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小说先知巴别尔

谢志强：小说先知巴别尔

在20世纪的俄语文学中，有许多杰出的犹太作家，如帕斯捷尔纳克、曼德里施塔姆、爱伦堡等等，而另一位就是伊萨克·巴别尔。巴别尔于1894年出生于敖德萨附近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曾经从事过多种职业。1926年，他根据自己在布琼尼第一骑兵军里的战斗经历，写作并发表了《骑兵军》一书，1931年又接着发表《敖德萨故事》。这两部短篇小说集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它们很快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

在作家谢志强的解读中，《骑兵军》“塑造了骑兵军的一个群像，由战地记者柳托夫贯穿其中，像一根线穿起的珍珠。当代长篇小说也出现一种可能性：碎片的集合，像骑兵军。巴别尔的小说方法，其实就是他的世界观。”

小说的非虚构美学

我把短篇小说大致分为两类模式或谱系。一个是莫泊桑、欧·亨利为代表的重视情节的小说，现在渐渐弱化。另一个是契诃夫、巴别尔为代表的关注状态的小说，据我的阅读感受，当今世界的小说越发强化状态呈现了。相对情节见长（很技巧）的小说，我只好勉强地用“状态”来界定来自契诃夫、巴别尔的传统一脉。不过巴别尔曾在莫泊桑小说里汲取过营养，却形成了自己的小说方法。

某种意义上说，契诃夫（中、后期小说）、巴别尔（仅有两部短篇小说集），像短篇小说的先知，已在近一个世纪前预示和奠定了当今短篇小说的可能性，同时，蕴含着未来小说的格局、走向，就像巴别尔站在他那个时代指点当今的我们写小说。其实，由经典作家和作品组建的小说史潜伏着小说发展微妙的可能性。

短篇小说的创作，与作家所处的时代，与作家看待世界的方法密切相关。我们处在网络时代，现实的碎片化，写作的碎片化，阅读的碎片化，现实的稍纵即逝、短暂切换，必然体现在文本的形态中。当我读巴别尔的《骑兵军》时，战争与人性的碎片，并置在一起，甚至，巴别尔将不相关的碎片并置，构成了电影蒙太奇式的效果，其中，通常的因果链断裂、线性情节隐退。所以，我认为巴别尔的传统还处于进行时，其创造出的短篇小说的可能性还有待后人去发现去实现。

伊萨克·巴别尔属于经验写作的作家，他创造了小说的非虚构美学，表现了切身经历。1920年以后，犹太人巴别尔以《红色骑兵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苏波战争。同步写的报道、日记，1926年出版小说《骑兵军》。骑兵军军长布琼尼指责该作侮蔑红军，但高尔基力挺，替他辩护。前者是政治视角，后者是文学视角。巴别尔的小说超越了特定的意识形态，成为了经典。出现了延续至今的巴别尔学、《骑兵军》学，有那么多学者、专家捧了巴别尔这个饭碗。《骑兵军》运用的是文化视角，表现出苏波战争中的文化冲突——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也是当今世界小说的主流，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小说的重大转向：文化的冲突、摩擦、融合。并置和文化是阅读巴别尔小说的关键词。当时，强势的哥萨克文化和弱势的犹太文化，在小说里发生着冲突，充满着身份、人性的纠结。

但是，巴别尔仍然难逃一劫。1939年5月15日，巴别尔被指控犯有间谍等多项罪被苏联秘密警察逮捕。被捕后，巴别尔遭受酷刑，他招供，翻供。他遭遇到卡夫卡式的境遇：莫须有罪被抓，莫名其妙被杀。1940年1月27日凌晨，巴别尔被秘密枪决，遗体至今不知何处。揭秘后的克格勃记载：巴别尔1940年1月27日在莫斯科被枪决，埋葬地点不详。

摘录巴别尔那一百二十余字的临终遗言、狱中绝笔，即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苏联克格勃档案后半段：我完全无罪，我从未做过间谍，我也没进行过任何反对苏维埃的活动。审问时我的证词，是自我诽谤。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允许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

巴别尔进入了未完成时或无法完成时的省略号，同时进入永恒。我想起了博尔赫斯的小说《秘密奇迹》，那个主人公也祈愿，于是，德军士兵的子弹射出后在空中停滞，他完成了剧作，子弹按预定的轨迹击中了主人公。巴别尔没有获得所谓的奇迹，但他的小说是奇迹。他翻供，他请求，可见，他为小说而生而活，这可怜而又天真的请求成了我们的遗憾。这位作家的作家，受害时年仅47岁。

所说的经典，是耐得住，经得住重谈的作品。我有1992年花城出版社孙越译的、2003年辽宁出版社傅仲选译的以及浙江文艺出版社戴骢译的版本、2004年王天兵编了戴骢译的图文并茂的版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选定了戴骢译的版本，2015年春重复阅读，仍不失望。《泅渡兹勃鲁契河》《我的第一只鹅》《多尔古绍夫之死》《盐》《契斯尼基村》等，闪烁着跟以前阅读不一样的光芒。又有着相隔10多年的阅读垫底，《骑兵军》显出的是现在时未来时的小说的可能性。

《巴别尔马背日记》

以《契斯尼基村》为例

总体传达阅读的感受，会吃力不讨好，就以《契斯尼基村》为个案吧。因为，它使我想到童年的生活，使我发现并置的妙用，还有，难得的是写了战争中的女性。联系是读者参与创造的方式。

契斯尼基村里驻扎着骑兵军，村外据守着波兰军。时间定在骑兵军准备发动进攻前夕，因为第二骑兵旅还未到达战斗位置。这场战役的重要性，可从出现在村里的将军显示：元帅、军长、师长。

巴别尔的手法，是由职位的大往小来。将军到马夫，男人至女人。而且，写的是声音，由众多的声音至个别的声音。背景是战前的紧张，响彻着命令、口号、誓言、呐喊。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篇关于声音的小说。战前的声音：大人物到小人物的声音。小说在篇幅的五分之三处，声音变调。转为受伤战士的呓语、小马夫的哼曲。这与前边的激昂的声音形成反差。歌声掩盖了呓语。

终于，“那个骑兵连共有的胖女人萨什卡”骑着母马出现了，打断了小马夫唱歌的声音。小说里，一个声音盖住了另一个声音，反侧是微弱的声音掩盖了宏大的声音，仿佛声音推翻或否定声音。

骑兵军中的女人的地位和处境。骑兵军是野蛮的哥萨克主宰军队。巴别尔在另一篇小说《杜杜》写过——奉献肉体的女护士。可想而知，胖女人萨什卡的处境，骑兵连共有意味着什么了。

萨什卡打断唱歌、翻身下马，劈头一句，显示出她的男性化，可是，她的母性体现在母马上，突兀一句：咱俩成交吧，怎么样。

胖女人萨什卡与哥萨特小马夫的交涉显示：这桩交易已谈了一个多月了。她要叫母马与公马交配，而叫飓风的公马是师长的坐骑，师长关照，绝不可以牵去接种。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念小学，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农场，马还没被淘汰，其在生产中的作用已到达了高潮。连队有一匹马，据说是斯大林的坐骑的儿子的儿子。各连队牵来母马，以能够与它接种而自豪。

可是，萨什卡是个女人，她用什么方式让母马接种？

哥萨克小马夫，估计跟我在农场那时的年纪差不多，却置身战场。他只是听命令，不懂马的事，仅给马刷毛，但是，他受不了银币的诱惑——成交。

苏波战争，也是马的高潮。马作为战争的工具，骑兵军战败后，被解散。可是，这篇小说中，女胖子萨什卡想方设法协调给母马配种。战争与配种，这两个不相干的事情并置一起。人的战争，马的配种，两个片段的并置，形成一种荒诞、滑稽的效果。战争毁灭生命，萨什卡却执著、迫切地配种——繁衍生命。战争使马错过了繁衍的机会，或说不让马有繁衍的机会。而且，这方面，除了人去限制，连马也丧失了本能。

萨什卡颇知接种的环境，她在林中旷地拣了片缓坡，把母马拴好。我不知苏联有没有配种架，但战地不可能有这种条件也不可能替马着想，因为，师长有禁令。

一个战地的女人，如何撮合两匹马之间的那种事？她先给小马夫，可视为对母马打声招呼：在这个世界上，没准儿只有公马给你做伴。她这说法是淡化战争的恐惧。

她终于给母马物色了个良好的性伴侣。巴别尔没有写马交配的情景，只用了一个词：调教。过程是：开始调教飓风（公马），中间只有一句话，是对小马夫，更是向公马介绍像说媒：我那匹马是冲锋陷阵的，也有两年没有交配了，我一直想给它找匹良种马。听听，她介绍母马的同时，也赞美了公马——这就是所谓调教的过程。接着，是完成时，她把公马调教会后，将它牵到她的母马身边。怎么调教公马“会”？省略了。巴别尔在读者期待的地方省略——留白。颠覆了读者的期待。与其说调教，不如说唤醒，唤醒马的本能。巴别尔简洁干净地衔接萨什卡的撮合过程。她又唤醒母马的意识，像对女人一样柔声细语，而且吻了母马的嘴唇，说：姑娘，这下咱们可以大大受用了。平等地对谈母马，用了复称：咱们。与她的境况“骑兵连共有”相照应，而母马是对一匹公马，她为母马选偶，而她不能选择。巴别尔暗伏着细节，需要读者细心体味。八行字写出接种的过程——闪烁着生命之暖光，女人调教的结果。通常，关键的地方会重重地写，巴别尔却偏偏轻轻地写。高手、低手的差别就在此。对比前边战争的重要性，能感到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形式即内容

短暂的接种期间，关于战争的恐怖（声音、气氛）被绝缘。但接种成功后，萨什卡立刻声称“第二旅赶到了”（细节的呼应），纵身跳上母马离去。小马夫又喊又追，没得到接种的钱。那是师长的公马。护士的母马找的正是师长的公马。巴别尔的马背日记里，记载了师长在战后哭泣的细节，一个女人忽然来调教男人，因为男人已经不行了。潜隐在日记背后的战争故事是：哥萨克丧失了雄性气概。

什么情况下，动物的本能退化？调教一词，在巴别尔的小说、日记里意义更为丰富，还包含着唤醒、管理的意思。

结尾，出现了巴别尔式的比喻：风像一只发了疯的兔子在枝桠间跳跃着飞掠而过，战争使一切丧失了原本的状态。战争打响了，巴别尔只是遵照师长的号令发起了进攻，转而就点到这是难忘之战。

其实，没写村外的战争，只写村内的配种，所谓难忘之战，难忘的是战前给马接种。于是，战争与配种就这么并置，形成了有意味的碎片并置。契斯尼基之战，是整个苏波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双方骑兵军大规模列阵的交战，也是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纯粹的骑兵终结之战。有意味的是，巴别尔写了短暂的战前两匹马配种的故事。萨什卡费了那么大的周折，偏偏选这种时候，不顾一切、排除干扰地给母马接种。这给我第三次联想：美国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9·11”之后，美国本土出现了“恐怖爱恋”，那是一种即时、刺激、短暂的性爱关系，带着及时行乐的特点，“恐怖爱恋”蕴藏的是心灵因素，是恐惧感和末日感。生命的脆弱，不确定、难掌握，通过“恐怖爱恋”发泄。恐怖和爱恋这两种相悖的情感就这么并置。

所以，巴别尔的小说能够超越特定的时间、空间、民族、国家，进入普世性，同时，彰显小说的可能性。他也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19世纪的小说，故事情节有结实而清晰的因果链条，而且展开起来有条有理，结尾往往封闭圆满。但是，到巴别尔这点，链条断裂了，他给我们呈现碎片，甚至，不刻意去黏合，小说打开的方向往往出其不意，莫名其妙，由一个碎片跳到另一个碎片，不是线性的关系，而是并置关系。巴别尔的小说，像照相线路，突然会出现短路，或者说，出现不可思议的突转，转入意料不到的情境。前后两个不相干片断，犹如两面镜子，相对映照，照出禅宗式的空寂。我视为巴别尔小说的前瞻性（碎片的并置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特征），他在近一个世纪前，已表现出短篇小说的可能性，只不过，还有待后来的作家去延续。因此，我称巴别尔为小说先知。

与其说《骑兵军》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大部分是小小说，高尔基曾说巴别尔是小小说的高手），倒不如视其为长篇小说。它塑造了骑兵军的一个群像，由战地记者柳托夫贯穿其中，像一根线穿起的珍珠。当代长篇小说也出现一种可能性：碎片的集合，像骑兵军。巴别尔的小说方法，其实就是他的世界观。形式即内容。

巴别尔很强大。强大并不意味着使用强大的武器——长篇小说，巴别尔用短篇小说之匕首，甚至是水果刀，但它或戳或刺开了现实的果实，流出的是红花般的小说的浆汁和果瓣。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别尔的《骑兵军》，是写战争的两种形态的小说，均为不可撼动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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