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孟妍：活出真心，活出最好的时代

活出真心，活出最好的时代

文\吕孟妍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是狄更斯名著《双城记》的开篇段，也是我观看着影片《无问西东》时，第一个从脑子里跳出的句子。

那就让我们先说一说影片中那些最坏而又最好，最黑暗而又最光明的时代。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并不是一个平静的时代，在外患即将来临之前，国人享受着短暂的貌似岁月静好，而在清华园这样的象牙塔里，古朴美丽的校园、明亮的教室和礼堂、渊博儒雅的大师，以及青年学子的朝气与理想，编织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然而，美好而又平静的小圈子，却容易让人迷失，生或是死（to be，or not to be），只是学子们话剧表演中的优美台词，为何而读书，却使年轻的心陷入迷茫。

很快，这份短暂的平静被打破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烽火连天，国破山河碎，危如累卵，无处安身的时代来临了。为保“一张平静的书桌”，师生们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教育长征，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再到昆明，最终将这张书桌放在了千里之外的西南边陲。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以“西南联大”的融合体，书写了一段战火中的传奇。在漏雨的破败茅草屋里，在乡间泥泞的山路上，在街边小摊的简陋桌凳上，随随便便或站或坐，或交谈或沉思的哪一个年轻人，都可能是当时或日后的名师大家，陈寅恪、冯友兰、钱穆、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钱钟书、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杨振宁、华罗庚……这些大家们，在我们看来皆是熠熠生辉的珍珠，要小心摆放，而那时节，他们却像豆子般被随意地撒在昆明的泥地上，在连绵不歇的警报声中，不忘自身的珍珠本性，继续打磨，继续学习。

终于，人们赢得了和平，在六十年代热火朝天地奔向新生活了，却不料内心的风暴远远甚于战争的动乱。那是一个动辄将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时代。人群总是很容易被煽动点燃，仿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火药桶，思想紧绷，高度敏感。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人的审判者，有权力对犯了错或被认为犯了错的人，扣上无力辩驳反抗的罪名，施以毫无人性的暴力。人命贱如草，斗争大过天。有多少人借着阶级斗争尽情地释放人性中的丑恶，满足自己那扭曲的人性恶欲；又有多少天真单纯如王敏佳一般的人，只因为一份发自内心的善意，便被群盲的黑暗洪流所吞噬。影片中的王敏佳是幸运的，她有一个至诚至真的人，为她托底，无论她如何向下坠落，陈鹏都会不离不弃地托住她。而更多的人，只能坠下无尽的深渊，没有人会置“划清界限”而不顾，去托住他们。

本以为新经济时代一定会更幸福美好，而在张果果的口中，这个时代不过是“世道艰难，人心叵测”，是谁让世界变成了这样，难道张果果不在其中吗？追名逐利，尔虞我诈，丧失信任，谁是谁的猎物，谁是谁的替罪羊，谁是谁的救赎？一个繁荣得令人目眩的时代，一个贫瘠得令人心寒的时代。利益场和权力场竞争激烈，你死我活，似乎谁的手腕更加高明，心机更加深厚，谁就是人生大赢家；收起自己的好心吧，没人会感恩，小心反而被粘上甩不掉，背上一个大包袱，甚至还落得个东郭先生的下场。人心就是这样凉了下来……张果果喜欢说一个词——你猜，这固然是在让对方作抉择，选择以善意还是恶意去揣度他，又何尝不是他内心的自我抉择，选择活出真实和善意还是活出假面与恶意。当他最终选择去信任，继续付出爱心，选择拒绝Robert的联手打击David的要求时，他找回了真实的自己，敢于说“我和他们不同”，让自己的世界变成了一股清流。

我无意于写一篇影评，只是深深地感慨于这样的定律：无论历史的镜头定格在哪一个时代，多么平静或是动荡，多么繁华或是萧条，无论人们的身份和面目有多迥异，学富五车或是目不识丁，家财万贯或是一贫如洗，总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横亘在人们的心头，不停地向他们的命运发问，不停地拷打着他们的灵魂：“你活得真实么？你所做的一切是发自真心么？”

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心？

是影片中让人为一种忘我的投入与认真而肃然起敬的瞬间；是让人心弦一动，有所思有所悟的瞬间；是让人心中一热，眼泪夺眶而出的瞬间。

西南联大的教室和校舍，无论如何也不能和本校相提并论，简陋的教室漏雨的屋顶，一到雨天，雨水便倾泻而下，打在师生们的身上、课桌上，雨点在铁皮屋顶砸出的轰鸣声，盖过了老师们的讲课声，不如静坐听雨罢；警报时时拉响，师生们躲在山洞中、掩体内，依然在上课，讲得忘我，听得忘我，在知识传授与思想碰撞中，物质困顿与生命危险都被抛掷一边。那样的时代怎么出了那么多名师大家？！拥有豪华校园建筑的当今时代，为什么就没有了那样的名师大家？老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从哪里来？没有忘我的投入与认真，便没有真正的大师。活得真实，学得真实，做教师教得真实，做学生学得真实，不为利益，不博虚名，那是一种从内心生出来的从容和对理想的笃定。

影片中数次令人落泪的场景，都发生在西南联大的那段岁月中。战乱的时代，破碎的疆土，没有哪一片土地能让人有美好的想象，唯有在昆明，因为那里有一群美好的人。沈光耀的出场，让所有人都觉得他自带光环，无关于他的富家子身世，也不完全因为演员王力宏的颜值，而是他的品格，人品好，便自带光环。沈母的一番话，让我们明白了这种美好的来源，家世熏陶，家教严格，重视读书修身。那句“负甲为兵, 咋笔为吏, 身死名灭者如牛毛, 角立杰出者如芝草”，出自于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颜之推旨在阐述学习之重要性，且不以富贵名利和学习相提并论，没有学问的富贵之人与有学问的贫贱之士不能比。身怀武艺者，可能去当小兵；满腹诗书者，也可能去当小吏，历史上身死名灭的人多如牛毛，出类拔萃的人却少如芝草。学习并非为了求官求名。沈家以此为家训，便是为了教育子孙勤奋求学，但不以功名富贵为目标。因此，沈光耀被培养得文武双全，沈母却并不希望他求功名富贵，“当初你离家千里，来到这个地方读书，你父亲和我都没有反对过，因为，是我们想你，能享受到人生的乐趣，比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同你喜欢的女孩子结婚生子。注意不是给我增添子孙，而是你自己，能够享受为人父母的乐趣，你一生所要追求的功名利禄，没有什么是你的祖上没经历过的，那些只不过是人生的幻光。” 沈家作为“三代五将”之豪门，历经富贵荣辱，沈母以一句“人生的幻光”揭示了身外之物的真相。沈母看重的，是作为个体生命的珍贵，健康开心地活着，体验人生的种种滋味，不要去求那些人生的幻光，而要活得真实，活出自己的真心。

如果没有国难当头，沈光耀将会有一个快乐美好的人生，而当他看到了敌机肆虐，饿殍遍野，同胞遇难之后，便再也无法安享个人的生命乐趣了。飞虎队的那名军官说：“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从自己心底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每一个字都在重重地敲打他的心灵，自己有家有父母，而那么多孩子成为了孤儿；自己有衣有食，而那么多的孩子饥肠辘辘；自己有年轻健康的生命，而那么多人死于战火。自己是母亲的独苗，母亲教导他珍视自己的生命，珍视人生，而现在，他决心抛开自己的珍贵，去成全他人的珍贵。影片中每一个沈光耀坐进机舱挥手告别的镜头，都让人欢喜而又惴惴不安，害怕那样阳光美好的笑容，不知道哪一次飞走之后便不再回来。他不顾自己的安危，总是悄悄地为孩子们带来活命的食物，他的飞机成为孩子们盼望的希望——“晃晃”。孩子们最爱的“晃晃”，在鄂西会战中，拼尽全力撞毁敌舰，再也不会回来了。沈母翻阅着儿子留下的那本素描集，一页一页，记录了沈光耀眼中一树一花的美丽，记录了他感受到的人们的淳朴热情，记录了他对爱情的美好向往，记录了战争的残酷与伤痛，这是他的一颗充满了善与美的真心，而他将这份爱全部化为了大爱。

美丽的事物，也很脆弱。真心也常常被人性的乌云所遮蔽，看不到自己的真心，执著于外界或心中的某个东西，人便会迷失。不管那个东西本身是不是有错，即使是原本美好的东西，一旦变成执念，也会让人陷于痛苦，甚至遭致命运的悲剧。

当文科超好却非要选择实科（理工科旧称）的吴岭南，被梅贻琦问道：“你求学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住了。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他只认定最好的学生都读实科，所以他必须读实科，因为他要做最好的学生。有多少人和吴岭南一样，有这样的执念：“我一定要做最好的，最成功的那个人，做第一”，却完全不了解自己真正适合做什么，真正喜欢做什么。太过于在意世俗的标准，就会迷失了自己，世上不缺这样那样的“第一”，缺少活出真实自己的“唯一”。最终，想明白了的吴岭南，成为了西南联大的文学教授。

王敏佳的故事，是最令人感到沉重的故事，那个时代有太多的扭曲和执念，有太多的凉薄和背叛，也有太多的无知和可怜。一个被革命激情和红色信仰充满的小女孩，仅仅是因为没能向敬爱的领袖献花和领袖拍照，便在心中种下了心结，一个遗憾的填不满的心理黑洞，于是她一遍遍地用谎言填补它，一次次地去天安门拍照去填补它，直到被揭穿。一开始她向同事展示相片，让人误以为这女孩非常虚荣非常显摆，直到后来，才让人唏嘘不已，所有的虚荣背后，都有一颗哭泣的需要被抚慰的脆弱的心。李想，一个有为青年，立志奉献边疆的热血青年，支边成了他的执念，为此，他可以在关键时刻，选择懦弱地逃避与背叛，抛弃了情义与正直。当他光荣地站在欢送会的台上，受众人仰慕，发表义正言辞的高调宣言时，他背弃的朋友，王敏佳，正在一墙之隔的批斗会上，面临众人的羞辱和置她于死地的暴行。究竟是世事太荒诞，还是人心太黑暗？那一面高墙，隔着欢送会与批斗会，隔着光荣与羞耻，隔着生与死。

将王敏佳推向深渊的最初最直接的手，来自于班主任许老师的妻子，刘淑芬，一个被爱情的执念毁掉的女人。作家雪漠说过一句话：“执著于什么，什么就会变成你的魔。”即使是美好的爱情，一旦陷入执念，也会变成魔。许老师和妻子，也曾琴瑟和鸣，海誓山盟，而感情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是会变化的。表面看似乎是许老师被妻子供着读完了大学变心了，实际上他有他自己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夫妻二人之间像是投资者与回报者，再也没有了情感的交流，住在同一屋檐下，泾渭分明，没有任何交集。这哪里还是爱情，分明是仇敌之间最残酷的无声的厮杀与折磨。可是，刘淑芬就是不放手，许老师声嘶力竭地质问：“世上一切都能变，为什么就这个不能变？！”“就是不能变，你说过的，要对我好一辈子！”这样的执念，看得人无比之心累！执念化成的魔，充斥了刘淑芬的身心，在她的横眉斜眼怒目中，在她的每一个重重的动作中，摔碗，狠狠搓衣服，动辄掌掴许老师……一个浑身都燃烧着嗔恨怒火的女人，即将把这股怒火烧到无辜的弱小者身上。王敏佳因那封为许老师鸣不平的信，被这个燃烧着怨愤怒火的女人揪了出来，又在众人的阴暗心理推动下，坠向了深渊。而当这个愤怒的女人看到王敏佳被打死，突然间，自己也失魂落魄了，她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快慰，受害者的死亡，同时也击垮了她自己。也许她想要的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和转移，想要的只是一种温柔的善待，而非理性的暴力，让她自己也害怕了，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期，一条人命死在了自己手中。从前，她只是一个怨妇，现在，她成了刽子手。也许只有院子里的那口井才能浇灭执念的狂魔，平息内心恐惧和绝望。

黑暗最见不得美丽，见不得笑容，别人的美丽和快乐反衬出黑暗的丑陋与阴险。批斗会上，那些昔日心怀嫉妒的同事，终于大快人心；那些盲从的看热闹嫌事不够大的人，积极参与暴行；特别是当他们看到王敏佳因心底的失望而露出笑容时，更是不能容忍“她竟然还笑？！”他们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与挑衅，“打死她！”就像耶稣曾说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是的，迷失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会造成他人和自己人生的悲剧，直到真心重现。有人在摧毁这美丽与善意，也有人在拼命护全它，陈鹏是一个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人，他可以为照顾所爱放弃大好前途，也可以为国家付出自己的一切，他所做的事都是出自于真心，他带王敏佳到昆明避难，相隔千里，为她寄上的东西是雪花膏和银杏叶，他懂得真正的美，真正的爱。在大西北荒漠的夜晚，他靠着火堆沉沉睡去时，被火光映照得温暖发亮的脸庞，写满了思念的幸福。而李想因王敏佳的“死”，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真心，“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在另一个生与死的抉择关头，他听从了真心的选择，成全了别人的生命。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值得珍视的，当张果果看着保温箱里的四胞胎时，充满了对生命的不可思议的敬畏，同时也有担忧，如果一个人知道他将要走的人生，他是否还有勇气来。其实，生命来的时候，已经带上了勇气，它就藏在真心中。沈光耀何来勇气去当空军，何来勇气去战斗，去撞击敌舰？王敏佳何来勇气去写那封信？陈鹏何来勇气要为王敏佳托底？李想何来勇气将生的希望留给队友？当一切发自于真心，便自然俱足了勇气。对于生命而言，肉体当然很珍贵，古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沈母要沈光耀好好享受人生乐趣，张果果热衷健身和各种运动，每个人都很爱惜身体。

但生命的珍贵之处，不仅于此，真正的价值在于每个生命都有真心，那真心中藏有真、善、美，这是真正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东西。每个时代，都有无数的生命流淌过，有无数的故事上演，好的时代与坏的时代的区别，就在于其中的生命体，是否活出了自己本有的价值和意义。真心中的真善美，还会在时代与时代之间接力与传递，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启明了吴岭南什么是真实，吴岭南在西南联大鼓舞了沈光耀的真心，沈光耀空投给孩子们的食物，养活了陈鹏，陈鹏托住了王敏佳，敲醒了李想，李想救下了张果果的父母，张果果又救助了四胞胎……这条真心的传递链，在时代的纵向上，于一代又一代人心中传递，又在社会的横向范围，辐射到更广更多的人群。

这可以是最坏的时代，也可以是最好的时代；可以是愚蠢的时代，也可以是智慧的时代；可以是怀疑的时期，也可以是信仰的时期；可以是黑暗的季节，也可以是光明的季节；可以是失望之冬，也可以是希望之春。每个生命都能自主选择，选择活出真心，便能活出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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