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痛的十万青年十万军

惨痛的十万青年十万军

文\顾则徐

“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人程度，与中国的虚弱恰是正比，口号越感人，越表明中国严重缺乏适合现代战争的兵力资源。

1931年，9.18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着手准备全面抗日，为此制定了国家计划“指导大纲”，但面对步步逼近的全面战争，依然困难重重，其中最尖锐的问题是，中日之间力量对比差距实在巨大，仅仅就军队而言，就决非在数年之内可以拉近。

中日之间的海军根本无法匹比，作为一个几乎完全暴露、无法藏掖的军种，中国海军一遇开战必然彻底毁灭，别无出路。

中日之间空军也是根本无法对抗，中国全部飞机仅及日本海军拥有飞机数量的10%左右，不过空军在当时是一个可以在内陆藏掖的军种，所以也就可以获取苏联、西方支援并向他们采购，以勉强弥补巨大差距。

中国主要赖以跟日本对抗的是陆军，在中国不得不放弃海岸带的必然局面下，在国民政府不愿意投降的前提下，中国进行抗战的决定性力量只能是陆军。但是，中国陆军的状况同样可悲，而且是全面落后：编制、训练、装备、后勤、指挥等等，与日军比较都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军队。今人甚至可能难以想象，在质量根本无法对等的情况下，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陆军实质上的兵力数量也不如岛国日本。

我为什么要说“实质”呢？中、日战争是现代战争，尽管当时中国人口大约有4.5亿人，日本人口约为0.65亿人，但可以适合现代战争的人口质量却不同，中国可以适合这种战争的人口数量反而远远少于日本，并不能够跟日本相比。

抗日战争爆发时，蒋介石为国民政府大本营大元帅，参谋总长为何应钦，副总长为白崇禧。所以何应钦、白崇禧二人对中日军力进行的比较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两人在中日军力比较上结论近似（就中国而言，此处“军力”可以理解为陆军兵力），所以不妨就以何应钦的说法为例（见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P18-22。）：

【日本】：总兵力448.1万人。其中：现役兵38万人，预备役兵73.8万人，后备役兵87.9万人，第一补充兵157.9万人，第二补充兵90.5万人。其中战斗兵可以有199.7万人。

【中国】：陆军现役兵170万余人，壮丁训练陆续约100万人（1936年前后），学校军训完成预备役17，490人，候补军官888人（1936年前后）。

就中国兵力不如日本的直接原因来说，上述何应钦的中日兵力比较已经说明，尽管从现役兵力而言，中国多于日本——“170万余人：38万人”，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实行现代兵役制度，即使将水平很低的壮丁训练计入，可以拥有的总兵力也远落后于日本，仅为约“272万人：448.1万人”。

日本可以形成的战斗兵为199.7万人，对比中国现役兵170万余人，似乎超出并不多，其实不然，当时中国军队由于必须承担后方治安、交通、后勤甚至地方管理等职能，现役兵一般仅可以有30%投入前线作战，实际可以使用的有效作战兵力仅约50-60万人而已，假如竭尽全力投入50%作战，也只有85万人，如果打光了，也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了。

中日全面战争前期，日本一个师团约为1.7万人左右，中国一个师的兵力参差不齐，少者仅有三、四千人，完整建制在1-1.5万人之间，但按照战力，对付日军一个师团，中国需要使用10-15个完整的步兵师才可能占有优势。如果以此计算，中国兵力简直可以称之为了“渺小”。蒋介石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坚持抗战，并非在于兵力，而是在于前所未有的意志力及地理优势而已。

尽管中国从清末时候就开始努力建立新式的兵役制度，国民政府甚至制定了义务兵役法规，但实际上始终没有能够得到全面实行，中国军队主要采用的还是募兵制。甚至可以说，当时连真正的募兵制也没有能够实行。

从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之后，中国内战几乎没有间歇，其实，打来打去不过就是那么些人，“当兵吃粮”，士兵和低级军官今天在这个部队当兵领饷，明天被俘虏或投降后，再继续在昨天还是对手的部队当兵领饷。所谓打仗，除少数属于硬仗外，多数不过就是仗着气势冲来涌去，对老百姓是英雄，战场上一见苗头不对就拔退逃跑，不少士兵甚至逃也懒得逃，直接在原地举手缴枪，然后在新的部队继续领饷。

中国总兵力从清末不到100万人到抗战前增长一倍，除作为基本人员的“老兵油子”外，主要是靠土匪、流民和拉壮丁加入军队。这种状况除了不断增加“老兵油子”，并不能提高多少军队质量。而且，新增兵员很难适合现代战争。比如，1933年长城抗战喜峰口战役，宋哲元第29军赵登禹旅3月11日偷袭日军，近身用大刀与日军作战，这种故事尽管感人，十分英勇，但终究是种悲哀。靠大刀片子最多只能取得个别战斗胜利，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无效的，从战役角度战胜日军则更加不可能。高歌“大刀向日本鬼子头上砍去”，不过就是鼓舞士气、民气的手段而已，到了战场上基本无用。

那么，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连总兵力也无法跟日本相比，难道仅仅是兵役制度问题吗？换句话说，为什么从清末至1936年前，中国就没有有效地实行现代兵役制度呢？其中当然有种种形势的原因，但是，从根子上讲，其间并非没有可以实行现代兵役制度的时机。而阻碍其实行的原因之一，就是基础教育实在落后。

兵役制诚然是解决兵员的制度，但是，现代兵役制度并非简单与人口有关系。由于必须从属于现代战争，因此，现代兵役制就与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现代兵役制度与基础教育密不可分，基本兵员必须要从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口中招收，以保证可以获取合格的兵员。正是在这一点上，导致了国民政府在进行全面抗战时，连国家总兵员都无法跟人口较少的岛国日本比。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空前重视教育，尤其注重作为义务教育的基础教育。日本早在1915年男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8.9%，女童入学率达到98%，1920年初等教育六年制学校儿童入学率已达99.3%。（参见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五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P477。）

中国则不然，尽管清末以后日益重视基础教育，但这种重视不过是口号强于行动，政府财政始终没有向教育进行鲜明倾斜。日本在1920年左右所达到的基础教育入学率，在中国不过是最近二十年依靠民众自己分担费用才达到。简而言之，中国百年来基础教育达到日本百年前水平，主要依靠的并非政府推行，而是民众自身对教育的重视，孩子读书总费用在家庭支出中基本占大头，而政府主要出力的是口号与鼓励政策。

基础教育如果基本普及，在抗战前人口平均年龄较低情况下，在校小学生数量占总人口比例应在20%左右。1919年8月-1920年7月，国民小学生数、高小学生数总计5，722，213人（见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版，P140。），仅为总人口1%强而已。可见1920年前后，中国普及教育之落后。黄炎培1919年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一文中感叹：“依民国成立以来历年学生数之进步……则百人中亦仅得二人耳！夫苟教育渐几于普及，则在校学生数至少当占总人口20%，不且将待之百年耶？”（舒新城辑：《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中、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P367。）他这意思，是按照中国基础教育的增长率，估计需要100年才能实现普及，才能达到当时日本已经达到的水平。

由于基础普及教育极其落后，因此中国军队士兵基本是文盲，一方面使用的武器落后（就个别军队而言，步、机枪未必比日本落后，但中国整体属于杂牌军，武器来源五花八门，不能配套，维修、后勤难以为继），一方面又无法充分发挥现有武器的效能，从而军队战力十分低下。军队战力越低，就越需要数量以弥补质量，从而造成恶性循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尽管努力执行现代兵役制度，但并不能真正执行，结果大量拉壮丁，表面上拥有的兵员数量越来越多，实际则导致民怨，农村劳力发生短缺，军队质量难以提高，只能将越来越多的文盲驱赶上战场，用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有效攻击。

进入抗日战争后期的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的提出，曾感动无数中国人。这一口号，是国民政府为动员10万青年从军而提出。尽管“国统区”被严重压缩，但毕竟仍然拥有2.5亿左右人口，难道动员10万青年很困难？非也。此青年非彼青年，“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青年”，是具有中学或至少高小毕业的“知识青年”。

当时，中国需要组建派往缅甸、印度作战的远征军，这支军队需要掌握现代武器并适应新式战术，兵员必须是具有一定知识的青年，因此，这对加入盟军协同作战阵列，同时基础教育非常落后的中方来说，就成了必须举国大动员的困难事件。“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人程度，与中国的虚弱恰是正比，口号越感人，越表明中国严重缺乏适合现代战争的兵力资源。直到五十年代，高小毕业生还属于“知识分子”，因此，十万青年组建的远征军，在中国属于从未有过的精英武装。

戊戌变法时期，翰林王照是康、梁同党，他积极主张普及教育。他曾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新政。”康有为回答：“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的及？”王照后来终于因为意见不合，而与康、梁分道扬镳。他在1930年时曾比较中、日教育，感叹道：“迄今32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王照：《小航文存、方家园杂咏纪事》。宁河王氏水东草堂刊本，1930年。P511。）意思是从他主张普及教育有32年了，中国已经比日本更加落后，当初说“来不及”，幻想一下子解决问题，结果反而浪费了32年。

王照认为解决中国落后问题一在普及教育，二在议会民主，两者不可缺一。他晚年为中国当政者喜欢急功近利而非常悲痛，他说：“治本之道，专在普及教育。收效固迟，而举办宜急。孟子苟为不蓄终身不得之言，最为痛切。政治家往往但计本身当国速见之功，不肯费全力以贻他年之效，自前清大老（佬），以及民国伟人，同此心理。”（同前，P510-511。）

王照终身以推广普及教育为志行。1901年李鸿章尚未去世前，流亡日本的王照秘密回国后拜见李鸿章，试图向他建言推行普及教育。由于王照是著名的康、梁同党人物，李鸿章不便于见面，就让认识王照的亲信幕僚于式枚接待。于式枚说：“足下从海外归来，定抱救国策略，愿闻其一。”王照向他介绍了中日基础教育差距，建议朝廷不要光注意眼前问题，应该把中国基础教育立即提上议程，切实普及，并且介绍了自己发明的便于普及识字的注音字母。于式枚很不高兴，以为王照看不起他，不是李鸿章本人接待就用空谈跟他糊弄。于式枚说：“这不像老前辈的雅言。老前辈必有雄谋硕画，不屑对我们这般小角色说出来吧。”王照辞门而去，感叹于式枚“不懂人话”。（ 同前，P316-317。）

尽管王照为中国普及教育的进步呕心沥血，但直到他1933年去世前，中国基础教育还是远不能达到他心目所希望的接近日本水平，这使他非常悲愤、哀怨。中国普及教育的落后，终于在抗日战争中显现出严重后果。实际上，上述何应钦的中日兵力对比，已经鲜明地映衬出了王照1930年“迄今32年矣”之感伤。——比起日本符合现代战争的庞大后备兵役数量，中国仅由学校军训完成预备役17,490人、候补军官888人，其微不足道实在是滴血般惨痛。

关于作者

顾则徐，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市人，独立学者，著有《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服装是性的》《共和的守护者——蔡锷传》《梁启超哲言录——给觉醒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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