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我来是为了王的下葬

辜鸿铭：我来是为了王的下葬

 

20世纪初，西方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东方三大殿分别是指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曲阜孔庙的大成殿；泰山岱庙的天贶殿。三大殿是中国建筑的精华，而辜鸿铭更是中国的传奇。

概括辜鸿铭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

这位一生留着一根小辫子的前清遗老，一生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与五四运动的倡导者“大打出手”，但他的西方文化功底却能甩出对手几条街。他曾嘲笑胡适的英语发音是下里巴人的口音，说不好就闭嘴。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

辜鸿铭的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据说先祖在福建误杀了人，下南洋避祸，后来做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母亲是葡萄牙人，能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辜鸿铭的语言天赋的确得益于他的家庭构成。

和辜鸿铭父亲一起经营橡胶园的英国人布朗非常喜欢他，认做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并在他14岁时，带他去英国求学。

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辜鸿铭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

房东老太揶揄地问：“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

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

这令对方瞠目结舌。

1877年，21岁的辜鸿铭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布朗对辜鸿铭的呵护是精心的，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又送他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仅一年时间，辜鸿铭便获得土木工程师文凭。课余，他精研德国文学、哲学经典。

三十年后，蔡元培到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在德国的声名已如日中天。

四十年后，林语堂到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的著作已列为哥廷根等大学哲学系学生的必读书了。

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又至巴黎大学留学。令他吃惊的是，义父刻意将他安排与巴黎一个名妓女作邻居。目的是不仅让他学法语，更让他借此之便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鸿铭在染缸中领略了出入名妓府的政客、军人、富商们的伎俩，练就了"金脸罩，铁嘴皮"的功夫。他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是在此相识的。

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九种语言。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氏手笔。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马来西亚的槟城。1881年，他遇到中国大儒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辜鸿铭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进士出身，满腹经纶的嘉兴才子沈曾植前来祝寿，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

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问辜鸿铭：“搬书作什么？”

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在辜鸿铭鼎力谋划下、辜鸿铭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的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英语)教习。辜鸿铭授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全校师生景仰，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908年宣统即位，辜鸿铭任外交部侍郎，1910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全国大剪辫子的热潮中，辜鸿铭仍对清室念念不忘，始终留着一根辫子，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展开对战。

辜鸿铭说：“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慈禧太后过生日，两湖地区各衙门张灯结彩，并唱新编的“爱国歌”以示庆祝。

时在张之洞幕中的辜鸿铭对梁鼎芬说：“满街都在唱‘爱国歌’，竟未闻‘爱民歌’的。”

梁鼎芬回答说：“那你就编出歌词来给人家唱吧。”

辜鸿铭脱口而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辜鸿铭的日本友人萨摩雄次也在回忆中写道：“先生还常以拥有发辫而感到自豪，若有人问及此事，他就会摇头晃脑地说：‘这是我的护照’。”

在北大一次教员会上，辜鸿铭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时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差点气晕了过去。

1915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到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课程。辜鸿铭对蔡元培是敬重的，所以，“五四运动”之时，蔡元培请辞校长，辜鸿铭也是积极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却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鸿铭有一段幽默的自嘲：“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

有人问“好人”作何解释。

他很从容地说：“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第一次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

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辜鸿铭在北大讲英国诗，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怪论叠出，比如他把英文诗分为三大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在列举诗人的作品时，他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翻开诗集一对照，竟一句也不差，记忆力之惊人让所有学生，包括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折服。据女作家凌叔华回忆，辜鸿铭到了晚年，还能一字不移地背出上千行的弥尔顿《失乐园》。辜鸿铭给学生布置的英文练习也与众不同，他要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他能用中文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回答中文问题，常常还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学识之渊博，常常令问者瞠目结舌。所以，他的课极为叫座，课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辜鸿铭上课有时天马行空，喜欢骂人。一次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辜鸿铭古文烂熟于胸，英文又呱呱叫，辜鸿铭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不过，辜鸿铭对学生要求很严，他上课前给同学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学们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异议。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1922年，年轻的胡适从太平洋回到中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好生意气风发时，辜鸿铭却批评他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并言：“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十九世纪末，欧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针对中国的“黄祸论”旋风。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图中之意是“黄种人”的崛起将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了消弭这股空穴来风，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严正驳斥了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甚嚣尘上的这种无稽论调，并强烈抨击了西方的霸道政治。

美国有“小斗牛士”之称的著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

1921年，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

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辜鸿铭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最后一个代表。”

泰戈尔和辜鸿铭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泰戈尔胜出，但辜鸿铭始终瞧不上他。泰戈尔访华，学人踊跃迎送，唯辜鸿铭闭门谢客。他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因此也不懂东方文化的精微之论，不如回印度整理诗集好些。

辜鸿铭在中国的声望，远不如在西方来得隆重。辜鸿铭在欧洲文化界所得到的赞誉和评价，远远高于国内。

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但仍然场场爆满，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其著作《春秋大义》中，把中国人的优点概括为“温良”（英文：gentleness），并说道：“中华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春秋大义》这本书在西方影响既大又深远，以至于一战战败国德国将其视为拯救迷茫德国的灵魂。

因为推崇辜鸿铭，欧美国家的报刊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辜鸿铭的文章，尽管它们不少是讽刺詈骂这些列强国家的。如说英格兰人傲慢，苏格兰、德国人自私，美国人粗俗，俄国人残暴，辜鸿铭一张利嘴，几乎骂遍所有西方人。1920年的美国《纽约时报》星期杂志，刊有辜鸿铭的论文《The Uncivilization United States》（《没有文化的美国》），中间插入辜鸿铭身着前清顶戴、朝服后拖一根大辫子的漫画像。辜鸿铭在批评美国文学时，毫不客气地说美国除了爱伦·坡的诗外，没有一首好诗。生平痛骂西人而反以此见重于西人，辜鸿铭算是一个独特的样板。　

北京有一个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他对大翻译家林语堂的英文非常看不上，却拜服在辜鸿铭面前，他说，辜鸿铭“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任何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

马伯援有段回忆：在美国时，他曾到图书馆去看辜鸿铭的著作，颇惊其多。图书馆的小姐说，“辜先生的书籍，在英美图书馆里，不仅是多，而且宝贵”。

1928年3月，辜鸿铭突然发高烧，各种治疗均告无效，身体日渐衰微，4月30日病逝于北京家中，终年72岁。

辜鸿铭是个有趣的人，但更深一点，又觉得他有深入骨髓的悲哀。

按陈寅恪的理解，王国维之死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毁灭，辜应该也深有体会，但不愿死，宁死抗争。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说，我来是为了王的下葬。把这句话中的“王”换成“中国传统文化”，正恰如其分的形容了辜鸿铭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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