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感于《野狐岭》引发的“飞卿热”,北野重新查找史料,整理史籍,历时数月完成此文。
正说《野狐岭》中“飞卿暴动”的史实真相(1)
文/北野
【按】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野狐岭》是雪漠创作的第七部小说,是“大漠三部曲”之后仍以西部大漠为叙事背景的“回归大漠”的重要作品。著名评论家雷达认为,雪漠的此次回归,“不是一般的重归大漠,重归西部,而是从形式到灵魂都有内在超越的回归”。对于凉州读者而言,《野狐岭》除了带给他们惊奇和惊喜之外,还有一定的亲切和熟稔之感。因为,《野狐岭》以史诗般的笔触描述了在武威颇具传奇色彩的“飞卿暴动”的历史事件,将武威民间文学中的贤孝唱本、民间故事中的一个传奇人物齐飞卿以鲜明的文学典型形象推至读者的面前。于是,因为《野狐岭》,武威读者中兴起了一股探究“飞卿暴动”及齐飞卿的生平事迹的热潮。“飞卿暴动”的史实真相究竟如何?地方志书籍中对“飞卿暴动”是如何记载的?民间艺人的贤孝唱本《鞭杆记》中的齐飞卿和《野狐岭》中的齐飞卿那个更真实?许多读者去阅读地方史志资料,更有读者打电话至地方史志编纂机构,询问有关齐飞卿的史实及故乡遗迹等。《野狐岭》就这样在凉州地区悄然引发了一股“飞卿热”。
本文作者北野系武威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年鉴编辑主任,亦为雪漠文学研究评论者之一。曾有关于雪漠研究的多篇文字见诸《西部商报》《西凉晚刊》等媒体。2014年3月,在凉州籍散文作家董艳梅的主持下,北野曾在“凉州赏雪台”进行了关于《大漠三步曲》的专题文学访谈讲座。访谈内容详见“雪漠文化网”(http://www.xuemo.cn/show.asp?id=8156)。北野从事武威地方史志研究工作,曾主编或参编《武威地区志》《武威大辞典》《武威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览》《武威史话》等书籍多部。出版地方史志专著《武威历史名人评传》《凉州史籍选辑》等多部。同时,北野还和《野狐岭》中历史人物齐飞卿为同邑同村人氏,即同为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双城镇北安村人氏。感于《野狐岭》引发的“飞卿热”,北野重新查找史料,整理史籍,历时数月完成此文,以飨关注《野狐岭》和齐飞卿的广大读者。文末特附作者撰写此文的后记,对读者完整了解齐飞卿生平史迹及其留下的文化遗存会有必要的帮助。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陕甘总督魏光焘闻报,隶属甘肃省府安西直属州的敦煌县境内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发现了震惊世界的莫高窟藏经洞。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经卷,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和希伯来文等,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敦煌县引起了陕甘总督府的关注。七年后,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敦煌县再度引起陕甘总督府的关注。不过,这次不是莫高窟的文物和壁画问题,而是底层民众密谋武装暴动、诛杀地方州府官吏的大事。其时,魏光焘已经调离甘肃,至南方任湖广总督去了。新任总督多罗特•升允系蒙古镶蓝旗人,为满清重臣。升允闻报不敢怠慢,着令甘肃省府命王家彦为敦煌知县,紧急处置敦煌乱民暴动事宜。
原来,早在雍正八年(1730年),清政府在陕甘两省例定了“采买粮”之法,之后农民每份另纳采买粮千石,由官府发给一千四百四十文铜钱统一订购。不管粮食丰欠,物价浮动,朝廷屯采并纳粮食之法永为定例。后来,敦煌县衙署竟然连采买粮官价也被扣发。无形中使每份土地每户需白白交纳“采买粮”四石,约合八百公斤粮食给政府。这种低价收购原本就是“利归于官,害归于民”的不公平的剥削行为,如今地方官吏却又要扣发“采买粮”银价,纯属明目张胆地掠夺人民。敦煌人民不堪忍受,在武举人张壶铭、王翰等的率领下,请求县衙取消“采买粮”陋规。敦煌知县不仅不准乡民请求,反而拘捕王翰等三人。群众又派代表前去安西州和安肃道(今酒泉)控告,也无结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壶铭领导敦煌人民在各乡选出抗粮斗争带头人,一方面派人到兰州向甘肃省府控告,要求政府废除“采买粮”之法。另一方面,准备武装斗争,抗缴、停缴“采买粮”。于是,甘肃省府急忙任命王家彦为敦煌知县,并布告“采买粮”减免两石,同时又密谋镇压群众。张壶铭领导敦煌群众张贴揭帖,痛斥官府罪行和阴谋,并秘密召开群众集会,准备武装斗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敦煌知县王家彦派兵到鸣沙山脚下的沙州乡张堡村,打算秘密捉拿抗粮首领张壶铭,张壶铭在激烈反抗的过程中被兵勇所杀。死讯传出,四乡八邑的群众怒火中烧,四千人拥入敦煌县城,打死兵勇十四人,焚烧县衙文件物件。甘肃当局非常恐慌,陕甘总督多罗特•升允急派军队到敦煌镇压,抗粮领导人谢金、任发仓、李正贵等慷慨就义。长达四年之久的敦煌人民抗捐抗税斗争就这样被清廷镇压了。但是,甘肃统治当局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也被迫全部免除了敦煌县民交纳了一百七十多年之久“采买粮”。
事实上,光绪年间,清政府集团的统治已经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政治上更加黑暗腐朽,经济上变本加厉地巧取豪夺,导致民穷财匮。河西人民不堪重负,纷纷自发开展各种形式的抗粮租、减捐税的运动,掀起了清末甘肃人民反封建斗争的高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天,设在兰州的陕甘总督府再次闻报,敦煌县民“采买粮”暴动事件平息仅三个月,在河西凉州府武威县境内又发生了民众抗捐抗税的武装暴动,暴动首领名叫齐飞卿。
一
齐飞卿(1868-1911),原名齐振鹭,字飞卿。同治七年(1868年)秋天,生于武威城北乡齐家澹湖,即今凉州区双城镇北安村齐家官庄子。齐飞卿的家乡所在的双城镇曾是一个古镇,距武威城北二十五公里。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西击匈奴之前,匈奴休屠王城堡就筑在双城镇东北约七公里的地方。那时候,双城是休屠王的马城,其贮藏马匹、粮草等军事物资的小城就筑在双城。北魏太延五年(439年),武威郡所辖襄城县的县城就设在双城镇。明代中叶,小镇建起以玉皇阁和魁星阁为格局的两座小城,小镇遂名之“双城”传沿至今。因为地处武威县、永昌县和民勤县的交界处,素有“鸡鸣三县闻”的称誉。自明代以来,双城镇就一直就是凉州城北乡遐迩有名的商贸重镇。齐飞卿的祖父是个乡绅,颇有田产,家业富足,在双城和凉州城内开有当铺和商埠,其父当时就在凉州城内主持经营一家商埠。齐飞卿自小就在私塾就学,后来升到村学和乡学就读,聪敏好学,能书善画,颇有文才。但齐飞卿志不在诗词文赋之道,其性格豪爽磊落,任侠仗义。自小喜欢舞刀弄枪,跑马走鹰,又生得浓眉大眼,体格健壮,乡人亲切地称之为“猛子”。后来,齐飞卿便离家外出专门拜师学习武功技艺。
俗云“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古凉州以“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的重要地理位置历为各朝各代统治者视为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而历史上一直是胡汉民族杂处聚居的地域性特点,促使古凉州成为民风强悍、勇士辈出、英雄聚会、武风盛行的武术之乡。据传,齐飞卿十二岁的时候,师从永昌府一位姓陆的武举人学习武艺,后来到松涛寺学习罗汉拳功夫。松涛寺位于武威城北约五公里处的王府磨村,即今凉州区金羊镇松涛村。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朝肃王朱楧就藩甘州,武威城北乡的一大片土地均为肃王朱楧的封地,肃王府让人在海藏河上游修建了三座大型水磨坊,专门磨面供给王府食用,此地遂得名为“王府磨”或“三盘磨”。松涛寺隔海藏河与闻名河西的海藏寺遥遥相望,东西对峙,因寺内松柏遍布,经风吹动,一片涛声,故而得名。晚清武威老秀才、诗人陈炳奎曾赋诗《松涛寺偶题》,诗云“匝地苔痕古,参天树影高,何时重砭俗,把酒来听涛。”形象的赞美了松涛寺林泉尤美的特点。寺庙原为凉州一大古刹,当时的主持是藏传佛教的大德高僧释烟云,俗名石彦云,人称石和尚。石彦云曾在天祝石门寺学修六年,又赴青海塔尔寺精研两载,苦修成就,并以世间法医学、卜算和武术扬名天下。尤以武术名重一时,被人目为奇人。当时的凉州人,没有人不知道松涛寺的石和尚的,石彦云几乎成了凉州武术界的一块永不淹没的丰碑。
齐飞卿师从石彦云学习凉州罗汉拳时,结识了后来被誉为武威武术界的“一代宗师”董立文,并和董立文一道师从付德昌习得四大名棍,即行者棍、盘龙棍、扭丝棍、八仙棍及老撕炮捶。而后,离开凉州,到新疆抱噶嗒山处习得春秋大刀、石秀双刀、白猿双刀、桂英双刀、梨花双刀、燕青单刀、武松单刀、红摩挑刀、关刀及飞镖、线锤等。齐飞卿最拿手的是七势连拳和六门大棍,演练得炉火纯青,无懈可击。民谚曰:“七式连拳六门棍,走遍天下没人问。”武威城乡曾经广泛流传齐飞卿武艺高强的说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光绪十四年(1895年),齐飞卿二十六岁的时候,以自己的武艺考取了“功名”。是年,齐飞卿参加了朝廷选拔武官的科举考试。满清是在马背上得天下的,崇尚武功是其根深蒂固的传统。顺治三年(1646年),朝廷提出“文可拜相,武可拜将”的科举政策。当年朝廷同时开设文科和武科考试,例定三年举行一次,有新皇帝即位或皇帝、太后大寿庆典,另加恩科考试。考中者,有武生、武举、武进士之名。齐飞卿以童生的身份首先参加“童试”。因为是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即使是武科童试也要考文化课程。考试时,先考武术,俗称“外场”,而后再考文化课程,俗称“内场”。外场考试共三次,先考马射,再考步射,二者合格再试硬弓、舞刀、掇石等武艺。外场结束,再考内场,内容是默写《孙子》《吴子》《黄石公三略》《姜太公六韬》等武经七书。一般而言,能武者多不能文,能文者多不能武,只有文武兼备者方可合格胜出。齐飞卿经过“外场”武术项目和“内场”文化课程的考试,成为一名朝廷认可的“武生”,获得了民间俗称“武秀才”或“武相公”的功名称谓。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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