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关》：为农耕文明作精神传记

何向阳（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

要点：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强调，在当今乡村文明日渐消失的时代，雪漠的写作具有特别的意义。为乡村留影，为农民立传的创作思路，使雪漠贡献了“大漠三部曲”，堪称为农耕文明作精神传记的文本。随着乡村的日益消失，多年后，也许我们就只能从这样的文本中去寻找乡村的影子了。所以，这种写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神圣的职责，这也是雪漠所说“写作是一种朝圣”的“圣”之所在。

08年看过《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复旦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当时雪漠、雷达老师都去了，我因为作协有点事情没有赶去。现在再看《白虎关》，觉得印象还是很深刻，因为它是“大漠三部曲”系列，《大漠祭》、《猎原》一直到《白虎关》。

对雪漠作品的印象也很明确，就是为农民立传，为乡村留影，这在他的后记都写到了。在雪漠的创作思想贯穿上，“大漠三部曲”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老顺”这样一个农民形象来塑造的，非常有意思。我记得当时《大漠祭》还被评为中国小说排行榜的第五名。刚刚出手的时候，大家都对他非常重视，从写作的水准来说对他期望非常高。

《白虎关》看了之后我引发了很多联想，具体我就不说了，刚才吴秉杰老师都提到了，包括莹儿、兰兰等一些西部女性精神性的创造，我觉得谈得非常好，就引发了两个联想，第一：为乡村留影，为农民立传的这样一个创作思路，创作态度。2006年，我和莫言老师一起去宁夏开了一个研讨会，谈到一个观点，从东部开始一直到西部，乡村其实是在慢慢消失的，就是乡土文化其实是处于一种消失的状态，比如八十年代中后期看到李杭育的《最后一个鱼佬》，对这个渔猎文明、乡村文明做最后的一个挽歌，一唱三叹性的。

其实，二十多年来，从八十年代中期直到现在二十一世纪，短短二三十年，这种农村的消失，其实是很快的，对于乡土文化来说，包括现在我看的《秦腔》，在中部已经是唱挽歌了，我们还在西部为乡村留影，从历史的文化意义上来说，为农耕文明做一个精神传记式的文本，对于生于乡村的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神圣的职责。我觉得《白虎关》后记中“朝圣”的“圣”应该在这里。就是对几千年的文明，可以为中华文化创造了一个辉煌文明，进行记录式的一种描绘，贡献了“老顺一家”这样一些人物，是一个作家的职责，而且作为一个西部作家，完整的体现就是在西部——宁夏、甘肃、陕西、陕北等一些地区。

一些东西都在流逝，对农耕文明的留存，再过三十年，或者再过五十年、百年之后，我们再读这些东西好像在读文献一样，回望一种文明的消失，之前的一种留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意义，我觉得“圣”可能在这里。

第二、我谈一些不同的看法，雪漠的宗教性在这里作为一种精神象征，作为一种信仰贯穿进去，包括书中的一些议论，昨天我和另外一个朋友聊起《白虎关》，因为雪漠特别喜欢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的文学，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托尔斯泰的宗教性可能是一种教义的、大段的心理描写、大段的议论、独白式的议论，剖析的东西在里面。后来，我更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东西，从人性开始让它慢慢渗透，滋生出的一种东西。不是你把一个东西附加给作品的，而是人物自然而然生成出来的一种东西，这种精神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教，或是其它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雪漠小说当中越来越感觉他要附加于人物形象，附加于小说文本本身，也许他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已经非常轻了，要把重的东西加上去，但是这个重的东西的选择，应该是这个人物本身自己长出来，不是你硬把它填补进去的。我觉得硬添加不如写理论，雪漠的理论非常好，思想性很强，如果你总是这样，可能对你文学文本构成一种伤害。比如《白虎关》里直接的议论，包括一些句子，突然在小说中出现，让人感觉……如幸耶，悲耶……这种突然议论的口吻出现，这样的句子非常多，肯定的印象非常明确，如果作为小说来看，不如让人物自己自然而然地生成，而不是你硬要填补一些东西，你的思想理念可以写入其它著作中，而小说就是活生生的。

我觉得“花儿”这种结构还是非常好的，我就说这些感想。

——在中国作协《白虎关》、《西夏咒》研讨会上的发言

（本文由古之草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要点部分由陈彦瑾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