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才华，需要有道德的力量来支撑

作家的才华，需要有道德的力量来支撑

童道明、濮存昕等

契诃夫——俄国著名剧作家和短篇小说大师，十九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杰出代表，被誉为莎士比亚后戏剧第一人。作品以语言精练、准确见长，善于透过生活的表层进行探索。

《金蔷薇》里有一句话，说苏联作家就缺乏契诃夫的这种善良。实际上于文学家、作家来说，善良是一种生产力，没有善良，就绝不会有契诃夫的这些作品--童道明

作家的才华，需要有道德的力量来支撑

摘自《契诃夫戏剧全集》北京首发现场实录

整理：陈飞雪  邹滢

童道明：（剧作家、戏剧评论家，契诃夫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契诃夫是个有情怀的人，他的作品里面，好多人都讲到未来，100年以后，200年以后，300年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在1929年写的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最后，主人公尼古拉教授希望自己死了100年后，能在棺椁中醒来，哪怕只用一只眼睛看一看，未来的世界、未来的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曾写道说这个戏里面有一个契诃夫，我给契诃夫最后写一句台词：“我有什么希望呢，我希望我死去的110年之后，我们从棺椁中醒来，然后一只眼睛看看未来的世界，看看现在还有没有人知道110年前曾经生活过一个叫安东•契诃夫的俄罗斯人。”

写这个的时候，我想到了他曾经的小说，接下去肯定有这句话，如果契诃夫地下有知，他会非常欣慰，他怎么也想不到，今天，在遥远的中国聚集了那么多的人，知道契诃夫，喜欢契诃夫，而且有好多人想来而没有来得了。

评语：

作家的那种少有的才华，是需要少有的道德力量支撑的，这是契诃夫给我们的启发。

1960年是契诃夫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这一年是契诃夫诞生100周年，作家爱伦堡写了一本薄薄的书叫《重读契诃夫》。好多年过去了，好多书我都扔掉了，但是那本薄薄的书我始终留在身边，并且把它翻译过来了。当我今年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以前没有注意到那句话，特别感到有新的认识，他说：如果契诃夫没有那样少有的善良，就写不出他后来写出的那些东西。

这句话太重要了，所以我最近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我们为什么喜欢契诃夫》，里面就引用了他这句话。我跟着写了一句：“作家的那种少有的才华，是需要少有的道德力量支撑的，这是契诃夫给我们的启发。”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共识，认为契诃夫无疑是最善良的作家。大家可能都读过《金蔷薇》，里面有一句话，说苏联作家就缺乏契诃夫的这种善良。实际上于文学家、作家来说，这个善良是一种生产力，没有善良，就绝不会有契诃夫后来的这些作品。濮存昕有体会，因为濮存昕演过万尼亚舅舅，万尼亚舅舅那么痛苦，还有索尼娅。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陆建德坐在我旁边，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所长，而是个非常重要的英国文学研究者。我们要感谢英国文学，因为在民国的时代，靠英文、英译的版本，中国读者才能够读到契诃夫。那个时候，对于契诃夫的介绍主要来自英文。第一个向契诃夫致敬的中国作家是谁呢？是诗人徐志摩。他1926年到莫斯科，拜谒了两个墓地，一个是克鲁帕特金，还有一个就是契诃夫的墓地。他说：“我之所以喜欢契诃夫，是因为我的英国老师喜欢契诃夫。”后来，我们看到焦菊隐先生的翻译，李健吾的翻译，都是从英语翻译的。尽管他们两个都是留学于法国的，但是法国对契诃夫的介绍远远落后于英国对契诃夫的介绍。

令我们十分感动的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杰出的、伟大的戏剧家，就有那种眼光，发现了契诃夫戏剧的美。首先是曹禺先生，三十年代写的《〈日出〉跋》里面有一大段对于契诃夫戏剧的赞美。然后就是焦菊隐先生，他说他因为契诃夫而走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四十年代初对丹钦科的回忆录的翻译，还翻译契诃夫的剧作。从他的《樱桃园》译后记，我们就能发现，他是那么地爱契诃夫。现在看来，他一定是爱契诃夫的作品和爱契诃夫本人，两者是有关联的。

我非常幸运，因为我研究契诃夫，翻译他的作品，并且发现有那么多人跟我一样爱他。我跟我们中国的读者、观众一起热爱契诃夫。

濮存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

童先生曾经赞誉过我，说我是被角色提升起来的一个演员。我演过诸多角色，特别是经典作品，特别是大师级剧作文学的角色。我在角色的台词里面成长、学习，因为我小学六年级之后就没上过学，也没有学历，今天能够发言，全靠台词的帮助，特别是契诃夫的台词。我演了《海鸥》，演了《三姊妹》的一些片断，演了《天鹅之歌》，演了《伊凡诺夫》，还有现在正在排练的《万尼亚舅舅》。我觉得我的学养在那里。

评语：

其实我们欣赏的是契诃夫的角度和眼光，他能够认识生活，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应该像他一样认识这个世界和社会，认识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要尊重他的存在，尊重他瞬间的下意识，尊重他卑微的一念和感情。

我在1991年《海鸥》的时候可能没有演懂，演科斯佳•特里波列夫的时候，我看到导演叶甫涅莫夫的眼睛里有失望，但是他不能怪我。而我也必须在台上演出，但是当我演到第四幕，黑暗的蜡烛台前，我在痛苦地寻找，扔下一堆纸团，那个时候才仿佛开始知道，哎，还有那么点意思，前面都在瞎使劲儿了。

今天我已经老了，我可以再演科斯佳了，我仿佛有一点那个意思了。前几年我演伊凡诺夫时并不理解他啊，他为什么去主动地选择毁灭？第一年演的时候就已经很闷，掉进“抒情是不客观的”，我自己都觉得不对。第二年我突然觉得伊凡诺夫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思想者，他的思想到了一个我们需要旁人去讲，或者是去看（才明白），虽然有偏迟，但他是积极的，积极地看待事情的结果。像鲁迅先生说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从天上看到的深渊，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毁灭和死亡，看到终结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所有的努力，今天的哪怕自然科学的努力，都是为了世界晚一天灭亡。我们今天去养生，去追求健康，难道不是为了我们在完结的时候能够有一丝快乐吗？我想伊凡诺夫是非常积极的人。我第二年演的时候，更加主动，效果就不一样了。

今天我演万尼亚，我在想，我们为什么喜欢契诃夫。我可以从我的个人感觉上去回答这个问题。他写很多俄罗斯人，写的是自己民族各式各样的人。其实我们欣赏的是契诃夫的角度和眼光，他能够认识生活，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应该像他一样认识这个世界和社会，认识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要尊重他的存在，尊重他瞬间的下意识，尊重他卑微的一念和感情。我们往往忽略这种卑微，而去嘲笑、鄙视，去把自己弄得高高在上。所以哪怕你到边远山区，见到吸毒分子、卖淫嫖娼的人，跟他们谈安全套如何重要的时候，也不要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认为自己要施舍公益精神，要大爱了。你懂得了契诃夫的时候，你突然会想跟他聊聊天。

我在河南戒毒所看到过一个女人，怒目看着我，这么多人在听我演讲，只有她眼睛很冷，我就想怎么回事。演讲完了以后，发传单以及宣传材料的时候，我就朝她走过去。那个女人又高又漂亮，她一定有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不知道怎么跟她交往，虽然我们没有必要跟她交往，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走到那儿，把宣传材料给了她。我的眼光应该还是很善意的，有契诃夫的温暖。她终于笑了，我带着满足离开。

这个细节，用童先生说的善良描述也好，用契诃夫的情怀形容也好。善良和情怀是最容易的事情，其实到了终端，当艺术、文学到了一个境界的时候，就是这俩词。巴尔扎克也好，托尔斯泰也好，曹禺先生也好。

我突然觉得我们没有用曹禺情怀去解释《雷雨》，《雷雨》不应该是现在的样子，一定要再去探讨。因为去年是曹禺《雷雨》的八十周年，我们想赶时髦，没弄成，一定还有时间，不要着急。曹禺先生没有对自己的演出，甚至我们剧院的演出有过评论，为什么？郑老师演得好，他没说过，朱琳演得好，有记录过吗？没有。为什么？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就像对契诃夫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作为一个演员，接近契诃夫，和契诃夫产生关联，像刚才所说的，我们都是契诃夫笔下的人。怎么能够尽到演员的职责？我们用艺术形象，用演员的生命在舞台上呈现出我们对契诃夫的向往，呈现出他那个情景中的那个人。然而我们不化妆，也不完全弄一个的俄罗斯人的样子，而是用一个中国的生命、中国的演员在舞台上去传达、去延续契诃夫的情怀。到110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断线去讲述契诃夫，没有断线讲述经典、古典文学，110周年之后，那时候可能有影碟了，看一看，2014年，2015年的1月份，我们北京的剧院那个时候有一个北京人艺不知道，但是知道那个碟可以看一看。有我们翻译的这套书，这套书童先生也好、焦先生也好，有他们的作品。我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些作品变成我的台词，我会对文学化的翻译做一些口语化的调整，因为在舞台上，大家不是阅读白纸黑字，而是是听字音和字句的意思。我们要不辱自己演员的使命，重要的不是说台词而是传达意思，要把契诃夫真正的意思闹明白之后才能完成台上台下的交流。

任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国家一级导演）

今年我感觉非常荣幸的事是人艺去圣彼得堡参加波罗的海艺术节，演莫言的作品《我们的荆轲》。我们在圣彼得堡演了两场，坐无虚席，华人很少，全是俄罗斯人来看我们中国的话剧。我们曾经到过莫斯科，但是没有到过圣彼得堡，第一次在圣彼得堡演出，票就百分之百售出，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演出的第二天，主办单位跟我说，亚历山大德里娜剧院想请我去交流一下，说那里的艺术总监叫佛京，也是俄罗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导演，希望跟我见面交流。那个导演我不太了解，我也没有多想就说好，那就去吧。但是我忽然问了一下安排我们去的是不是契诃夫演《海鸥》失败的那个剧院。他说是。我们在学契诃夫的时候，或者看契诃夫的时候，契诃夫的《海鸥》首演失败是一个经典的例子，过去人艺排过《海鸥》，所以我的兴趣一下子就来了。

评语：

那个时代有托尔斯泰、契诃夫、柴可夫斯基，当时沙皇走向没落，俄罗斯国力衰弱，却出现了一大批艺术家。这让我思考到底为什么国家弱的时候反而会异军突起，以及经典作品是如何产生的。

到了那个剧院，对方非常客气，我们也很客气。对方邀请我们参观剧场，我也没抱特别大的希望，因为人艺的剧场就很好，我看过很多剧场，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但凡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去看看那里的剧场。结果那位艺术总监带着我去了剧场以后，我一看，傻眼了。我只在小时候看电影《列宁在十月》里见到过这种剧场。亚历山大德里娜剧院是以沙皇的妹妹命名的，里面金碧辉煌，就像进了冬宫一样，跟首都剧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五层高，层层镶金，最中间是一个大半圆的镶金的座位，而且都是红色的，特别的豪华，完全是梦幻般的。

进了剧场以后，我说我能去台上走走吗？他说没问题，您上去。我问当时《海鸥》首演就在这儿失败的吧？他说是。我问契诃夫当时在哪个位置？他就给我指，契诃夫当时躲在那儿，看着演出失败。完了，我就想，这么辉煌的一个剧场，那么漂亮的一个剧场，如果作品在这里惨败的话，对剧作家来说，是多么的尴尬和可悲？我不知道，可能童先生有很多了解，契诃夫当时是怎么逃出剧场的。这么好的场子，这么职业的剧团演这么一个戏，竟然失败得那么惨。

那个艺术总监接着还跟我吹呢，他给我指，说那个就是托尔斯泰坐的地方，那个是普希金坐的位置，那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坐的椅子。都是大师啊！我问沙皇坐哪儿？是中间这个最高的位置吗？他说是的。沙皇来的时候就坐这儿，但是必须得是过年过节。沙皇在这个位置一出现，全场就起立，看着沙皇鼓掌。沙皇坐下后，那些臣民才坐下。我说沙皇也老爱看戏，平时来呢？他又指一个地方，说沙皇平时在这儿看，侧着，有点像耳观的意思。这种情况下，沙皇如果来了，顶多点一下头，观众也不用起立。

听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是这样。总监说希望能够来人艺的剧场演出，我说好，欢迎。他表示非常欢迎人艺到他们的剧场演出。我表示我们也很愿意。于是就达成协议：明年他们的《钦差大臣》来人艺演出，后年我们去他们的剧场演出。那个时候，我就想，人艺的戏一定要在这儿演出，因为那个剧场非常好，和圣彼得堡这个剧场，还有所有皇家剧院相比，它是历史最悠久的，最有戏剧传统和价值的。还有一点，我觉得这里跟契诃夫是有关系的，我站在这里，能够体会到一丝契诃夫的感觉。

我曾经请教过童道明先生，俄罗斯的文学谁老大？他说托尔斯泰。但是戏剧上谁老大？我估计就是契诃夫老大。我们都知道，英国老大是莎士比亚，美国老大是尤金•奥尼尔，一说俄罗斯戏剧就想契诃夫。

我从开始学戏剧就阅读契诃夫的作品，但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能够产生像契诃夫这样的剧作家。或者也可以反问一下我们自己，在国内，曹禺那时候为什么能够产生曹禺？那个时代一帮大师在一块儿，文学上有托尔斯泰，戏剧、小说上有契诃夫，音乐上有柴可夫斯基，当时沙皇都走向没落了，国力衰弱，俄罗斯却出现了那么一大批的艺术家，无论是文学还是音乐，后来俄罗斯没有再出现那么群星灿烂的时代。这让我思考到底为什么国家弱的时候反而有异军突起以及经典作品是如何产生的。

每次我看经典，无论是曹禺先生还是契诃夫的作品，还是其他的大家，都好奇它为什么能产生。你可以分析很多原因，但是说实话，这些原因都不是原因，都不是产生的原因。经典为什么能出经典，这是我们很难破译的谜。

最后感谢出版社，译文出版社真伟大。这回我收到你们的包裹，开始并没有在意，只知道书寄过来了，是契诃夫的作品。但是我把包裹拆开以后就惊着了——里面的书非常精致。我一本本打开，第一本译者看到的就是焦菊隐先生，他那么早就重视契诃夫了，还有童道明先生等，这一套《契诃夫戏剧全集》真的永远值得我好好珍藏和学习。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我觉得文学史从来没有定论。我们不断在改写文学史，重新认识我们的过去，以及过去和周边文化的关系。刚才童先生说到，徐志摩很欣赏契诃夫，其实曹禺也说过，曹禺原来是清华大学英文系的，所以他特别喜欢这些。他创作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跟外国文学的翻译引进有着强烈的汇同性关系。

评语：

契诃夫真正的动人之处，就是他对新兴的阶层实际有一种深深的戒惧。

我接着刚才童先生的话再说。契诃夫身上有一种少有的善良。我在文革的时候特别喜欢念他，有时特别喜欢的作家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品质，可能是自己身边社会相对缺少的。那时我经常到杭州一个朋友家，他家有汝龙翻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我一次借一本，一点点看过来。契诃夫也会去嘲讽，或者提出比较尖刻的批评，但是总体来说，他背后有一种温柔、敦厚之志，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他的善良。

我自己对他的《樱桃园》特别感兴趣，《万尼亚舅舅》排出来我也一定要看，我上次看的那部戏是《大将军寇流兰》，实际上我们对那个剧本讨论得不够充分，其实里面的角色非常丰富。

像《樱桃园》里面我们看得出，我们中国是怎么接受的？我们怎么演出？焦菊隐先生的翻译非常了不起，他的这个翻译后记，也写得比现在一般所谓的学术论文更有可读性，也更深刻。但是我也发现一个让我难以释怀的问题，就是焦先生在40年代抗战的时候翻译这个剧本，我不说这个剧本具有的政治性，但是他认为，契诃夫借着罗巴辛这个出身贫寒的商人的嘴，说要想挽救崩溃与灭亡，必须把地皮先整顿整顿，把地面清除干净，把旧房子拆掉，反正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得先把樱桃园砍掉。当时我觉得焦先生是处于特殊的历史时代，同情这种摧枯拉朽式的动荡。但他居然会说，契诃夫就是借着罗巴辛的嘴在这样说。

我认为契诃夫可能不是这样的，这恰恰是契诃夫真正的动人之处，就是他对新兴的阶层实际有一种深深的戒惧。他对子女是有着深切的同情的，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知道，受迫害本身，或者是非常穷困本身，也可能阻碍人格健康发展。他知道这个矛盾所在，在他笔下，比如园主郎涅夫斯卡雅太太的一些行为可能是不合时宜，但恰恰体现出这些人身上有一些文明的本质，因为这个太太她自己是善良的，她对其他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有着一种巨大的关怀，而这种巨大的关怀并不一定是罗巴辛所能具有的。契诃夫他逝世比较早，没有看到俄罗斯后来的巨大变化。

但是我相信，契诃夫的心情是非常纠结和矛盾的，他不认同这个世界应该怎么样，其他一切就应该扫除，不带任何怜悯的观点。契诃夫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拿来做一个参照，进一步发掘我们自己文化传统中善良的一面。怎么去发掘？读中国现代文学，不管鲁迅还是张爱玲，我都觉得他们好像不是描写善良的大师，但是我心里深深地渴望，当代的中国文学中有人能够像契诃夫这样，写出来的绝对不是简单的心灵鸡汤，而是背后对善良有着一种深深的同情和体验，把充满着矛盾纠结的心情以及他对善良的那个复杂的关怀，通过他天才的戏剧家的笔法呈现出来。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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