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欧美科幻写作落寞多于热闹

当代欧美科幻写作落寞多于热闹

文\肖汉

2015岁末与2016年初，《火星救援》和《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两部影片在中国大陆上映，于隆冬之际引发科幻电影讨论的新热潮。这两部影片，前者娓娓道来一个火星版“荒岛余生”的故事，后者借助“星战”这块最早将科幻电影塑造成商业大片的牌子，换汤不换药地开启了所谓人物与故事的“新篇章”。

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看到与欧美科幻电影火热的场面不同，欧美科幻小说在全球市场相较于电影还处在一种历史性的衰落之中，20世纪初的经典频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影视改编似乎成了唯一出路，何去何从？下面这篇文章将带你回溯科幻写作历史，审视当下的困境。

1、从反叛文化到商业叙事

按照创作风格与文化背景的不同，西方科幻小说史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创时期、黄金时代、新浪潮时期与后新浪潮时期。对于中国读者，尤其是大陆的文学读者而言，新浪潮和后新浪潮中那些经典的科幻作品始终还没有走出“粉丝圈”，然而当我们谈论科幻的时候，对于欧美科幻最近几十年居于主流的作品知之甚少显然是一种缺憾。即便是像《万有引力之虹》这样被学院派中严肃文学系统所认可的“经典”，也依然在中国读者甚少。

可以说，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新浪潮时期的欧美科幻至今还没有被充分关注。新浪潮时期的科幻文学极力摆脱传统，刻意求新，想将自身从通俗文学中独立出来并进驻主流文学的领域。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注重强调美学与哲学上的意境，在传统描述外增加了隐喻、意象和心理性特征，作品往往暗含悲观色彩或嘲弄口吻。此外，这一时期的作品在题材上也有开拓，加入了宗教、政治、军事元素，改变了黄金时代全盘激昂向上飞跃太空的情绪。

新浪潮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当属巴拉德，他努力使用创新形式并力求在更深层面上展现人性，他常从神话与其他幻想小说中提炼素材，将它们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巴拉德最著名的作品是“毁灭世界三部曲”，即《沉没的世界》《燃烧的世界》和《结晶的世界》。前两部主要讲末世之后人类作为个体与集体在灾难面前的人性反思，而最后一部则是将人类和整个外部世界融为一体，在更为宏观的层面达成一种哲思。巴拉德的小说行文严谨、思想深刻，可见其向主流文学靠拢所作的努力。

另一位新浪潮代表作家是著有《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的布莱恩·奥尔迪斯。他的作品构思独特、结构恢弘，常以塑造极具陌生感的特殊场景而令读者映像深刻。奥尔迪斯的早期作品《温室》通过少年的成长展现了人与变异世界的相处状态，而小说中光怪陆离的自然风光至今仍被读者津津乐道。《月光掠影》是奥尔迪斯，同时也是新浪潮运动时期的巅峰之作。奥尔迪斯将进化的道路浓缩于笔尖，彰显着高度哲学化的思考与表达。

当然新浪潮运动的反对之声始而有之，其主要是坚持科幻小说作为独立文体的艺术特色和评判标准，而非一味地向所谓的主流靠拢。一批年轻的科幻作家不满新浪潮时期科幻作家们所进行的“写作实验”，呼唤科幻小说从新浪潮回归，将高科技作为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叛文化传统，并恪守着无标签和独立性的原则。这就是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赛博朋克”运动，它标志着后新浪潮科幻时期的来临。

“赛博朋克”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是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其代表作《神经浪游者》创造性地描绘了将大脑与计算机网络相连的异世界，为可能存在的平行世界塑造了一种新的可能。颓废的外部环境，曲折冗杂的故事情节，精彩纷呈的赛博时空以及对信息及生物学的细致描绘使得《神经浪游者》成为赛博空间小说的标杆，并争相被之后的科幻小说和电影效仿。

“赛博朋克”时期的科幻文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时间点。随着20世纪多媒体与视觉技术的发展，科幻从70、80年代开始朝着更广阔的空间进发，小说不再是承载科幻文化潮流的唯一形式，电影、广播剧、电视剧无一不涉足科幻场域，而西方科幻也在自然演进中逐渐成为了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伴随视觉时代的到来，科幻文学也逐渐式微，不过文学的传统永远不会消亡，我们依然能从雨果奖的获奖作品中一窥近30年欧美科幻小说的发展路径。得益于日益健全的科幻理论研究，近30年杰出的科幻作品更像是对科幻创作史上风格的浓缩与提炼，并且紧跟时代的脉络，体现出一定的商业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代读者对快餐式阅读的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近三十年的科幻文学完全沦为类型化的消费文学，相反，在信息越来越繁杂的当代社会，欧美科幻小说作者们在尊崇读者消费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新形式和新题材的开掘，并更加深入地讨论了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机遇与困境。

如果说战争与其影响成为90年代科幻反思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新世纪以来，弗诺·文奇的《天渊》、J.K.罗琳的《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尼尔·盖曼的《美国众神》和《坟场之书》、保罗·巴奇加卢比的《发条女孩》分别在21世纪前十年斩获雨果奖，不难看出市场与读者对科幻小说作者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在视觉化艺术形式充斥市场的新时期，科幻文学要想取得成功，其不仅要有流畅的叙事与宏大雄奇的想象，也要在思维深度和读者接受层面有所考量。

2、文学性与市场化并不矛盾

2015年，《三体》斩获第73届雨果奖，中国科幻文学开始逆向受到欧美世界的极大关注，国内也掀起了一股新的科幻热潮。实际上，中国市场也逐步开始引介西方的科幻作品，如科幻世界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相继推出了“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世界流行科幻丛书”，反响甚好。此外，读客的阿西莫夫科幻小说系列、世纪文景推出的克拉克科幻小说系列也将经典欧美科幻介绍给中国读者。

然而欧美科幻文学在欧美世界也有边缘化的风险，当电影和文学作为消费品呈现给受众时，易于接受是需要首先考虑的因素。但视觉文化、消费的冲击使得欧美科幻文学的发展逐渐丧失了其应有的先锋精神与艺术品质，虽然佳作不断，但面对着市场的考验和影视的冲击，科幻文学不得不考虑其流行性，作为中国读者，也要对此有所判断。此外，我们还需注意的是，欧美科幻小说在当代中国的广泛译介并不代表这些作品在艺术形式与文化思想上是完美无缺的。当下的“科幻热”不能成为遮蔽欧美科幻文学瑕疵的理由，它们仍有诸多需要我们理性对待之处。

首先，欧美科幻小说无疑承担着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任务，但其中诸如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在内的典型西方价值观不一定适合中国社会。弗里蒂克·布朗写过世界上最短的科幻小说：“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读者对这篇小说耳熟能详并津津乐道，但我们依然要冷静地看到，这短短两句话中依然带着悲观色彩的个人主义。悖论在于屋内的人为什么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个人，而当敲门声响起，本可能有同伴的喜悦却被染上了阴谋论般的悬疑，这是人作为个体顾及安危和利益的本能。而欧美科幻影片中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桥段更是不胜枚举。

其次，与黄金时代和古典主义时期的科幻作品相比，近半个世纪的欧美科幻作品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商业气息，部分小说的续集特质、改编特质、快餐特质明显，艺术水平有所降低。卡德凭借“安德”系列的前两部作品连续夺得两届雨果奖桂冠，然而时至近年，该系列作品已经达到了12部之多。虽然其中不乏卡德文笔精妙、构想奇异之处，但有些续作确实仅是转换视角或强行接续的成果，艺术特色较前作有所下降，甚至有读者谴责卡德不断出版续作有“怒刷稿费”之嫌。

再次，部分欧美科幻小说还暗含着着文明优势论与殖民主义倾向，甚至部分引进的欧美科幻电影也能或显或隐地看出此类思想的端倪。因《人猿泰山》系列而闻名的美国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曾创作经典科幻系列小说《巴松》（Barsoom）。小说描述了一位名为卡特的同盟国官员，因奇怪的原因来到了火星并展开探险的故事。小说写于1913年，主人翁的身份背景是同盟国官员，被大量杀死的对象变成了火星原住民，凡此种种，我们不难看出这篇小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在联系。那些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分配秩序的不满在小说中被成功地消解在了遥远的红色星球之中。

最后，部分读者容易过度理解欧美科幻小说中的某些观念，诸如宗教旨意在文学中的美学地位，又或者女权主义的价值和未来导向等。在厄休拉·勒奎恩《黑暗的左手》中，纵然男性视角被消解，但是对中性社会的认同却是到了小说接近末尾的部分才得以体现。而作为小说中唯一的单性人艾，勒奎恩对其描写也采用了中性化的笔法，甚至从某种角度上讲艾还不如冬星上的人那样具有独特的性别指征，他没有对女性的思慕，也不具备强大的力量特征。通过对艾与冬星的成功塑造，勒奎恩解构社会的男权属性，建立起一个不存在男女区别的世界。因此很多读者认为勒奎恩实际上构筑并期待这样一个强大无缺的女权主义乌托邦。但实际上在勒奎恩的价值观中，乌托邦是不存在的，不论在她《黑暗的左手》还是《一无所有》中，所呈现的社会形态都不能免去各种缺陷，勒奎恩进行的是理性探讨，因此她不应该被打上某些批评家或读者认为的“极端女权主义者”标签。

欧美科幻文学在21世纪之后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一方面，严肃作家希望用科幻作品来回应世界性、未来性的问题，若如此，便要使科幻小说的思想与认知探索大于艺术手段的更新和先锋性探索。但另一方面，市场化时代通俗科幻文学之路方兴未艾，为了迎合市场与读者，当下部分欧美科幻小说需要走向故事情节的类型化与主旨的简化，并做好作品影视化改向的准备。因此，创作既不能忽视对科幻传统中可能性、想象性与文学性的追求，也不能盲目生搬传统而忽视资本与市场所抛来的橄榄枝。在此基础上反观中国科幻，两方面的融汇也能给我们在“后三体”时代科幻热潮中如何发展本土科幻小说与科幻影视提供一个可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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