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和活着的理由

　　从本质上讲，一只因为看家而获得食物的狗和一位因写作得到稿费的作家没有实质的区别，都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生存。为了某种存在的必需，而不得不干一件事，是每个动物必须面临的问题。只有当那位作家超越了动物性的生存而开始寻问活着的意义和写作的理由时，他才超越了那只觅食的狗。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有形而上的需求和追问。
　　我作过一个发言，内容大致是一个作家必须明白为什么写作？都应该追问一个活着的理由。我们为什么活着？西部民歌中充满了这样的追问，许多时候，为了那个活着的理由，西部女性宁愿选择不活，比如“浑身打下的青疙瘩，不死老这么做哩。手拿铡刀取我的头，血身子陪你睡哩。”“桂花窗子桂花门，老天爷堂上的宫灯，杀人的刀子接血的盆，小妹妹没有悔心” 。“绳子拿来背绑下，柱子根儿里跪下。刀子拿来头割下，不死是这么个做法。”等等。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像海明威、川端康成、茨威格等作家就因为活着的理由的丧失而放弃了生存。所以，王蒙先生半真半假地说，中国作家没有走向世界，是因为自杀的作家太少了。
　　作家动物性的生存产生的自然是物欲性的作品，所以书市上充满了能塞满天空的垃圾，从中你很少发现一些能超越肉体层面的东西。高贵稀罕得像泥土中的黄金，触目所及，不过贪婪、仇恨、愚昧。最可怕的是，那种动物性的写作欲望已成为一些作家生命的惯性，创作成为习惯性流产。这也许是中国文学最悲哀的地方。
　　在大连，有位教授听到我发言后对我说：“活着，还想啥理由，累不累？我年轻过，得了癌，死了就死，想啥别的？太累。”她是啥都不想的。许多动物似乎也不想。但我知道有的动物也总想超越自己的动物层面。比如，一些狐狸，会在满月的时候，静立于大漠波浪之上，拜那月亮。据说它们想脱去狐皮，成为仙家。于是，这些狐狸就有了活着的理由。老百姓对这些有高层面追求的狐狸很是敬畏，称它们为“仙家”，而将不拜月的狐狸们称为“狐子”。前者甚至超越了人类，后者仅仅是个畜类。
　　那些什么也不想的作家的存在层次，似乎是低于拜月的狐狸的。人固然生活在烦琐的红尘中，但人还应该向往一个精神世界。
　　甘肃作家张存学曾说：当代作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神”来提升我们的精神空间。对此，我深表赞同。但我眼中的“神”非上帝，非佛陀，而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向往和追问。当然，你可以称之为信仰。
　　那活着和写作的理由，便是我们向往的精神。
　　同样，小说的存在，也需要一种理由。在越来越多的新型媒体显示出其巨大的生命力时，小说的存在是否可能久远，成为一个必须追问的问题。许多作家都在抒发自己对小说的看法，但大多忘了一个问题：小说在今天乃至明天，欲想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有什么理由？
　　这世上，所有存在必有其存在的理由。那么，小说要想在这世上存在下去，你有什么理由？
　　你是想为这个日趋贪婪的世界贡献更加贪婪的诱因？提供一种娱乐方式？或是别的理由？只有当这个理由非常充足时，小说才可能存在。任何我们打算抢救的所谓“文化遗产”，就是因为它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们必须为小说将来的存在找一个充足的理由。因为，小说诞生时的娱乐功能已明明为其他媒体取代。这时，小说单纯的娱乐功能显然不能成为小说存在下去的理由。
　　十九世纪的文学之所以辉煌，是因为它为其存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它饱含的文学精神，成为那个时代的人类最主要的灵魂营养。而当代文学，因为文学精神的缺席，文学已成为一种徒有形体而乏精神的僵尸，它是不能在这个世界上长久存在的。换句话，时下的小说，已逐渐丧失了一种存在的理由。
　　所以，欲继续存在下去的小说，必须找回已丧失的精神，应该成为一种新的营养，给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带来宽容，带来安祥和博爱。
　　只有文学真正成为人类的灵魂不可或缺的养分时，它的存在才可能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