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属于敢于“追梦”的人

希望属于敢于“追梦”的人

文/陈思

最近读了两篇痛斥《西夏咒》中关于“罪恶”和“民族英雄”之观点的评论文章，我一方面十分敬佩两位老师的民族情义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另一方面，我却并不十分赞同两位老师的观点。

因为，每个人读书都有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上的各种现象，也有不同的角度，这些角度导致了结论的不同。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角度真是害人的东西，一旦有了角度，就有了纷争。君不见，角度的不同，导致日本人对中国进行血腥侵略，导致成吉思汗的暴力屠城，导致十字军东征……角度的不同所导致的纷争、遗憾、悲剧实在是数不胜数。今日的好友，明天换个角度，也许就会变成敌对的双方。如果对事件的判断仅仅是基于当下的角度，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有着固定的本质？所谓“和平”，就是不同群体之间，互相尊重对方的角度，或者说，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用一种包容所有角度的胸怀来看待问题。

我相信，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和平都必然是人心所向的。这个世界上，有谁不期盼和平呢？我相信，除了战争狂之外，是没有人会仇视和平的，因为和平当中蕴含了一切我们所期待的东西，而战争、血腥、暴力却在扼杀着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幸福。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在一场战争当中，我们连一张安静写作的书桌都没有。所以，我敬佩那些为了捍卫和平而付出生命的人。作为个体人来说，我对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充满了敬意。但问题是，我们的文化应该歌颂什么？在面向整个未来世界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应该提倡什么，我们应该在文化的土壤中种下什么样的种子？难道不是和平吗？

我记得雪漠老师曾经谈到，假如有强盗侵犯他的家人，他定会奋起抵抗，但他的笔绝不弘扬他与强盗肉搏的过程，不管那过程能给他人以多少启迪。那么他的笔力将会用在什么地方呢？他的笔将阐述人为何不应该侵犯他人。他绝不会提倡暴力。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标准，同一种暴力的信息进入了不同的心灵，就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当整个文化土壤都在为暴力、复仇而喝彩的时候，仇恨的气息就会充斥整个社会，因为整个环境都在告诉我们，这是极为合理的事情。当我们认为暴力、复仇是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伤害我们的人，甚至以这样的态度来发泄自己的某种愤怒——更可怕的是，在不同的心灵当中，能称之为“伤害”和“不平”的程度和对象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在一个本身就积攒了巨大怒气的人心中，一句不太客气的话，就很可能会变成暴力事件的导火索；在一个屡屡受到社会不平对待的人心中，整个社会都会变成他的敌人。这时候，社会上就会出现肝炎针、人肉炸弹、无定向杀人、虐待动物、家庭暴力等等恶性事件。所以，我们的文化必须告诉社会：所有的暴力、屠杀都是错误的、罪恶的，都不值得提倡。

有的人或许认为这些事件都是一些特例，不应该被放在这样一个议题里面加以考量，也不足以成为这时的一种证据。但你怎能保证，获得这种暴力信息的人，全都是心理健全、有着严格道德标准的人呢？何况，环境对一个人的熏染，其力量之大往往是超越我们想象的。例如，我曾不只一次地听到类似的论调：本来我还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后来我发现大家都这样看，才知道这一定是对方的问题。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当一个群体都发出一种声音的时候，许多本不这样认为的个体，可能就会被群体的声音所左右。那么，群体应该发出怎样的声音，才对这个社会真正有利呢？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冷静的、全面的反思，才是真正社会责任感的体现。社会责任感，不应该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也不应该是一种片面化眼光下的产物。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重要，但透过历史上无数类似事件，洞察事件背后所显露的本质，则更加重要。

在我看来，雪漠老师之所以要抨击历史上一些备受赞叹的人物，并不是针对这些人物本身，更不是完全否定了这些人物的一切，而更多的是针对一种错误的文化倾向，反对将这些人物行为中的暴力因素作为膜拜的对象。就是说，我们在评论某个人物、评论某个事件的时候，或许应该选择一种对人类更加有益的态度、角度和高度。所以我认为，评论家们大可不必为历史人物喊冤，而更应该为人类未来的幸福多加考虑。历史是一种已经过去的记忆，但它同时也是一面镜子。当暴力不断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人类舞台上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思考其中的规律性，以及这些现象所反映出的本质，为人类未来的幸福提供一点助缘吗？

当然，人类社会的纷争从来就没有结束过，但我并不认为这就应该成为我们听之任之的原因。正如释迦牟尼所说，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世上一切，都是多种因素结合的产物，这里当然也包括人类的纷争。那么，就算改变现实的希望非常渺茫，我们为何就不能尽己所能地给和平提供一种助缘呢？抗日战争的先烈们假如因为成功的渺茫而放弃希望，我们眼下的和平又从何而来？我认为有乌托邦梦想的人，远比连追求的勇气都没有的人更幸福、更积极，因为他们还有希望。因此，我认为《西夏咒》是一则充满了希望的生命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