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献泰斗 湘学复兴导师（一）

百年文献泰斗 湘学复兴导师——邓显鹤对湖湘文化的贡献和影响（一）

    提示：邓显鹤是清代著名学者、诗人、文献学家。他一生纂辑文献45种,640 余卷，字数逾千万，对湖湘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忧时爱民的思想，影响了如曾国藩、魏源、邓瑶、邹汉勋、谭嗣同、陈天华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是清代中期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堪称百年文献泰斗，湘学复兴导师。

    邓显鹤（1778～1851），字子立，号湘皋。湖南省新化县曹家镇梓木冲人。清代著名学者，诗人，文献学家。邓显鹤生于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这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他自幼聪颖，八岁能诗。清同治《新化县志》称其“幼即为塾师诧异，有‘邓竖子非常儿’之语。”乾隆六十年（1795），时年十八岁的邓显鹤，以县试第一应督学试，补县学弟子员，次年补禀膳生员。因家境贫寒，二十岁开始在安化龚氏家作塾师以谋生。嘉庆九年（1804）应乡试，中甲子科举人，此后屡赴礼部试不第，遂淡于仕途，远游燕、冀、齐、鲁、淮、扬、百粤，广交名士，博究群书。道光六年（1826），邓显鹤重应会试，大挑二等，选授宁乡训导，署理长沙府教授。道光十九年（1839），辞职回归故里。道光二十三年（1843），应聘出任宝庆濂溪书院山长。直至咸丰二年闰八月二十五日（1851年11月19日），病逝于濂溪书院讲室，终年七十四岁。

　  邓显鹤的一生，同湖湘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宁乡任上十三年，他就开始致力于纂辑湖湘先哲散佚文献、搜集乡邦掌故，共整理刊刻各类文献110余卷。同时致力于诗歌创作，与当时湖湘知名士人多有唱和。辞归家乡和担任山长之后，他仍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文献整理，先后辑成《船山遗书》、《沅湘耆旧集》及其续集等宏篇巨著，为湖湘文献资料的抢救和保存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对于湖湘文化来讲，他的确堪称百年文献泰斗，湘学复兴导师，从而备受世人敬仰。他去世之后，曾国藩亲自为他撰写了墓表，左宗棠则亲笔手书并题篆额。左宗棠另有挽联称：“著作甚勤，四海声名今北斗；风流顿尽，百年文献老南村。”他的事迹，被收入《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中。

一、辑刊三湘文献，嘉恵四水英才

　　作为一代文献学家，邓显鹤在湖南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刊刻工作方面，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他“一以纂著为事，系楚南文献者三十年”[1]。其目的就是“期以一寸心，遍饷百世士”[2]。以搜录整理乡邦文献为己任，一意表彰先贤，著述等身，洋洋大观，邓显鹤是以殉道者的精神，来致力于孜孜以求的事业。

　　邓显鹤为什么会立此壮志？曾国藩在《邓湘皋先生墓表》中说他“以为洞庭以南，服岭以北，旁薄清绝，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郁不宣。”他认为，湖湘这块土地，孕育过像屈原、贾谊这样一大批文学巨匠，以及在屈、贾影响下世世代代的仁人志士，他们留给了后人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然而由于经历的时代久远，其间又常常战乱频仍，许多文献要么流失散佚，要么残缺不全。尤其是明清以来，“湖南当鼎代之际，其毅然冒白刃蹈沟壑者不可胜指。迨殊世久远，尺牍寸简，多随水火劫夺以佚，若灭若没，委同草芥。”[3]大量优秀著作的埋没，不仅是先哲们的哀痛，对湖湘文化的积累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为了让先贤前辈们的著作重见天日，让他们的精神在湖湘大地上流传，邓显鹤立下宏愿，穷其一生，走遍湖湘山山水水，奋志搜访湖哲散佚文献。然后精心书室，精心整理、纂辑、刊刻，以传后人。其搜讨之勤，“如饥渴之于饮食，如有大遣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4]。

　　为了全面保存地方文献史料，恢复历史的真实，确保先贤著作不致湮灭，邓显鹤在搜集材料时往往不遗余力，不仅求助于世家大户，还认为“下至荒山古寺，委巷农家，村学传钞，老僧粘壁，亦有名章，可资采录。”[5]他不畏艰难，跋山涉水，非亲至其地而不休。同时，在整理、编辑过程中，他始终抱着一种严肃认真、取舍得当的原则。他认为在文献编选过程中有五患：“一曰滥收，二曰挂漏，三曰去取失当，四曰评骘不允，五曰草率将事。”[6]如果编选时犯此五种错误，那就难以“信今而传后”。他不辞劳苦，不畏艰辛，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终生坚持搜遗辑旧，使许多孤本、残稿得以保存，使许多名不见经传者的著作得以流传，使许多湮灭的史料和历史人物得以重见天日，不仅为湖湘文化，也为湖湘历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遍访资、沅沿岸郡县名流，历时20余年搜集纂辑《资江耆旧集》64卷，后又完成《沅湘耆旧集》200卷及《续集》100卷，卷轶浩繁，内容广博，“东起漓沅，西接黔中，北汇于江，巨制零章，甄采略尽”[7]，辑著中既有朝阁名流、林泉隐逸之作，亦有民谣农谚之章，内容之丰富，收录之繁多，实为湖湘历朝诗作之大观，楚中文献之巨著。湖湘先贤巨制微著，皆在其中，他自以为“盖湖南文艺略在是矣”[8]。对于所录入诗人，他都附以诗人小传，论人论事，尽可能详细，志在以诗存人，亦以人存诗，借以补《四库》之遗，匡正史之谬，让先贤前辈的文采得以彰显，让他们的事迹得以流传，方才不违他“期以一寸心，遍饷百世士”的初衷。他坚持搜遗辑旧，发扬幽光，一意表彰先贤，提携后进。后人称赞其贡献说他:“搜讨楚故，网罗轶帐。津津纂著不自休，其当然称楚南文献之老，宜哉！”[9]

此外，邓显鹤还首次大规模编辑刊刻了王夫之的遗著《船山遗书》。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晚年曾隐居衡阳石船山麓，明志“六经则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潜心学术，为总结明亡教训，反思传统，反省理学，闭门著述，死拒不事清，终不复出。其著作亦随其身殁而湮没于世百余年。王夫之殁后四十年，“其子敔抱遗书上之督学宜兴潘宗洛，因缘得入四库，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不传。”[10]邓显鹤出于对王夫之思想的推崇，立志搜集、刊刻王夫之的著作，推广其学术思想。嘉庆间，邓显鹤在衡阳马倚元处得到船山遗著《庄子解》、《春秋世论》、《楚辞通释》等6种，便愈“慨然发愤，思购求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11]道光十九年（1839），他一边编纂《沅湘耆旧集》，一边征求船山遗诗，结果经曾国藩的好友、湘潭欧阳兆熊介绍，于王夫之六世孙王承佺处得其遗著38种，后又得邹汉勋、欧阳兆熊之助，在两江总督陶澍的大力支持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刻了《船山遗书》180卷。自此，王夫之的著作始以比较完整的面貌出现于世人面前。王先谦由衷地赞赏：“今者船山先生竟与顾、黄两先生共垂不朽，刊书之功不可没。”[12]梁启超称他为“湘学复兴导师”。姚莹在《南村草堂文钞·序》中则说：“其大者莫如表彰衡阳王先生久晦之书，与顾、黄诸老并列。”邓显鹤自认为这也是他最有功于乡党先辈的大事。

　　邓显鹤穷其一生编撰、整理湖湘文献资料，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除了《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及其续集、《王船山遗书》之外，还修有《宝庆府志》一百五十七卷、《武冈州志》三十七卷、《安徽通志·艺文志》二十四卷、《明季湖南殉节诸人传略》二卷、《明季湖南十三镇考略》一卷、《圭斋全集》十八卷并补遗一卷、《楚宝增辑考异》四十五卷、《蔡忠烈公遗集》正续四卷、《周子全书》十一卷、《屈子生日考》、《屈贾年谱》、《张忠宣分年谱》各一卷、《校刊〈玉篇〉〈广韵〉札记》二卷、《朱子五忠祠传略考正》、《五忠祠续传》、《邵州召伯祠从祀诸人录》等。其辑纂著述数量之多、涵盖范围之广、搜著用心之勤，当世仅有，绝代少见。

二、吸收传统精髓，传扬湖湘精神

　　从古楚国到近代湖南，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起来的湖湘文化，具有丰富而独特的精神内涵。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再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王夫之，集中体现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闪耀着一代又一代湖湘士人优秀而崇高的精神光芒。他们那种上下求索、敢为人先、富于开拓与创新的进取意识，就沉淀成为我们湖湘文化的精髓。这些优秀而崇高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湖湘士人。生于斯长于斯的邓显鹤，不仅继承了湖湘文化的这种优良传统，作为一个成就斐然的著名文献学家、诗人和教育家，他对湖湘文化精神的传播与创新，其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邓显鹤是湖湘文学传统的自觉继承者。邓显鹤认为，“楚辞为南国文章之祖，风雅流被莫如诗”[13]，因此他以“肝肾终年自镂锼”[14]之志研诗，寒暑不辍，终“以诗鸣湖湘南北数十年”[15]，以致“游客四方，所至倾动”[16]。邓显鹤的诗，“导源于魏晋，而驰骋于唐宋诸老之场，雄厚峻洁，磅礴沉郁，情深而意远，气盛而才大”[17]。他在创作中，融杜、韩、黄三家为一体，贯以屈子忧国忧民之情怀，又深得杜诗沉郁顿挫之格调，伤事感时之作，多沉郁悲凉的气息，继承了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描写百姓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发自肺腑，感人至深。他同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诗人，成为道、咸年间“宋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其次，邓显鹤的诗歌创作体现了忧国忧民的胸怀。由于幼时家贫，邓显鹤考上秀才之后，曾开馆授徒，以养家糊口，深切体验了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因此，他对人民生活的疾苦感同身受，在诗中常常流露出对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人民的发自内心的关怀与同情。如“搴芰沉玉无长策，断雁哀鸿剩几家。嫩堰正愁冬日柏，洼田忍说岁租加。”[18]遭受水灾，无家可归，哀鸿遍野，同时统治者、剥削阶级又不顾百姓死活，加租加税，这种种场景，真是惨不忍睹。然而由于考场失意，自己又不能谋得一官半职，为百姓排忧解难，邓显鹤只能发出“书生满眼忧时泪，借箸徒劳感鬓华”[19]的感慨。徒劳伤叹，年华流逝，此时的邓显鹤，心中是无比苦闷与焦虑。虽然不能成为地方长官，减轻人民疾苦，但是，邓显鹤对人民安居乐业、盛世太平的生活则充满了憧憬与向往，因而他也常常在诗中寄寓美好的理想：“见说材官皆劲旅，可能一战答升平”[20]、“满眼哀鸿遍中泽，飞章何日达宸聪”[21]。这些都是对统治阶级寄予的期望，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再次，邓显鹤在他的辑著中，大张旗鼓地阐扬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这也是对湖湘文化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坚守。邓显鹤将他的满腔爱国热情，倾注在对明末遗民的可歌可泣的抗清事迹上，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满清入主中原后，为了压制汉人的民族反抗意识，树立统治权威，屡兴“文字狱”，从顺治帝的7次到乾隆帝的130余次，清代前期的“文字狱”愈演愈烈。学者文人，心有所惧，科举之外，纷纷钻进故纸堆里，潜心章句考据，不问政治。而独邓显鹤，毫不畏惧。他的《沅湘耆旧集》，大量收入明代遗民怀念故国山河之作，并饱含景仰钦佩之情为他们树碑立传。他的《宝庆府志》中，先民、遗民、从臣、迁客及胜朝耆旧诸传，尤多可歌可泣、为史传所遗之人。《武冈州志》，则对南明历史和明代遗民事迹，都做了详尽记载。正史所弃之前明遗臣、抗清志士，皆入其志，足见其高尚明朗的爱国主义情怀。尤其是《明季湖南殉节诸人传略》、《明季湖南十三镇考略》等，则旗帜鲜明地表彰了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

　　邓显鹤的晚年，正值西方列强入侵，面对清廷的丧权辱国与腐败无能，他极为愤慨，曾在文中质问清朝绿营：“桓桓诸帅，时势至此，毕竟作何勾当？”指责清朝皇帝：“竭缯帑以奉强敌，此南宋偏安小弱，苟延旦夕，无可如何之覆辙！不谓煌煌天朝，据中国全胜之势，甘自蹈之，捐百万之金以资逆寇！”[22]邓显鹤这种无所畏惧、高尚明朗的爱国情怀，促使他为保留湖湘明清之际的历史、文献资料作出了贡献，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的宝贵精神遗产。

　　邓显鹤一生忧国忧民，心怀天下，总是希望能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居乐业贡献一点力量。何绍基在给他六十大寿的贺诗中说：“先生夙抱在经济，欲使环堵安农牧。”经国济民，是邓显鹤的生平夙愿，然而科考失意，仕途不顺，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因而，他在感叹 “壮岁那无经世志，衰年空有济时心”[23]的同时，把注意力转向了学术文化。他一生在担任教职的同时，广泛搜集整理湖湘学人遗著，传播先贤的思想和精神。整理王夫之的遗著是典型的一例。邓显鹤对王夫之推崇备至，认为“先生生当鼎革，自以先世为明世臣，存亡与共……故国之戚，生死不忘……当是时，海内儒硕，北有容城，西有盩厔，东南则昆山、余姚，而亭林先生为之魁。先生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黄两先生”。又以为“当代经师，后先生而起者，无虑百十家。所言皆有根柢，不为空谈，盖经学至本朝为极盛矣。然诸家所著，有据为新义，辄为先生所已言者，四库总目于《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见，尤非一事，盖未见其书也。”[24] 邓显鹤对王夫之人品之高洁、学识之渊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将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等海内宿儒相提并论，当自邓显鹤始。

时至今日，放眼湘中，无论是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提出“洋务运动”；还是谭嗣同献身“戊戌变法”；蔡锷、黄兴引领“辛亥革命”，湖湘近、现代仁人志士的卓越之举，都或多或少受到王夫之思想的影响。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播，是近代湘学勃兴的关键之所在，它促进了近代湖湘文化内涵的变革和发展，促成了湖湘文化精神传统的转变，继而形成为继宋代理学之后湖湘文化发展的又一高潮。对此，邓显鹤的揭橥宣扬之功不可磨灭，称他为湖湘文化的精神导师，名副其实。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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