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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

2015-07-21 09:17 来源:www.xuemo.cn 作者:杨朝明 浏览:44091470
内容提要:子贡格外佩服和崇敬孔子,他对孔子的称赞简直无以复加。……

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

/杨朝明

新近大量早期文献的出土问世,使我们不得不对许多学术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在有关孔子及原始儒学的材料中,孔子弟子子贡的材料就颇为引人瞩目。马王堆帛书《易传》的《要》篇记载了孔子对《周易》态度的转化,其中有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在刚刚公布不久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的《鲁邦大旱》中,也记有孔子与子贡的对白。另一方面,大量地下数据的问世又“启动”了不少原来迭遭“怀疑”的文献,像《孔子家语》、《孔丛子》等典籍记载的真实性就必须重新估价,这也使有关子贡等孔子儒学研究的资料得到正确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曾说:“从有关的记载看,孔子能够与子贡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对任何事情、对任何人进行评论。在众弟子中,子贡与孔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子贡格外佩服和崇敬孔子,他对孔子的称赞简直无以复加。……种种材料显示,孔子晚年在鲁国的数年中,他与子贡是经常接触的。”

子贡对孔子的特殊感情使他在孔子弟子中具有特殊地位,另外,子贡还有一点与众不同,这就是他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还是一位经商能手。也许,人们很难把孔子、儒学与春秋后期显赫的大富商联系起来,然而在孔子时代,确实是作为富商的子贡“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他不仅资助孔子及弟子周游列国,竭力捍卫和传播孔子学说,维护孔子形象,而且因为他的入门,那时有许多向学之士聚集到孔子周围,所以孔子说:“自吾得赐(子贡)也,远方之士日至。”作为孔子最亲密的弟子,子贡无论在由孔子及其弟子所组成的学术集团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在弘扬孔子学说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子贡(左)与孔子(右)感情深厚(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一、子贡对孔子的特殊感情

子贡,复姓端木(或作端沐),名赐,字子贡(也作子赣),《尸子》称他是“卫之贾人”。子贡属于孔子的早年及门弟子,生于前五二〇年,比孔子小三十一岁,他可能是在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即到达卫国时拜孔子为师的,子贡后来追随孔子,常伴左右。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受丧三年,“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最后卒于齐国。

在孔门弟子中,孔子与颜回的关系就十分亲密,作为孔子的大弟子,孔子对他可谓赞赏有加,与颜回相比,子贡其实也受到孔子格外的器重。《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最为重要的文献,该书记载中涉及到孔子众多的弟子,但是,据统计,其中与子贡相关的材料有三十五章,而与颜回相关的却只有二十章;在该书中,子贡的名字出现五十七次,颜回的名字却只出现三十二次。众所周知,颜回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而与之相比,《论语》记载的情况本身,可以看出子贡在孔门中的重要地位,子贡与孔子的亲密程度。《论语》有孔子询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的记载,钱穆先生分析说:“观孔子与回孰愈之问,见二人在孔门之相伯仲。”。

作为商人的子贡,初入孔门时,对孔子思想可能并不甚了解,据《论衡·讲瑞》载:“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当一年二年之时,未知孔子圣也,三年之后,然乃知之。”因此,子贡对孔子的认识与了解有一个过程,他可能开始对孔子并不十分敬佩,但随着对孔子了解的加深,遂由衷地感受到孔子学说的博大与精深,他凭着自己的领悟,很快成为同门师友中出类拔萃的人。可以说,后来的子贡已经窥得了孔子学说的真谛,他甚至可以常常代孔子言。后人以之为孔门嫡系门生“十哲”之一,确非偶然。

子贡经常和孔子谈论一些深奥的学术问题,《论语》所记载的子贡的材料,大多是他与孔子的问答,多属请教、询问政治、社会以及学术方面的问题,如他曾“问政”、“问友”、“问为仁”、“问君子”,他也经常与孔子探讨早期儒学的核心礼、仁等问题,他的有些观点,如“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处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等都很有见地,以至于时人中出现了“子贡贤于仲尼”的说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子贡的学识。

孔子与众弟子“周游列国”乃是为了使自己的政治理想得到施展,因此,他们每到一处,都往往迅速地熟悉该国的政事。对此,子禽不明白,还询问这是孔子“求”来的,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子贡则认为:“夫子温、良、恭、谦、让以得到。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子贡不否认是孔子“求之”,但他指出孔子是靠他优良的品德和崇高的威望得到的,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与别人获得的方法并不一样。

也有人感叹孔子的广博学识,不知道孔子何以如此博学。例如,有人向子贡询问说:“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卫国公孙朝问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者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这是子贡回答人们关于孔子如何学习文武之道的问题。

关于同门师兄弟各自的优长,也有人询问子贡。例如:“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赣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时)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礼,成之以文德,盖受教者七十有余人,闻之孰为贤也?’”子贡以自己的所知所见回答了他的问题,逐一介绍了他对同门师兄弟的评价。他回去后向孔子汇报,孔子称赞他说得好。

由于子贡深得孔子的喜爱,他一定掌握了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子贡也了解孔子的品格性情,所以,同门中有人心存疑惑,而又不便请教老师时,也往往找子贡出面。

孔子师徒周游列国到达卫国时,冉有想知道孔子会不会为卫出公做事,便去询问子贡。子贡答应,遂去询问孔子说:“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出来告诉冉有,孔子不会为卫出公做事。子贡的问话很策略,当时卫出公为和他的父亲争夺君位而在卫国引发了一场内乱,而伯夷、叔齐却是为谦让君位而双双出走,孔子尊伯夷、叔齐是古代的贤人,而且认为他们无怨无悔,当然不会赞成卫出公的行为,所以不会为他做事。

由于对孔子的思想的深刻理解,子贡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都十分准确,恰到好处。如《荀子·子道》曰:子路问于孔子曰:“鲁大夫练而床,礼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谓子贡曰:“吾以为夫子无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贡曰:“女何问哉?”子路曰:“由问:‘鲁大夫练而床,礼也?’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贡曰:“吾将为女问之。”子贡问曰:“练而床,礼也?”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谓子路曰:“女谓夫子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无所不知。女问,非也。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是孔子称赞子贡对典籍了解准确,学习能够举一反三。而在彼此交谈、探讨、相处的过程中,子贡对老师的思想、学说有了精深的理解,也了解了孔子的人格、道德与习性,子贡曾启发孔子:“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孔子心领神会:“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贡深深了解孔子政治人格上的矛盾,但作为学生又不能直接触及这样敏感的话题,子贡遂以美玉作比喻,委婉含蓄地提出问题,激励老师积极仕进。孔子自然会意,也向他一吐心曲。孔子也曾向子贡慨叹“莫我知也夫”,只有师生间的息息相通,才会有如此的心有灵犀,才会有如此的倾心交谈。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是孔子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甚至有学者认为《易传》成书很晚,更有学者否认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否认《周易》与儒家的关系。其实,孔子晚年十分喜爱《周易》,这在传世文献中记载十分明确,《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传》,恰好印证了这里的记载,其中的《要》篇有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曰:“夫子他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之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后面是孔子回答子贡的提问,并和子贡探讨了相关的问题。可见,在孔子晚年,子贡仍时常回到老师的身边,并能和孔子讨论他以为高深的《易》学问题,孔子曾感叹“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在颜回、子路、宰我等大弟子相继去世后,作为早期弟子,子贡能经常陪伴在老师的身边,据《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的记载,孔子的守门狗死了,他都也让子贡说明埋掉。孔子晚年,能有子贡与之经常相互探讨学术问题,对他来说应该是莫大的安慰。因此,他在去世前急切地想见子贡,一句“赐也,尔何来迟也”,包含了深深的师生之情,此时的孔子已经把子贡看作了身边最亲近的人。

在孔子周游列国归鲁后的数年中,子贡主要在鲁国。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回鲁国的那年,子贡已经在鲁国做事。孔子去世后,弟子守丧三年,接着,子贡又继续守丧三年。对此,《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说:“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可以看出,子贡对老师怀有深深的哀思。

二、孔子对子贡的特殊态度

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孔子都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对学生的品性了如指掌,在教学中能根据学生各自的特点“因材施教”。在众多的弟子中,子贡是孔门“言语”科的高才生,也是孔子实施素质教育的结晶。孔子欣赏子贡的才干,但对他的缺点也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

子贡以商人的身份投到孔子的门下,孔子注重培养弟子们的外交能力。在孔子看来,学习知识应当与实践活动相互结合,学以致用。孔子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学《诗》是孔子教学的基本内容,也是孔子教学的重要内容,学《诗》在于陶冶情操,在于提高表达能力,用孔子的话,就是“不学《诗》,无以言”在那时,为政治国,尤其是外交活动,常常用赋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反驳他人的观点。朱熹便说:“《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讽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

孔门四科中专门有“言语”一科,子贡凭借着自己的精明,很快在同门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孔子的信任和器重。对于子贡的请教,孔子总是耐心地解释;对于子贡的进步,哪怕是一点点,孔子也感到由衷的高兴。从《论语》的记载看,孔子很注意子贡对《诗》的学习与研究。例如: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引《诗》言事,孔子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对子贡的优点和成绩,孔子时不时地加以赞赏和鼓励。孔子发现子贡的才能,就经常加以赞赏,鼓励他努力继续发展。如: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孔子把把子贡与颜回比较,显然是激励子贡,看到子贡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孔子更加高兴,而“吾与女弗如”的感叹,更表明孔子对子贡的认同。又如,据《韩诗外传》记载,孔子与子路、子贡、颜渊游于戎山之上,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贡的志向是:“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称赞他为“辨士”,并鼓励他说:“赐来,便便汝何使?愿得衣冠为子宰焉。”

在致富的能力方面,孔子也曾把子贡与颜回作比,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在为颜回叹息的同时,孔子对子贡的经商能力是赞赏的。

对于子贡的杰出才能,孔子不仅了解,而且加以赞叹。孔子说:“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赐之敏也贤于丘”。孔子赞赏子贡,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都特别信任子贡。例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两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其一,鲁哀公六年(前四八九年),在陈绝粮时,孔子“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其二,齐国“田常欲作乱,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孔子那时当然希望“乱齐存鲁”,不愿“父母之国”遭到来自齐国的劫难。从这些材料看,在危难或重要的时刻,孔子最相信的是子贡,也只有子贡才能使孔子放心,才能符合孔子的意愿。

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才干最突出的一位,也是个性很强的一位。作为老师,孔子对此是最清楚的,所以孔子对子贡的批评也最多。当然从今天的观点看,我们对子贡的“缺点”,对于孔子批评子贡应该具体地加以分析。

喜好评论人的功过是非,是子贡的第一个“缺点”。《论语·宪问》提到“子贡方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指的是同一问题。子贡拜孔子为师不久(前四九五年),邾子朝鲁时,子贡去观礼。在朝见的过程中,鲁定公和邾隐公都出现了失礼的行为,根据这一点,子贡敏锐地意识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并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不久,子贡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而孔子却批评他说:“赐不幸而言中,是使赐多言也。”,嫌子贡多说话了。

《论语》中记载的子贡和孔子问答中也多次涉及到子贡问人,如:

《公冶长》:“孔文子何也谓之‘文’也”;

《先进》:“师与商也孰贤”;

《子路》:“今之从政者何如”;

《宪问》:“管仲非仁者乎”。

子贡常常凭任论事,与他多问多思有关,这反映了子贡对社会、对周围情况的关注。当然,子贡的这个特点确实与孔子所提倡的“中庸”思想相违背,与温柔敦厚的品格相左,针对这一点,孔子曾批评他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贡的另一个“缺点”,是喜欢和不如自己的人相处。在孔子看来,这一点是致命的,因此,他批评的语气也最严厉,话也说得最重。如:“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如己者。”孔子曾就此语重心长地教导子贡说:“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我们推测,子贡的这一特点,可能与子贡经商的经历有关。在经商的过程中,他需要与各阶层的人打交道,典籍中曾多次记载子贡“倦于学”,恐怕也与子贡的这种经历有关系。

子贡还有一个“缺点”,即他不愿受礼的拘束。礼是孔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主张“立于礼”,且事事处处要“约之以礼”。而子贡主张灵活务实,比如,古时的告朔之礼从鲁文公时国君就不再亲临,只宰一头羊作为象征,这头羊称为“饩羊”。子贡觉得既然“告朔之礼”已经名存实亡了,干脆把羊也去了好了。孔子却坚决反对,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认为既是象征,就不能去掉,否则就是废除了告朔之礼,而礼是万不可废的。《吕氏春秋·察微》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子贡向诸侯赎了鲁人,而没取钱,而按照鲁国的法令,“鲁人为臣妾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孔子批评他破坏了鲁国的规矩,说:“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显然,在这一点上,只是表明孔子与子贡对礼的理解不同。孔子之道以仁、礼为核心,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核心是不能改变的,这也正是“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的原因。而子贡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要“求为容”,既希望自己的作为尽量合宜,能够更好地被世人接受,他要在“道”和“世”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应该看到,子贡所找到的平衡点是恰如其分的,他既能容身于世,“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而又积极地宣传孔子的“大道”,这对于早期儒学的传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对子贡的“缺点”,孔子都进行了批评,有时很委婉,有时很严厉,这是孔子教育弟子的一贯做法。对其他弟子,孔子当然也一视同仁,即使是他最欣赏的大弟子颜回,孔子也有过“回也无违”之类的批评语。孔子的批评是善意的,是希望学生有缺点就改正,而有所进步,对子贡自然也是如此。

三、子贡对弘扬孔子学说的贡献

孔子生前,他虽然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并有众多的弟子相随,但其地位并不高。为了宣传和推行自己的学说,他“周游列国”,却“干七十余君而不遇”,到处受到冷遇,被人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列子·杨朱》曾概述孔子当时的处境说:“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孔子的学说不被人们普遍接受,他本人也常受到误解、诽谤甚至攻击。而在此时,子贡总是出来维护孔子的形象,以自己对孔子的理解,阐述孔子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学说。在这样的过程中,子贡对孔子的敬重总是溢于言表。

《论语·子张》中集中地记录了这方面的内容,如: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宫室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宫室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也,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韩诗外传》八的一段,记载得更为详细:

齐景公谓子贡曰:“先生何师?”对曰:“鲁仲尼。”曰:“仲尼贤乎?”曰:“圣人也,岂直贤哉!”景公嘻而笑曰:“其圣何如?”子贡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圣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贡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誉,得无太甚乎?”子贡曰:“臣赐何敢甚言,尚虑不足耳。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其无益亦明矣。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把泰山,无损亦明矣。”景公曰:“善!岂其然?善!岂其然?”

面对人们对孔子的攻击,子贡毫不留情,称这种行为是“欲自绝”、“不知量”,把孔子比作日月、天地、江海、泰山,孔子学说如日月之光明、天地之高厚、江海之深广、泰山之伟大,他认为别人永远只能仰望孔子,而不可能达到孔子的水平。子贡由衷地敬佩孔子,仰慕他的学说,他对孔子的评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过程中既维护了孔子的形象,又宣传了孔子的学说。

对老师的遭遇,子贡格外难过和愤慨,这在孔子死后对鲁哀公的态度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孔子逝世,鲁哀公也很伤心,特撰诔文以纪念:“旻天不吊,不憗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芥芥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子贡却不买账,他说:“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孔子一生最大的悲哀就是“生不能用”,而“用”的大权就掌握在哀公等人的手中,子贡对他对孔子只是“死而诔”,表现了明显的不满,甚至脱口说出了“君其不没于鲁”的话,还批评鲁哀公自称“余一人”不合名分。

子贡维护孔子,对诋毁孔者进行反击,增加了人们对孔子的了解,也宣传了孔子学说,清人崔述称赞说:“子贡之推崇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于世者,大率由于子贡。”

子贡出身于商人,有杰出的经商才能,孔子称赞他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因经商而致富,“家累千金”,这也成为弘扬孔子学说的经济基础。孔子师徒周游列国途中,就曾有子贡接济,如:

(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赉货,窃犯围而出,告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

孔子师徒被困时,因为子贡突围而出,以自己要贩卖的货物换取米一石,孔子等人才得救。从这则记载看出,子贡经商有时是与“周游列国”的孔子同行的,他离开孔子很可能是由于置办货物或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孔子的“谋道”与子贡的“谋利”是有机相联的。

子贡以自己的雄厚财力,为孔子师徒宣传自己的主张提供了经济保障。孔子去世后,子贡凭借自己的经济地位和外交才华,成为各国政治、经济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孔子曾感叹:“自季孙之赐我千锺,而友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赐,则丘之道几于废也。”说明至少孔子意识到自己学说的弘扬和光大需借重于外部的客观条件,如“时”、“势”等。子贡无疑最具备这样的才能,他又具有对孔子的推崇和钦佩,加上他所具有的弘扬师说的使命感,使他时时处处不忘宣传孔子的思想和学说。

四、子贡在儒学史上的地位

子贡敬重孔子,处处维护孔子,他不仅利用自己经商的有利条件资助孔子,更利用自己能言善辩、游历四方、擅长外交的特殊条件宣传孔子学说,提高了孔子的地位,吸引了一些学生投入到孔子门下。所以《孔丛子·论书》篇记孔子之言曰:“自吾得赐(子贡)也,远方之士日至。”孔子弟子众多,门内兴旺,与子贡的宣传不无关连。

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使得他在后世儒学中的地位也相当特殊。一方面,人们肯定了子贡对宣传儒学所作出的贡献,肯定他对巩固封建统治有益的言行,而把他尊为儒家“十哲”之一。

另一方面,与颜回、子思相比,子贡在后世儒学中的地位并不高,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他以经商和从事政治外交为主,而没有收徒设教,在学术上有所作为。

在思想方面,子贡崇尚教化,反对重刑和武力,这正是历代儒家的一贯精神,受到后代贤明君臣的推崇,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子贡主张“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即使两国有矛盾,也要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而不能付诸武力。对国内政务,子贡认为更应该以教化为主。《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记载说: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子贡认为商朝的法令对在街道上乱倒灰的人施以刑罚,是太重了,因此向孔子请教。

《韩诗外传》卷三所记载的例子更为典型。其曰:季孙之治鲁也,众杀人而必当其罪,多罚人而必当其过。子贡曰:“暴哉治乎!”季孙氏闻之,曰:“吾杀人必当其罪,罚人必当其过,先生以为暴,何也?”子贡曰:“夫奚不若子产之治郑?一年而负罚之过省,二年而刑杀之法亡,三年而库无拘人。故民归之如水就下,爱之如孝敬父母。子产病将死,国人皆吁嗟曰:‘谁可使代子产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哭子产者,皆如丧父母。今窃闻夫子疾之时,则国人喜,火则国人皆骇。以死相贺,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赐闻之,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赐闻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于是季孙稽首谢曰:“谨闻命矣。”季孙氏治理鲁国,对有罪的人,该杀的才杀,该罚的也必定当其罪而罚,子贡却说他的治理太残暴,季孙氏不明白为什么,子贡建议他学习子产治理郑国,轻罚去杀,最终达到“民归之如水就下,爱之如孝敬父母”的效果。

陈宠是东汉的大臣,在章帝时担任尚书。当时“政尚严切”,陈宠请求宽之以济,在上疏中,陈宠就以子贡为例来增强说服力,说:“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乔之仁政。”看了陈宠的上书,“帝敬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从此以后,风俗崇尚平和。可以看出子贡主张教化对后世的积极影响。

从东汉明帝开始,子贡与孔子的其它弟子一起陪祭孔子,这显然是由于子贡对宣传儒家学说的特殊贡献以及他对后世的积极影响。东汉明帝十五年东巡守,“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所列九等人中,子贡被划为第三等;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追赠子贡为“黎侯”,陪祭孔子;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黎阳公”,宋咸淳三年进封“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为先贤端木子。

西汉太史公司马迁说:“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他充分肯定了子贡在宣传孔子学说方面所起的作用。子贡以商人出身,师从孔子,在经商和政治外交活动中,学习了孔子学说,又宣传了孔子的学说。商业经营、牟取利润与宣扬仁道在子贡身上得到了统一,他为后人树立了最初的“儒商”形象。

西汉人称赞子贡等人的做法,说:“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贡以着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载其德。”致富谋利的道理人人都知道,物资财富也遍布在大地上,聪明的人因此繁衍富足起来,愚笨的人却贫困下去。子贡由于擅长囤积而显名于诸侯,陶朱公因为善于买卖而尊崇于当世。他们和富贵的人交往,也救济和抚恤贫困的人,所以上自君主,下到布衣平民,没有人不称颂他们的仁德。对子贡的经商以这样的评价,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后人称道他这种“义”与“利”的完美统一的经历,因此称之为“端木生涯”。

当然,在后世重农抑商的思想的影响下,儒者对子贡的经商行为也颇有微词,或为他开脱,或批评他的行为。宋朝大儒程颐说:“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人之丰财,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贡少时事,至闻性与天道,则不为此矣。”认为子贡早期做生意,等到跟着孔子学习了性与天道的学说,就不再经商了,这显然是为子贡装扮,以符合后世儒家的精神。

关于子贡招收弟子的情况,文献记载不多,《吕氏春秋·当染》称“田子方学于子贡”,并且描述子贡见原宪时,有众多弟子相从。《韩非子·显学》中说到孔子以后的儒家各派,其中并没有提到子贡。孔子晚年,子贡曾经对孔子说:“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罢,倦于学问,不能复进。请一休焉。”子贡还曾经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困于道矣,愿息而事君可乎?”可能孔子去世后,子贡虽也积极地传扬孔子的学说,捍卫孔子的形象,但并没有独立门户,没有继续收徒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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