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卓伟：飞机吊

飞  机  吊

文\黄卓伟

小时候要是在外面惹事，通常回家被挨打一顿后，大人还总威胁要“飞机吊”，在我们南澳，生长在农村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有记忆。

听老人说，“飞机吊”其实是人对人的折磨，后来被发展成一种刑讯，具体做法是：将人的两个手腕反绑，绑后的绳子往上吊，绳子一往上，人的头就往下，活像一只飞机，故得名。据说，被飞机吊者的痛苦程度取决于绳子提的高度和吊的时间长短。后来，还有人进行了改进：比如把绑手腕改成绑大拇指；在脖子上挂石头并逐渐增加重量。

“飞机吊”虽然简单、易用，但使用效果明显，突显了发明者的用心和“智慧”。为了说明它的威力，老人给我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有关“飞机吊”的故事：

一位出身不好的渔民被划分成了“特务”，但他就是不承认他的“特务”行为，对此，村“大队”组织了几个十多岁、二十岁出身好、没有什么文化却又要求进步的毛头小伙对他进行了审讯。一开始，当然是无论如何威逼恐吓他都不承认了，这时候，“飞机吊”闪亮登场，他还是不认，没关系，他还不知道其威力所在。小伙们提高了绳子，过了一夜后，他哭着喊着承认了。

但是，既然是特务，在如何与敌人联系的问题上他又“不招”了，于是，“改进型飞机吊”上场。对于一个斗大字都识不了两筐的渔民来说，要“回忆”起与敌人的联系方式，谈何容易。但随着挂在脖子上的筐里的石头不断增多，这渔民终于“想”起来了：他打开手电筒，按着手电筒上的红色开关按钮，往南边的天空上连闪三次，与他接头的特务就来了。结果，在他的家里，搜出了一个崭新的手电筒……

最后，老人得出的结论是：“飞机吊”的威力不仅仅能使“特务”轻易招供，还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被吊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现在回忆起来，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对于人吊人这事的原因，老人的脸上更多的是一种麻木、迷茫、恐惧和无奈。这样的表情，好像到了他们这代，已经在脸上和心里沉淀了几千年，不知什么时候这种事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如果不幸降临，只能作为一种宿命来接受。

但这样的表情和情绪很快便消失。因为，历朝历代，这样的不幸，主观上常常是很难避免，所以他认为，这个故事对于我们这一代的教育意义主要在于道德层面：第一、审人的村干部和受审的渔民是世代同在一个小渔村的邻居，他们相互了解和熟悉的程度，已经可以达到其中一个人受到“特务”的指控时另一个人应该出面证明否认的程度，换句话说，他可以肯定，他的邻居是无辜的。而且，他也明白，被判为特务意味着什么。因此，村干部现实中刑讯的行为无异于故意杀人。这就是一种没有人性的表现。这是做人应有的底线；第二、这样的行为，是会得到报应的。后来，有的刑讯者变成了被刑讯者，有的刑讯者受到了被刑讯者的报复，甚至，有的刑讯者的后代受到了被刑讯者后代的报复……

听完这个故事，我忍不住问了老人两个问题：一、“飞机吊”的使用，“特务”们除了创造出手电筒联系方式外，以后还创造出什么新的方式？二、那些审讯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现在在哪里？

结果，我听到了出乎意料的回答：一、因为反正都是认，所以以后很多“特务”都是审讯者怎么说，就怎么认。甚至自己认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二、那些审讯者现在大部分是趾高气扬的人，很多被提拔为村里、甚至是公社里的干部。若干年后，当学习成绩优秀的我被评为“红花少年”而受到村里和公社里干部“接见”时，握着他们温热而有力的大手，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阵地毛骨悚然。

多少年过去了，这个故事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淡化，但有一幕，却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挥之不去：当一个十岁多一点的小孩（母亲以给父亲送稀饭为借口，让小孩打听情况），不经意间看到自己的父亲受那些人折磨的情景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他或许是震撼、恐惧、仇恨……，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一定会深深地记住这样的情景和在这样的情景下那样的人、那样的行为。他一定也会感到深深的迷茫：是什么样的原因能使身边熟悉的人一下子就变成那样？在他小时候，或许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甚至，就像上面的故事讲的和我们乐于看到的结果，刑讯者受到了他的报复。

但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逐步成熟以及上一代人的相继去世，他已经忘记了仇恨。他甚至觉得，在人类的良知和对生命的敬畏面前，国恨家仇还能否存在？难道，他能忍心报复、甚至举起屠刀挥向一个无辜、鲜活的生命，仅仅是因为他的父辈对自己的父辈做过那样的事？

然而，相对于仇恨的忘却，他发现，自己的嗅觉却变得异常灵敏，甚至常常过敏。或许，是因为对那样的“气味”过于熟悉，印象过于深刻，社会上哪怕有一点点那方面的倾向，他都感到惶恐和不安，甚至总认为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他经常想起让他震撼的柏林墙倒塌后“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典故，尤其是法官西奥多•赛德尔的判决陈述：“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他常常做这样的假设：如果灾难再一次降临到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作为良知的发现，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懂得行使“把飞机吊的绳子降低十厘米的主权”，而不是把这种主权作为杀人的借口和为自己谋利的工具。

但，每一次，他都找不到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理由……

                                             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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