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长忠：雪漠现象的雪漠逻辑

雪漠现象的雪漠逻辑

郑长忠

2025 年8月16 日，本人应邀参与由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复旦整合心理基金联合举办的复旦大学“子彬对话”。

本次对话由复旦整合心理基金秘书长郭媛丽主持，复旦大学孙时进教授担任召集人，国家一级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雪漠先生作为主嘉宾出席。

作为一项开放式学术对话项目，它聚焦“个体内在心理历程与外部创造性成就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话通过讲者与心理学专家、跨学科学者的深度碰撞，既鼓励深入理解个体的心理过程，更致力于挖掘生命成长中的关键体验，为相关议题探讨搭建跨学科平台。

现场，雪漠先生以个人心路为主线，将多年来的生活体验与思想体悟娓娓道来，分享内容真挚而深刻：

他从童年时期的观察谈起——飞虫冻死、伙伴病逝、长辈离去，这些经历让他第一次真切认识到“生命的脆弱”。而这，正是他生命觉醒的开端，也是他思考“人为何而活”的起点。面对生命的虚无感，他萌生了职业理想，通过文学记录注定会消失的生活现象与时代，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

在后续的探索中，他还逐渐参透了“世界是心的倒影”这一生命秘密，提出“心可由自己塑造”“让心属于自己” 的观点。他主张不被外界情绪操控，更将生活中的顺境、逆境，都视作“调心的道具”。

谈及觉悟的成果，雪漠先生分享了“真心无我而有爱”的体悟。只有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执念，才能生出更宽广的慈悲；而关注世界的疼痛，是每一个人的生命责任。这份关怀并非凭空而来——既源于对故土苦难的深刻感知，也来自他走出大漠、融入南方乃至海外多元文化后的成长，“打碎自己，打通文化”的经历，让他逐渐成为自己心灵世界的“造物主”。他还坦言，这一路并不容易，光是走入“无我”的境界，就用了二十年时间。

最后，他谈及归宿感时的表述更显通透：“见过壮丽与荒凉之后，我还是回到了寻常生活。写作、教书、陪家人、看落日——这些点点滴滴，才是生命真正的安顿之处。”

雪漠先生的分享多次引发观众深思，赢得阵阵掌声。

此次交流，对我而言，既是与雪漠先生的又一次深度对谈，也通过与孙时进教授等跨学科学者的思想碰撞，让我对“雪漠现象”的内在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价值，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作为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同时也是与雪漠先生展开过多次深度对话的观察者，我此前不仅为他的著作《世界是心的倒影》（中英对照版）撰写序言，也系统研读了他的大部分作品。而本次对话以“心理学”为独特切入点，恰好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得以穿透“雪漠现象”的表层呈现，触摸到其背后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核心逻辑，尤其是个体精神成长与文化传承如何相互赋能的底层规律。

对话现场，在与雪漠先生深度交流、同孙时进教授等学者跨界碰撞的过程中，我不仅萌生了“雪漠现象的雪漠逻辑”这一提法，还围绕这一视角形成了诸多思考，并在现场分享了相关观点。

在现场发言基础上，我又做了进一步思考，形成了这份文字。它既是我参与本次“子彬对话”的复盘，也旨在以现场碰撞出的具体观点、对“雪漠逻辑”的初步探索为依托，为寻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时代命题的心理基础，提供一份思考铺垫。

心理学视角下的雪漠现象

从本次复旦大学“子彬对话”的交流过程中，我们能清晰看到它所反映出的多方面内容命题——而这些命题之所以能突破表层议题、触及本质探讨，某种程度上正源于雪漠先生这一独特的兼具丰富生命实践与深度思想沉淀的生命样本。

围绕这些命题，其背后蕴含的深层价值，可从两个具体方面展开分析：

一是“雪漠现象”为对话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与逻辑支点。

雪漠先生此次能以主嘉宾身份，站上复旦大学“子彬对话”这一国内心理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平台，分享其生命历程与思想轨迹，核心在于他数十年的创作实践、文化探索已形成具有广泛关注的“雪漠现象”。 

而这一现象本身，恰好为整合心理学研究“个体内在心理历程与外部创造性成就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鲜活案例。从心理学视角看，他的生命体验不再是单纯的个人经历，而是可被系统分析的“心性实践样本”，这也成为对话能深入展开的重要前提。

二是对话实现了多维内容与探究范式的深度碰撞。

现场既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人”为核心的互动逻辑——始终将对话对象视作完整的生命个体，以尊重为底色，在理解与共情中展开交流，不割裂“人的经历”与“人的思想”；

也展现了西方现代科学主义的探究方式——遵循心理学的学科逻辑，聚焦问题本质，直面探讨对象的局限，以严谨、刨根问底的态度追问“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 

这两种方式的碰撞，本质上是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心性智慧”，与百余年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心理学在对话逻辑与内容层面的深度互动。

作为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学者，我习惯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切入各类议题。当对话触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时，自然会关联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命题。在这样的认知语境下，本次对话的核心议题——“从心理学视角解读雪漠现象”，便有了更明确的探讨方向。 

此前，我对雪漠先生的认知多源于其著作，更多是从文学创作、文化传播的视角理解他的实践；而此次得益于孙时进教授的组织，对话以“心理学”为切入点，将他的生命历程、心性调控经验与理论分析相结合，才让我得以进一步把握了“雪漠现象”背后潜藏的心理逻辑。 

现场雪漠先生分享的生命故事中，最触动我的一点是：

他之所以能在文学创作、文化传承等领域形成独特成就，核心在于他始终以“调控心识”为根本——从对治日常的妄念、破除内心的迷执，到最终安住于澄明的真心。

正是这一系列“调心”实践，为他的所有外在成就奠定了心理根基。心理学视角的价值，就在于它以系统的学科方法，将传统文化中“调心”的感性实践，转化为可被分析、理解的“心理机制”，清晰地梳理雪漠先生生命历程的内在脉络，把握他“以心驭行”的逻辑——而这正是“雪漠逻辑”的心理基础。 

这种“心理学解读”并非对传统文化的解构，而是为其“心性智慧”提供了现代科学的阐释路径——心理学对“心理过程”的系统性研究，与传统文化中“调心”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深刻呼应，让那些看似抽象的“心性修养”，有了可被当代人感知、理解的科学维度。

我曾为雪漠先生的著作《世界是心的倒影》（中英对照版）撰写序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认同“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的辩证观点；而他提出的“世界是心的倒影”，则以更具东方文化特质的表述，让我对“心与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新的思考。 

此次从心理学视角切入，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他如何通过持续的心理调控，对治妄心、剥离迷执，最终觅得并安住于真心；又如何以这份“澄明之心”为根基，让自己的创作、文化实践乃至生命状态，都成为“心之倒影”的具体呈现——这正是“雪漠逻辑”在个体实践层面的直观体现。 

无论是“世界是心的倒影”的表述，还是他围绕“心”所做的所有努力，本质上都是“心理状态反作用于生命实践”的生动印证，这也正是“雪漠现象”最核心的心理内核。

许多人青年时都会经历生死叩问、人生困惑，雪漠先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成长于偏僻之地，物质与书籍皆匮乏，却主动在传统文化中探寻精神出路，将智慧精髓视作安身立命根基。

这份困境中的主动求索，让他在迷茫中锚定心灵方向。从传统文化对“心性”的指引里，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调心路径”——既化解生命困惑，也为后续实践筑牢精神根基。

这也印证了传统文化对 “心性” 的滋养，在生命面临挑战时更显价值 —— 它能成为个体对抗迷茫、安顿心灵的力量源泉。 

进一步追问，中华传统文化为何能成为“调心”的根基？核心在于它始终以“何以为人”为根本命题。儒释道三家虽路径不同，却共同构成了对这一命题的完整回应： 

儒家以“仁爱”为核心，主张通过伦理实践理顺人伦关系，在立身处世中涵养心性，最终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与社会价值的担当； 

道家以“自然”为归趋，强调通过观照身心、顺应天地节律，剥离外在束缚，回归与“道”合一的本真状态，达成心神的安顿与精神的自由； 

佛家以“觉悟”为指向，注重通过觉照当下、净化心念，体认诸法实相、破除无明烦恼，最终抵达明心见性的解脱境界。 

而人作为“身、心、社会关系”的统一体，恰好为三家思想的“殊途同归”提供了基础——它们看似分殊，实则皆以“心”为根本关切，所有实践与思考都围绕“如何安顿心灵、完善生命”展开。差异仅在于逻辑起点：

儒家始于社会关系中的伦理构建，

道家始于身心与自然的和谐观照，

佛家始于心念的觉照与净化。 

这种对“让生命从身心到社会价值都得到完善”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形成了跨时空的呼应—— 二者都指向“人如何成为更完整的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心性智慧”，与心理学的关联尤为紧密。

当我们试着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去拆解传统文化里“调心”、“修心”的实践逻辑；同时，又以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去呼应心理学对“心灵机制”的分析——

在这样的双向对照与交互解读中，变化将悄然发生。从前觉得晦涩难懂的传统文化表述，慢慢变得清晰；那些不易落地的心理学理论，也逐渐有了可感知的实践路径。

这种探索的价值不止于此，它不仅让我们跳出了“单一认知工具” 的局限，更在二者的共鸣与互补里，让我们收获了对“心性修养”与 “心理规律”的深层感悟。

我们切不可将中华五千年文化中关于“心”的表述视作冗余的空谈，这些内容实则承载着无数前人的生命体验与心性实践。而心理学恰好能以现代科学的视角，为当代人搭建一座“穿越时空的桥梁”，让我们读懂这些古老智慧背后的心理逻辑。 

事实上，我在阅读中已发现，不少学者已开始尝试从心理学视角解读儒道佛思想。这种梳理与阐释，恰好与雪漠先生分享的“调心实践”形成了呼应——前者为传统文化的“心性智慧”提供科学阐释，后者则为这种阐释提供了鲜活的当代实践案例。 

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不在“空谈义理”，而在“以学导用”——它始终强调“理”与“事”的统一，主张在具体的生命实践中体证义理，让思想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生命状态。这种“知行合一”的特质，也正是其能与心理学形成深度对话的关键。

不过，在具体的生命实践中，我们常面临“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困境。知道该如何调控情绪、安顿心灵，却说不清背后的心理机制；而这些机制，又恰恰以传统文化特有的表述方式存在了千百年。 

此次对话的价值，正在于将这种“实践经验”与“科学阐释”连接起来——既让传统文化的“心性智慧”获得了现代学科的支撑，也让心理学的研究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实践样本。

何以雪漠现象的雪漠逻辑

从雪漠先生在对话现场的分享中，我们得以清晰梳理出他生命觉悟的完整脉络：

从青年时期面对生死的迷茫与恐惧，到主动转向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再到在数十年的文化探索与心性修养中持续精进，最终抵达内在通透、内外圆融的精神境界。 

这一循序渐进的觉悟过程，不仅是个体生命成长的生动写照，更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的鲜活生命力——当像雪漠先生这样的践行者主动发掘、躬身践行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便能催生出“内在修养”与“外在成就”相统一的丰硕成果。

这份成果既有外在可见的实践印证：

他数十年笔耕不辍，创作的百余种文学著作覆盖史诗、小说、散文、诗歌、文化随笔等多个领域。其数量之丰、影响之广，既体现了他对文化传播的勤勉担当，也彰显了传统文化滋养下的创作功力； 

更有内在不可见的境界沉淀：

他以数十年身心修持为基，达成了事功与心性的深度统一—— 既不陷“重事功轻心性”的功利，不因追逐文学成就而忽略内心澄明与精神成长；也不落“重心性轻事功”的空疏，不因耽于心性修养而放弃以文学传承文化、创造价值。

外在笔耕与内在丰盈相互滋养，终成“事功为心性印证，心性为事功根基”的知行合一。 

这种“内外兼修、双向成就”的状态，恰恰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心性修养维度的切实效用——它并非抽象的义理空谈，而是能直接作用于个体自我提升，推动人实现精神与事业协同发展的实践智慧。

作为以文学为核心载体的文化践行者，雪漠先生始终以文字为桥梁：

此前在著作中，他曾将身心修持中对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转化为鲜活的文学表达；此次对话中，他又将日积月累的生命智慧娓娓道来，让抽象的文化理念变得可感可知。 

特别要感谢孙时进教授策划这场对话——正是他搭建的跨学科交流平台，让我们得以跳出文学或文化的单一视角，从心理学这一现代学科维度重新观照雪漠先生的生命体悟，为理解其背后的逻辑提供了新的认知工具。

事实上，各学科本就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不同路径，不过是从各自视角切入挖掘真理本质。

也正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学科视角、不同认知方式在对话空间里的碰撞交融，才让“雪漠现象”背后潜藏的逻辑得以被逐步挖掘、清晰呈现。

基于此，我们可以对“雪漠现象”的内在逻辑形成一个核心判断：

所谓“雪漠现象”，与其说是雪漠先生个体经历的偶然促成，不如说是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准则深耕自我修养，最终在外部文学成就与内在精神境界上的集中体现；

与其说是他个人独有的修养实践与逻辑，不如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型案例——清晰展现了传统文化“助力个体境界提升”与“推动外在事业成就”的双重作用。

也正因此，“雪漠现象”既具典型性，更具普遍性：

其典型性在于，雪漠先生以“文学创作+心性修养”的双重实践，将传统文化的作用逻辑具象化、个性化，让抽象的文化智慧有了可感知的个体载体；

其普遍性在于，这一现象的核心驱动力并非个体独有，而是他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些过去漫长岁月中“日用而不知”的生存智慧、心性法则，在他的实践中凝结成了可观察、可分析的典型样本。

对话现场，这种逻辑进一步被清晰拆解：

雪漠先生用一小时文学分享，将传统文化的生命智慧转化为生动的故事与体悟；孙时进教授则从心理学视角切入，以学科化分析拆解其背后的心理机制。

二者的互补阐释，让原本潜藏于个体实践中的“雪漠逻辑”彻底清晰可感。我们可将其概括为：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性智慧为根基，通过持续的“调心”实践实现内在精神境界与外在事业成就的统一，再以文学等载体将其创造性转化为现代人可感知、可践行的生命智慧，最终形成一套内在实践法则与文化转化路径。

这一逻辑绝非个人经验的偶然总结，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被独特践行的鲜活例证，具有可被理性认知、可被广泛理解的普遍意义。

它更印证了：

传统文化从不是停留在故纸堆中的“古董”，而是能与现代生活、现代学科深度对话，切实滋养个体成长、推动文化发展的活态智慧。

对话背后的文化意义与时代价值

在思想交流的场域中，不同个体因认知背景、学科视角的差异形成多元理解，本是学术对话的常态。

而对长期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引的我而言，持续与雪漠先生展开深度对话的核心动因，正源于“雪漠现象”所承载的独特价值——它并非单纯的个体文化实践，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社会落地生长的鲜活样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化，恰恰需要从这类具象实践中汲取养分。

这一结合不是抽象的理论叠加，而是“懂马克思主义者”与“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者”的深度共情与对话：双方需突破认知边界，在“为民族复兴筑牢文明根基”的共同目标下，找到思想共通的“道”。

既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锚定方向，又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汲取力量，通过跨时空、跨领域的多维碰撞，探寻华夏精神实现现代蝶变的内在结合点，让传统智慧与现代理论在对话中形成推动文明传承的合力。

从这一时代命题出发，本次复旦大学“子彬对话”围绕“雪漠现象” 内在逻辑展开的探讨，便有了清晰的价值落点。

对话以雪漠先生的生命历程为鲜活样本，通过剖析他在传统文化滋养下实现“内在精神成长与外在成就相统一”的实践，成功将抽象的文化理念转化为可观察、可分析的具体案例——为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提供了可触摸的实践参照。

当然，不同认知范式的碰撞难免带来认知差异：

人文视角重生命体验的共情，科学视角重逻辑分析的严谨；

传统阐释讲“体悟式”的传承，现代学科方法讲“体系化”的拆解。

但恰恰是这种差异，让对话突破了单一视角的局限——没有非此即彼的对立，只有互补共生的启发，最终催生出更具深度的思考，也让每位参与其中的研究者都收获了跨维度的认知增量。

更重要的是，这场对话还带给我一个新的启示。它让我意识到，我们仍需回应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时代追问：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积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心理实践，该如何与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心理学展开深度对话？

正如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新时代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各学科科学方法之间，同样呼唤这样的碰撞与融合。

这种融合绝非“二选一”的取舍：既不是用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否定科学理性的精确性，也不是用现代学科的工具性消解文化根脉的精神性。

而是让前者的精神内核与后者的研究范式相互赋能——让传统文化中沉淀的“心性智慧”，借助现代科学的逻辑框架获得更易被当代人理解的阐释路径；让现代学科的“认知工具”，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找到更具人文温度的价值根基。

若将此前我与雪漠先生的多次交流，与本次从心理学维度围绕 “雪漠现象”展开的对话串联起来，便能清晰发现：这些互动本质上是同属一脉、富有探索性的系列实践。

它们始终以“个体生命样本”为纽带，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心理学三者纳入同一对话框架——既检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具体研究中的落地可能，也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学科的融合提供了可参考的对话模式。

尽管这种探索或许仍处于起步阶段，却已让在场每位参与者深切感受到跨文化、跨学科对话的价值。

它的意义远不止解答关于“雪漠现象”的局部疑问，更指向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两大根本命题：“传统与现代如何共生”、“理论与实践如何互动”。

值得一提的是，“雪漠现象的雪漠逻辑” 探索，对每一个在现代社会中追寻“心灵安顿”的普通人而言，也绝非遥远的学术命题。它像一面镜子提醒我们：

传统文化从不是故纸堆里的静态文字，而是能帮我们应对职场焦虑、生活迷茫的“智慧清醒剂”；现代科学也不是冰冷的计算公式，而是能读懂传统、让古老智慧“活”在当下的“文化翻译器”。

当我们学会让二者真正对话、彼此成就，或许就能在快节奏的时代洪流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心的智慧”——这既是个体精神成长的需要，也是文明在当代延续生命力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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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长忠，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