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野狐岭》中“飞卿暴动”的史实真相(2)

正说《野狐岭》中“飞卿暴动”的史实真相(2)

文/北野

二

获得“武秀才”功名之后，齐飞卿便有了参加武科举乡试的资格。武科与文科一样，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童试成功成为“武秀才”，乡试成功成为“武举人”，会试成功才能成为“武进士”，殿试成功则皇帝直接封官授职正式成为朝廷官员。前文所述的敦煌县民“采买粮”暴动首领张壶铭就是童试合格后参加乡试，再次胜出后被朝廷授予了“武举人”的功名称谓。齐飞卿于是在家里悉心演练武艺，习读武经，学写策论和“八股制艺”，准备参加三年后的武科乡试。武科举乡试的“外场”内容和童试一样，“内场”内容却略为有些繁难，除默写“武经七书”外还要加试“兵法策论”的作文。没想到，齐飞卿参加三年后的武科乡试，却落榜而归。于是外出拜师习武修文，准备继续沿着科举的道路实现自己“为国所用”的人生目标。

如果社会秩序正常，社会发展能够提供人的才华有一个正常的发挥渠道，那么齐飞卿也可能会沿着传统的士人应走的道路，即通过乡试、会试和殿试而步入仕途，至少也会成为当地能文能武的一方名士。然而，当时的现实却不能提供这样一个任其正常发展的社会环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爱新觉罗•载湉任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改良运动，史称“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与反对而招致失败。作为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变法维新运动对于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影响则极为微弱，甚或加剧了地方政府对基层人民的剥削和重压。当时，甘肃省府成立了咨议局，扩大官僚机构和自治筹办处、自治研究所等，又增办了巡警学堂、善举等事务。这些新设机构所需费用，规定由“各厅州县地方官分等摊解”。“分等摊解”的结果自然层层下划到了老百姓的头上。为了凑足四亿五千万两的“庚子赔款”，甘肃又分摊了每年三十万两白银的债务。为了筹措这些银两，甘肃省府推行“统捐”政策，将出入甘肃的货物由原来过关卡抽取厘金，改为由总局负责，由总局统一收取捐税。这样就增加了缴税的份额。又通过所谓“采买”“仓储”来扩大经济剥削。地方官吏“清丈地亩、计亩升科”政策，通过低价收购，高价出售办法肆意掠夺人民。清政府还借口备荒、备战所需，实行“仓储”政策，河西地区也设置了大量的“仓储”，农民群众劳动所得大多交于官府，名为“仓储”所需，实则假公营私，中饱自肥。于是，凉州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民间和官府的矛盾尖锐对立，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 下，齐飞卿打消了科举仕进的念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齐飞卿在外出游历活动中，加入了甘肃的“哥老会”组织。

哥老会是清末流传最广、势力最大的秘密结社组织。蔡少卿在《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指出，哥老会发源于乾隆初年四川啯噜会，到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的北移，与川楚一带的白莲教、啯噜党势力相汇合，经过互相渗透、互相融合，才形成了哥老会的组织名目。曾国藩创办的湘军中曾聚集了大量的哥老会会员，光绪年间，随着湘军等军伍的遣散和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队伍的急增，哥老会即勃然而行。左宗棠于咸丰十年（1860年）创建楚军时，曾严禁军营结拜哥老会，并将之列入“行军五禁”之中，说明左宗棠统帅的楚军也出现了哥老会组织，当时曾有“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的说法。同治六年（1867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因左宗棠所部调防至陕西、甘肃，混迹于军营中的大量哥老会成员已随之进入到陕甘两省。军队中的哥老会屡屡发动兵变，地方上哥老会组织小规模的叛乱和暴动，招致清廷派兵围剿，会党人员牺牲众多。但哥老会基本组织并没有被消灭，其组织制度、规约、仪式和接口暗语等均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变更，从此转为暗中发展。当时，甘肃省府的辖治范围包括今甘肃省全境外，还包括宁夏、青海的部分地区。同全国各地一样，“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推行新政而加重对人民的搜刮剥削，造成甘肃地区更多的农民、手工业者破产而扩大了哥老会游民队伍。哥老会到处开山立堂，如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在宁夏东部开设了“贺兰山山堂”，甘肃境内的杨鸿箔开设了“金龙山山堂”，贺桂林开设了“西凉山山堂”等，当时甘肃境内哥老会活动异常活跃。董福祥因早年利用其父与“哥老会”的关系组织地方团练，建立过强大的汉族武装。所以，董福祥任甘肃提督时，竟然授意在甘州（今甘肃张掖）开立哥老会“威虎山山堂”，并自任山主，甘肃境内哥老会势力大增。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齐飞卿回到凉州，开始组建并发展武威“哥老会”组织。陆富基、李飞虎、于成林、梁义山、陈得进和侯殿福等四十多人先后成为武威哥老会组织的骨干成员。

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成员组成中国同盟会。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促进大同”的政纲，提出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浙江光复会成员陶成章当时是杭州帮会“终南山”副龙头，他与浙、闽、苏、赣、皖五省各山头首领在杭州集会，推行孙文主义，建立龙华会。山名“龙华山”，堂名“普渡堂”，制定龙华会檄文章程，知会二十一省帮会山头，配合新军，组织起义。据闵铸九《洪帮在甘肃的活动》一文中说，当时甘肃哥老会的人均改称为龙华会的人。而武威的哥老会组织，也在齐飞卿和陆福基等骨干成员的努力下不断发展起来。

陆福基，又名陆富基，为武威县永昌府刘沛村人。福基自幼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其祖父是清末武举人，齐飞卿早年就随从陆举人修习武功，便认识了比他大三岁的陆福基。陆福基幼年跟随祖父习武，不爱读书。后来，齐飞卿因“文武双全”参加童试而取得“武秀才”称谓。陆福基不爱读书，仅粗通文字，遂务农为生，以仗义豪侠闻名乡里。部分传说雪漠在《野狐岭》中也曾予以描述。据传，陆福基家乡有一座神通广大的“关爷庙”，庙中供奉的关爷神像威风凛凛地手执一柄纯铁锻造的大关刀。当地有一个铁匠却将这柄大关刀偷去，打成了锄头和镰刀等农具。村里人发现后就把铁匠抓了起来。在村人眼里，这是罪大包天的事，要送铁匠到官府治罪。可是陆福基却说：“这关爷庙灵验异常，有求必应，是多少皇帝分封的武圣人，为何他就保护不了自己的大关刀呢？可见这刀是关老爷送给铁匠的。”在陆福基的劝说下，村里人放过了这个铁匠。陆福基与齐飞卿一直交好友善，关系密切。齐飞卿到凉州创建哥老会组织，陆福基首先呼应，后来成为齐飞卿的得力助手，并成为武威哥老会的领袖之一。

当时，光绪皇帝治下的河西地区吏治腐败，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田租沉重，劳动人民生计艰难。据《武威文史资料》记载，清代杂税多至八种，分别为当税、油磨税、煤窑税、牙帖税、盐税、畜税、契税贡马税等。正税基本上是货币税，而杂税是实物税或称直接税。据光绪二十年（1894年）甘肃赋税册记载，甘肃省赋税总额应征地丁正银28.42余万两、正粮49.24余万石、草445.53余万束。富有而势力强大的地方豪绅地主却隐藏田亩，抗不交税，赋额的短缺部分却由租种田地的农民“陪纳”。农民不堪重负，纷纷逃亡。凉州农民极端贫困，与地方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离开土地开始流亡的大量农民为了逃避封建地主的剥削和迫害，不断加入到“哥老会”组织。

齐飞卿和陆福基创立的武威“哥老会”组织，也成为武威农民与封建地方压迫与剥削进行斗争的最直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当时，武威北乡的劣绅李特生鱼肉乡民，妄加田赋，周边百姓对之恨得咬牙切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陆福基和李飞虎与哥老会成员组织当地劳苦农民数百人，围攻李特生的庄院，劣绅李特生极为震骇，当即答应取消多加的田赋名类，强横凶霸的气焰从此收敛了许多。这次反抗活动，扩大了哥老会的名声和影响，武威县四乡农民纷纷加入哥老会。会众烧香供祭，八拜结交，誓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时经数月，以城为主，由城到乡，四方串连，由四十多人发展到逾百人的团体。依次创设了“祁连山山堂”“天梯山山堂”“莲花山山堂”等。当时，武威哥老会参加者，多是无正当职业的游民，无家眷的单身汉，生活贫困的手艺人以及官府衙门中“三班”“六房”的下层士卒。哥老会吸引他们入会的原因很简单。一是抱团对抗强恶势力，同会有危难可互相救援，有事则免受人欺负。二是离散落难之时，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是武威农民结拜哥老会的基本目的和真实情况，又反映了哥老会这种组织其实是贫民同心结伙以反抗社会混乱中强权对自身损害的带有自保性质的组织。为了抗御强暴，免于饥寒，摆脱社会低等地位等目的，武威哥老会提出了“抢武器，劫富商。夺当铺，救贫民”的口号，随时准备反抗起事，以周民济世。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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