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野狐岭》中“飞卿暴动”的史实真相（3）

正说《野狐岭》中“飞卿暴动”的史实真相（3）

文\北野

四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夏，凉州发生大旱，连续二百多天不下雨，“粒谷皆无，且饮水亦至枯竭，今竟呈析骸相食之现象”（见《甘肃新通志》）。大旱之下，武威及河西各地呈现“粮价踊贵，比户枵空，民无所得食，饿殍满道，鸿雁哀鸣”的凄惨景象。但官府依旧横征暴敛，对农民“吸骨敲髓，征粮派款，动辄千万，苛捐杂税，任意诛求”。是年秋天，武威南乡又发生了一件事。当地民团兵勇因催交鸦片税而被人打死了。事件直接引发了哥老会领导的武威农民的武装暴动。

鸦片税，又称花税。清道光末年，河西各县普遍种植，吸食者日众。清政府也曾禁止过，但禁种不禁吸，凉州种植婴粟已经是“红花满地”，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鸦片的种植与吸食，造成民生凋敝，农作物种植大量减产，人民苦不堪言，反清斗争时有发生。《甘肃省志》第二卷大事记载，道光二十年（1843年）天祝祁连山一带藏民就发生过反对种植鸦片的斗争。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眼看鸦片种植吸食难以禁止，干脆下令在甘肃开始征收鸦片税，种植罂粟在甘肃取得了合法地位。《古浪县志》载，当时“全县山川曾广种鸦片，每当收烟季节，商户云集近千家，或坐地收购，或长途贩运，鼎盛一时”。武威“为西路鸦片之集中地，每届烟会，商贾云集，戏班、妓女，连袂而来，为西路诸郡所未有”。通常种罂粟要比种其他作物多交一倍以上的赋税，实际上武威地方乡绅官吏向烟农索取赋税时，逼迫烟民交“三倍的赋税”,百姓不堪重负，怨声四起，终于导致民变。

秋天，武威县金塔河畔右二坝村（今凉州区金塔乡）的罗天珲因天大旱，无有收成，便拒交鸦片税。里甲报告县府，县府遂派两名兵勇去协助里甲摧交税款。罗天珲时年三十过头，体格强壮，少时练过武功。见里甲带兵勇至家，愤而反抗，结果两名兵勇被其打得一死一伤。罗天珲连夜逃到武威城北乡四坝镇南仓村一亲戚家避难。这个亲戚名叫蔡泰年，也是哥老会成员，于是蔡泰年把罗天珲带到了齐飞卿和陆福基那儿。齐飞卿便安排刚刚加入了哥老会的党徒罗天珲逃到民勤县西北部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北套（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一带）去避难。陆福基和于成林建议，不如召集哥老会成员，发动民众进行反抗，趁机取消了“鸦片税”。当时，敦煌人民在张壶铭的领导下正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抗粮斗争，斗争的结果是甘肃省府答应取消了敦煌人民承担了一百七十年之久的“采买粮”税捐。此类消息也极大地振奋了同处在河西地区的武威哥老会党众的反抗精神。而光复会“龙华山普渡堂”堂主陶成章指示甘肃哥老会会党在本地起事，以策应南方新军的光复行动。于是，齐飞卿决定在武威起事，一方面可以更大限度地扩大武威哥老会的影响力，另一个方面借抗捐抗税的民众斗争响应龙华会的号召。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罗天珲从北套潜回武威。因他逃跑后，武威县府兵将其父亲抓到县衙关进大牢。这次回来，闻听父拘，哀哀恸哭，请求哥老会帮他把父亲从大牢里救出来。陆福基、于成林和梁义山等人也提议要带领哥老会会众冲进县衙，绑了知县，逼迫其放了大牢中冤囚的犯人，并宣布取消了“鸦片税”。其他会徒也纷纷建议，可谓群情激愤。齐飞卿虽有“举众起事”的愿望，但“举众起事”毕竟不是闹着玩的，是非常慎重的一件大事。决定召开会党骨干会议和武威哥老会堂主会议，以商讨领导抗捐抗税斗争的大事。是年五月的一个夜晚，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和联络，武威哥老会堂主会议顺利召开。在长篇小说《野狐岭》中，作者借人物“木鱼妹”的感受，对这个夜晚进行了形象生动地描述——

那夜，沉浸在一种高尚的情感中。飞卿擅长演讲。那时还不知道，他记熟的，其实就是一种叫龙华会的章程，其内容，是从岳爷讲起，谈到了金朝对大宋的欺辱，而那大清，就是金兵的后代。他说我们要“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用一种现代人的说法，他煽动了我的民族感情。那是另一种感情……这观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充满了我的大脑。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了我在鸡毛传帖之夜的感受。那一夜，我真的是热血沸腾呢。（选自长篇小说《野狐岭》，作者雪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

这一年是农历戊申年，遂将会议定为“戊申举义要事会商”。哥老会堂主会议讨论决定了“戊申举义”的口号和起事目的，要在“禁种鸦片烟，废除鸦片税”的口号之外，再加上“减免契据税”和“削减团防兵员数量”。因为，鸦片种植和鸦片之税固然可恶，但是，只提反对鸦片种植和征税的话，斗争的范围还嫌狭窄。因为，当时武威鸦片种植的乡村只有南部和西部的一些乡村。为了让东乡和北乡的农民也加入到这次斗争的行列，扩大斗争的影响力，于是便广泛提出了这三项斗争纲领。

五

武威哥老会堂主会议提出的这三项斗争主张切合了当时武威农民普遍的斗争心愿。第一个口号的原因前文已述，而后两个口号的提出确实体现了“戊申举义”组织领导者的心机和胸襟。光绪年间，武威乡民负担的苛捐杂税种类繁多。《野狐岭》中引录了凉州贤孝艺人在唱本《鞭杆记》里，对当时武威的苛捐杂税进行了的形象描述——

红月捐，白月捐，这些个捐税要掏钱。娶妻嫁女也要捐，死人丧葬也要捐。佃田卖地也要捐，置田置地也要捐。经营牲口也要捐，生儿育女也要捐。娃娃们交的是“爬爬捐”,老汉们交的是“拐棍捐”。女人们交的是“脂粉捐”，男人们交的是“力气捐”。苛捐杂税就这么的多，凉州的百姓实在没法活！（唱本原词参见《凉州贤孝精选》，李武莲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9月版）

凉州贤孝唱本《鞭杆记》言词激烈，语带夸张，却也艺术地反映了当时凉州武威乡民负担的苛捐杂税种类繁多的真实情状。因此“减免契据税”的口号定然会得到广大乡民的响应。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为了镇压人民，整顿地方秩序，清政府把组织“团防”作为加强地方武装的重要措施之一。民团便普及各县，“团防”指挥均由知县、典史兼职。但各州县团防兵员数量有严格的核定标准。至光绪年间，武威县知事梅树楠与负责地方警察事务的总缙绅王佐才等奏报凉州知府王步瀛，以武威古来是大邑名县的理由，要求增加兵员数量。王步瀛考虑到武威团防具有有保护州府官吏安全的责任，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于是，武威“团防”兵员的数量竟然数倍于其他县邑。老百姓把这些黑衣黑帽的兵员称为“黑狗子”或“乌鸦兵”。“黑狗子”数量众多，给养和薪禄自然增加很多，这些费用将都由武威乡民来承担。作为清政府武威县衙地方武装，这些“黑狗子”们的确发挥了镇压民众反抗的作用。同时，依怙权势和缙绅，做下了许多骚扰乡民、欺男霸女的恶事。所以，“削减团防兵员数量”的口号也非常切合武威的社会情形，得到了广大乡民的强烈支持。

哥老会堂主会议还议定了“戊申举义”的其他细节问题。一是以和平胁迫为主，即发动四乡八野的老百姓去县衙示威，请求和知县对话，让他答应同意乡民提出的条款。若不答应就将之“绑了”，诏告他贪赃枉法的罪恶事实，再去州府请愿，换了知县，答应条款。这种提议有点儿符合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非暴力运动”的政治主张。二是定下了“戊申举义”的责任分工。齐飞卿任总指挥，负责总体设想安排举义事宜，并联系仗义勇为、不畏权势的老贡生、“凉州怪杰”杨成绪撰写《告武威知县并全邑吏民书》，即武威乡民此次举义的目的要求。陆福基具体负责乡民到县衙请愿事宜，安排和知县谈判的乡民代表。于成林负责联系镇番（今民勤）哥老会山主李忠诰和甘州哥老会首领王良卿，请求他们派本邑会党前来声援助力。李飞虎、梁义山、陈得进和侯殿福负责将“鸡毛飞帖”送达负责四乡农民举事的会党首领。三是定下了“戊申举义”的具体时间。四是周密制订了发动组织四乡农民的具体细节，要求最好每户一丁，自带干粮和长矛棍棒，于约定的时间进至县衙等目的要求。谨告各堂山主严守秘密，恪遵号令，统一行事，争取“戊申举义”一举而成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武威哥老会领导组织的“戊申举义”的背景和条件是成熟的，举义起事的纲领设置和起事细节都策划安排得周详完备，充分体现了会党领袖齐飞卿、陆福基等人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智慧。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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