过重的负担”，当代儿童“正遭受抑郁症的侵袭”。他参加一次会议，其核心宗旨是“让孩子活得像个孩子！”甚至，他也担忧：是否该让儿子成为一名艺术家？还是该让他去做医生、工程师，过上优渥的生活？

这让我想到中国的鲁迅曾发出的那句呐喊：救救孩子。在当代的中国，作家雪漠也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所以他写出了“救赎三部曲”，也就是三部长篇小说《爱不落下》《妈妈的星星》《考拉要开心》，关注的就是抑郁症、自闭症患者，以及失足的青少年。这就让我看到，一个真正关心文化命运的人，一定也关心人的命运。

我们知道，文化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它活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中，活在每一首歌、每一句诗里。罗希特先生在狱中想念家中的花园，想念那些本土花卉，他写道：“可尼瓦尔社会怎能没有花呢？那些吟唱着‘兰塔库花’等本土花卉的歌谣，终将继续为尼瓦尔社会注入生机、争光添彩。”花与歌谣，看似微小，却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石。

关于“历史遗迹考古认定为国家财产”，罗希特先生有一段话发人深省：“最应该保护的是文化的精神和传承。因为所有的建筑，所有的古庙，所有物质性的东西，最终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这是不可逆转的规律。比如，中国的西夏王朝，中国的楼兰古国等等，都是如此。但是，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可以渊源流传，只要人类这个物种存在，那么它们就存在，因为人类需要文化的滋养，需要灵魂的叩问。”

读到此处，我真的深深感动。一个尼泊尔囚徒，在二十世纪的狱中，谈论中国的西夏、楼兰的消逝，思考的是比物质遗产更根本的问题——精神的传承。是的，文学也罢，文化也罢，如果没有了那种精神，那么其存在的意义和理由又在何处？

罗希特先生说：“毫无疑问，如今——人类文明，乃至人类自己，正困在这方寸囚室之中！”这个判断在当下依然振聋发聩。物质的囚室、观念的囚室、欲望的囚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学来提供精神的钙质，需要文化来引导回家的路。罗希特先生在囚室中的写作，正是用心灵倒映出一个民族的世界，用文学构筑了一座精神的巴德岗——那里面有木雕的温度，有石雕的信仰，更有砖瓦沉淀的智慧。

罗希特先生说，文学是社会的镜像。作家雪漠也说：“好的文学不仅是镜像，更是灯——在黑暗中照亮前路，在迷茫中指引方向。”那么，我觉得，《狱中信札》对尼泊尔民族来说是“灯”，对我们来说也是“灯”。它让我看到，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一个真正的文化人，都应当像罗希特先生那样——“生活简朴，思想高尚”，以毕生精力投入钻研与思索，为民族的文化复兴竭尽全力。中国的周文王就是如此，他在最深的牢狱中，画出了六十四个卦象，窥见了天地运行的奥秘，至今《周易》所蕴含的哲学智慧。仍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类的灵魂。

那么，只要人类还需要文化的滋养，还需要灵魂的叩问，那么这些看似“不切实际”的理想，就有着最切实际的力量。罗希特先生的牢房，是他眺望整个尼泊尔社会的窗口；而他的文字，是我们这些读者得以窥见那个世界的一束光。

愿尼泊尔的文化之树常青，愿所有在“囚室”中坚守的精神都能抵达自由的彼岸。因为说到底，人类的文明正是在一代又一代囚室中的叩问里，获得了突破囚室的力量。所以，若心灵自由，斗室便是天地；若心灵被困，天地也是牢笼。

——2026年7月17日于加德满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