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哲人相遇林中小道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哲人相遇林中小道
 

史远泽/文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于1900年到1902年，通过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及其主要作品的剖析，梅列日科夫斯基力图审视俄罗斯现代民族精神的代言人的灵魂，揭示俄罗斯现代宗教思想所面临的问题，探索这些问题在现代语境中的宗教哲学意义。

　英雄未必相惜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与托尔斯泰（1828—1910）虽是同一时代的人，却分属两个世界。

　一位是穷困潦倒鬻文为生的彼得堡作家、远祖系波兰籍的小贵族；另一位，则是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拥有数千农奴的大地主，远祖托尔斯泰伯爵曾扈从亚利山大一世参与反法战争。

　这仅仅是身世与家事，至于文学成就之高下评比，就更有趣了。如就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排座次话，毫无疑问，托尔斯泰的三大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以及《复活》），必定稳居前十，自《安娜》出版以来，没有一位文学评论家敢对托翁之伟大稍有不恭的。即便托翁咒骂了莎士比亚是“轻佻小才子”，英语系统刻板的文学批评家们，也仍对托翁恭恭敬敬。反之，陀氏在文学圈，评论极端两极化，纪德说，陀氏高于托翁，而前年，有英国报纸评选最让人厌恶的作家，陀氏高票当选。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上下）》
作者：梅列日科夫斯基 定价：59.90元
版本：华夏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陀氏曾经公开表扬托翁的《安娜》写得好———“光耀欧洲”，却在书信里对夫人抱怨《安娜》拿每印张500卢布的高稿酬（大致相当于千字千元水准），彼时，成名已久陀氏的稿酬大约是每印张150卢布。托翁在陀氏去世后曾讲过，斯特尼金娜是位好妻子，宽宏大量。这话听起来很别扭，托翁像是在抱怨他管账管家夫人甚至老检查他的鞋子里是不是私藏了日记。在与友人的通信里，托翁也说过，陀氏作品“下流”、“不道德”。

　看来，英雄其实未必相惜。许多文学史家曾感慨，两位俄国文豪，竟未曾有一面之缘。我想，这两人即便谋面了，其结果又当如何？

　梅氏的首创与独创

　将陀氏与托翁放到一起，这既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首创，也是独创。

　说其首创，是因为梅氏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上下卷）出版于1902年，彼时，托翁还在世，在这之前，没人将这两人捆绑起来评价。说其独创，也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意思，正因为陀氏与托翁风马牛不相及，读者、评论者意见两极化，爱憎分明，极少有人将这两人放入到一个系统里讲。

　梅列日科夫斯基要将这两位摆在一本书里说，有他的理由。梅氏说，托翁与陀氏同出于普希金———并且是最茂盛的两根树枝，同样思考俄国的命运。再此，梅氏已经撇开了文学批评，他借重两位大作家，讨论俄国的命运与未来。

　梅列日科夫斯基开了个头，首先把俄国文学的两位巨子当成哲人来讲，这之后，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等白银时代的哲学巨子们，都有关于陀氏的专著问世。

　这是梅列日科夫斯基这部作品与后世文学评论家迥异的地方。

　小说家驶入哲人领地

　面对两位时代巨子，梅列日科夫斯基设问，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值得后人去深思？梅氏的设问，出自上世纪之交的俄国语境。与白银时代众多宗教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相似，梅氏关心的是灵魂问题。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
　　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影响作家、诗人、剧作家、宗教哲学家、文学评论家之一。13岁开始写诗，1888年在高加索与18岁的吉皮乌斯相识，次年成婚。代表作有《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十月革命后移居巴黎，并在巴黎去世。

　宗教哲学家们以为，俄国的灵魂正在逐渐堕入庸俗，曾经开创黄金时代的巨子们已经纷纷作古或罢笔（如列夫·托尔斯泰），而当世横行的，是庸碌无为之辈，宣扬欧洲贩卖过来的革命哲学，试图拔除俄国的根基———正教及其精神世界。

　对抗世俗之力，只有重塑俄罗斯精神———亦即正教，这就是上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宗教革命运动。于是，陀氏与托翁小说家的身份淡化了，凸显在宗教哲学家们面前的，则是说教者、思考者，乃至于先知。陀氏中后期所有小说关心的问题，都是精神性问题，大旨不外乎俄国精神遭遇启蒙主义的欧洲；而托翁晚年，则完全陷入“民粹”之中，托翁以为，唯有俄国农民质朴的精神才能对抗现代的喧嚣，以宗教的忍让对抗革命的暴力，以仁爱抗拒恶，寻求灵魂的救赎。

　巨变的时代在压迫思考，当蒸汽机取代马车成为俄国的主要交通工具的时候，俄国的小说家们纷纷遭遇了现代性问题，传统与现代、善与恶、进步与压迫，这些成了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的永恒主题。梅列日科夫斯基发现，正是在寻求新宗教的道路上，两位俄国分量最重的小说家相遇了。陀氏成了“灵的观察者”，而托尔斯泰则成了“肉的观察者”。伊万·卡拉马佐夫的灵魂辩证与安娜·卡列宁娜的肉体辩证交汇在了一起。巨著的背后，是永恒的哲学之问，痛苦，无解。

　小说家抛弃小说，进入无解的思考，这是惊心动魄的《宗教大法官》的由来，也是托翁风雪之中，走出雅斯纳雅·波良纳，瘐死小车站的根源。

　大师与“新宗教精神”

　梅列日科夫斯基并非深刻的宗教哲学家。《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精彩的部分，在于对两大作家宗教思想深刻的解析，而缺憾是同样的，洋洋数十万言，最重的结论却停留在了苍白的“末世论”之上。梅氏以为，末世的“救赎”，才是世界解救之道。

　对于“末世救赎”，笔者抱持夫子之义，“存而不论”。有趣的是，梅氏此部论述的结束方式看起来与《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复活》的结尾如出一辙。在经历灵魂动荡之后，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坚定地走向了圣徒之路，而《复活》中“男盗女娼”的主角们，都成了忠贞的信徒。俄国的伟大作家与哲人都相信：善终将战胜恶。如果从正面的方向来理解俄国的革命家及其精神的话，俄国的思维方式，何其相似乃尔。当然，其结果完全有可能与出发点完全背道而驰。

　1880年，托翁与陀氏，两位普希金之子，在普希金纪念碑落成的仪式上擦肩而过，而现在———1902年，他们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新宗教精神”之上的林中小道相遇了。

（原载于《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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