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人类良心

 

作家与人类良心

 

文\丁小村

 

每一次看电视剧，当有作家或者诗人这种角色出现时，人们都忍不住会哈哈大笑。因为在许多电视剧中，所谓“作家”或者“诗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一个逗人笑的小丑。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会感到恼火，但想一想，又十分汗颜：因为我们现实中太多的“作家”或者“诗人”，大概就是这样的——

那些玩弄文辞和小聪明的，就像玩泥巴的儿童，时不时要弄出一个自感新奇的玩意儿，以博得大人们一笑。那些混世的，就像是猴山上的猴子，为了一颗花生的奖赏，对着观赏者跳舞和做鬼脸。那些蝇营狗苟于名利的，像是作坊里的小学徒，一本正经而又十分可笑地、在不断地制作一些看上去很像的复制品。

的确，我们这个时代，在所谓作家的行当中，有太多的小丑。电视剧是一种大众文化，大众不反感编剧和导演给作家诗人们安排一个小丑的角色，说明大众其实认可了这种形象。

当我们的所谓作家们，普遍不关心时代的痛痒和人类的处境，而只知道混混世道、谋谋名利，那这个群体差不多就等于是小丑。

或者也可以说，作家不能守住人类的良心，不单单是丑陋可笑的，而且也是有罪而可憎的。

公元757年，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大唐帝国烽烟四起，民不聊生，杜甫途径战地，写下了饱受战争摧残的大地和人民，令后世读者触目惊心：“鸱鴞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

2015年10月，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报出之后，最仇恨她贬斥她的，恰恰是来自她故乡的同行——来自祖国和故土俄罗斯的作家们，用最狠毒的话语抨击她、贬斥她，说她不是个“作家”，甚至认为她的写作不是文学。这一釜底抽薪的蛮横，恰恰证明了一个清晰的现实——当你坚定不移地保持自己的操守时，你无意中把你队列中的小丑给暴露出来了，于是他们把你当一个异类来收拾，恨不得给你嘴巴里塞上一坨翔，以免你多说半句话，让他们变得更丑陋。

这是人性的阴暗，也是某些人类团体的集体丑恶。

但丁在14世纪写下《神曲》：他将触犯了人类律法和宗教教义的邪恶者打入了地狱，但对其中许多人带着悲悯的情感；他将人类中的善者，送进天堂，以旌表人类绵延不息的善恶准则。

悲  悯

 

那么阿列克谢耶维奇到底写了些什么？

她不过用一种“口述实录”的方式，记录了20世纪人类两大灾难性事件（二战与核泄漏）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她访问了大量的幸存者，把他们的讲述记录下来，甚至把讲述时的情况也实录下来，但这份“真实”的记录并不只是历史素材、新闻片段或者采访资料，恰恰是讲述着与听者之间的讲述、聆听和记录，成为了富有意义和味道的文学作品。

悲悯。

我们有过这样的文明准则：孟子曾言，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这叫“善”。人类区别于畜牲，是因为人有善恶之分，有悲悯之情。但人类毕竟只是比别的动物进化得更快一些，“高级”也是从低级而来的。所以人类文明中，往往经常展露出丑恶而卑劣的兽性。

无论是战争和杀戮，还是压迫和欺凌，都是人类兽性的爆发。

人类文明的底线就是不让兽性过分爆发。但人类不单有直接的兽性，还会有带着人类色彩的“兽性”。在某些时候，人类的兽性更超过了动物的兽性——比如人类会用心机，用精神洗脑、用狡猾的计谋，而让兽性用另一种隐秘的方式表达出来。

卡夫卡（20世纪），他用寓言的方式描述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社会政治、道德和律法对于人类天性的扭曲和压抑。

分辨善恶、遏制兽性、守住善心，拥有一份悲悯，乃是人类良心的体现。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获奖演说中讲到：

我在乡间长大。我们这些孩子喜欢在外面玩，但每当夜幕降临，我们就像被一大块磁铁所吸引，涌向那几条长椅，长椅上坐着我们所谓‘累倒’的老太婆，几条长椅就摆在她们房前。她们全都没有丈夫、父亲和兄弟，战后我在我们村里就没见过男人，因为在二战期间的白俄罗斯，有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人死于前线或游击战。我们战后的儿童世界，也就是女人的世界。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女人们从不谈论死亡，而只谈论爱情。她们讲她们如何在最后一天与心爱的人告别，她们如何等待心爱的人，一直等到现在。许多年过去了，她们依然在等待：‘哪怕缺胳膊少腿回来也成啊，我就抱着他。’缺胳膊……少腿……我想，我从童年起就知道什么叫爱情。（引自获奖演说）

读到这些话，任何人都会在心里涌起复杂的滋味：或许你会为这爱情而感动，或许你会女人们感到悲怆，或许，你还会为别的什么而感到愤怒……不管是什么，都能证明，我们人类需要这份悲悯之心，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的文学：它一定唤醒了我们心中沉睡许久的什么东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19世纪），他用文学表现他那个时代社会制度的邪恶：制造了贫穷和罪恶

正  义

 

我知道，这个词儿本身令人怀疑。

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人给人们制定一套价值标准——人们有意无意地被这些价值观念灌输、洗脑、乃至坚定不移地维护。

但是我们很难不怀疑某些词：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战争，是以“正义”的名义发动的；人世间又有多少冤杀，是用“公正”的名义判决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又有多少其它物种而因为人类的“进步”而毁灭；在人类的不断进取中，又有多少惨烈的悲剧性事件，只用某些人的“得失”来衡量其价值……

我能想到的，你一定也能想到。但我们很多人忘了，真正的“正义”，是需要所有的人类来一起制定标准的。而所有时代的主宰者，都会制定出一套强势的价值规则，来抹杀弱势群落的权利和利益。想到这一点，又是多么令人寒心！

苏联有个“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被作家索尔仁尼琴叫做“古拉格”，《古拉格群岛》（1973）：讲述在这种劳改制度下，无数人被关押迫害，进入了劳改集中营，他们通常是莫名其妙地“触犯”了法律，背上了“五十八条”的罪名，被关进暗无天日的劳改营，然后便是忍冻挨饿、承受各种酷刑、遭受非人的迫害等等——有人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人间地狱”。

我知道我说的有些干瘪，那么让阿列克谢耶维奇带着潮湿的目光说话：

《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五百位昔日的红军女战士。这些不过是当年无数参战女兵之缩影。她们讲述了德国人如何把散兵坑里俘虏的残肢断腿拿出来展览，讲述一位母亲为掩护整个村庄而将啼哭的亲生儿溺死，讲述女人们如何用松树球果做卷发夹。她们在家乡被视为军妓，为家人唾弃。男人成了英雄，女人却无勋也无功。（引自《颁奖词》）

她笔下寻求的是那摄人魂魄的一瞬。《切尔诺贝利的祈祷》一书里，有护士告诫一位妇人说，其爱人现已非人，而是核放射体，但那妇人不予理会，听任她男人身体发出的辐射要了她腹中胎儿的命。这本书提醒我们，过去的辐射几十年来如何主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道德。（引自《颁奖词》）

真正的作家，在维护他们认为的“正义”——这种正义，是作家在考量社会、时代和人类的命运之后，而发现的价值规则——它不依照强权而变化、也不为利益所动。

还是用孟子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能做到这一点，才是人类之中真正伟大的人。

作家不能做到这些，也就不过是一个靠文词混世的匠人而已，“才子”之名是虚荣的、也是虚妄的——良心才是最重要的。

赫塔米勒（20世纪），她书写了人类政治制度对于人类正常生活的伤害和对于人性的扭曲

拷  问

 

在时代高亢的号角声中，多少人枉生在人世。

在命运不可主宰的捉弄中，多少人无端受难。

而作家只不过是在拷问这世上该有的正义而已，有此拷问，方能称得上是良心——

作家需要用怀疑的眼神盯紧他所处的社会（虽然我可能拿你没办法，但我要盯紧你，并且把你的错说出来）。

作家需要用悲悯的眼神看着那些受苦的人（虽然我帮不了你，但是我在体会你的苦难）。

作家需要用追问的目光打量着自己所处的时代（虽然我不能亲手去解决，但我必须问一问：你们这么搞，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人类良心就是这样的。那些不能守护人类良心的人，不配称为作家。

人类追求“进步与发展”的步履永不停息，但付出的代价无人计算，雷切尔·卡逊在20世纪60年代写下了著名的作品《寂静的春天》，描述现代科技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毁灭性伤害。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颁奖词中这样写到：

一曲挽歌回荡着各式体验、各种感受，可谓应有尽有，其间，阿列克谢耶维奇把史家之精准与诗人之敏感同情熔于一炉。她是测谎仪，是取之不竭的一处知识源头——说的是俯首帖耳，祸由此出，宣教为名，诱骗其实。简而言之：世道人间，大抵如此。而“出路只有一条：爱人。爱而体恤之”。这便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给我们的箴言忠告。（引自《颁奖词》）

可能这段话翻译得有些深奥，也可能译者故意做了隐饰。我要为这段颁奖词而喝彩：它讲出了一个作家该有什么样的坚守，它讲出了一个作家应该持守什么样的良心，它也讲出了一个作家如何地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来大量、拷问、追寻这个时代的去向。

必须有这样的作家，人类文明才是完整的。

当我们感受到文学的力量、并且思量着我们自己的命运、同时也关注到我们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有这样的文学，才是伟大的作家在用良心在为我们写作。

如果你眼里常含泪水——那是因为你懂得悲悯；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是因为所有的词语，都需要作家重新来审视。

那些丢弃了人类良心的作家，是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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