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大文学史”与历史分析视野的内在化

姜涛：“大文学史”与历史分析视野的内在化

由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近日出版。这套文学史煌煌三大卷，在叙述的体例、风格、方法上，都具有相当的实验性、突破性，特别是选取“文学广告”为切入点，在文学生产与流通的过程中，纵横展开现代文学与时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多重关联，充分体现了近30年代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转型带来的变化及活力，也将一种“大文学史‘的学术构想落到了实处。因而，这部厚重之作的价值，在现代文学学科演进的脉络中，它更是具有某种总结和开启的意味，对于这个学科前景、方法的进一步思考，也可以由此引申出来。

从某个角度看，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与转型，一直伴随了研究价值前提的”相对化“过程，无论是从”革命“到”现代“，还是从”现代“到反思”现代“，乃至到释放种种被压抑的”现代“，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文学史观。似乎已成为当下”学术正确性“不可或缺的部分，现代文学学科空间的不断扩张，当然发生在这一过程中，打通新旧、兼容雅俗，将更多的文学形态和现象纳入到视野中，也是一般通行文学史模式。换言之，”现代文学“之”现代“，越来越趋近于一种历史概念、时间概念，而非一种排斥性的价值概念。另外，整个学科的扩容，还包括了两个重要的方法论支撑：其一，返回历史“现场”，通过史料的发掘、清理，呈现过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其二，打通学科边界，将现代文学放置在与社会、文化、制度更广阔的关联中去考察。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大文学史”之错综、广阔视野的形成，离不开上述“返回”与“打通”这两翼的交相鼓动。

或许可以说，开放、多元的文学史观，“返回”、“打通”的自觉努力，代表了现代文学学科的成熟，也构成了一种基本的、浑厚的学术氛围，而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大多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自己的学术工作的，并深深地受到了滋养。一个可以观察的现象是，“年轻人”在选题上往往很是精巧，非常注重方法论和操作性，对于历史的耕耘也会尽量细腻、深透，这大概是一个值得嘉许的倾向。但无论怎样开疆扩土、精耕细作，年轻一带似乎普遍缺少前辈学者元气淋漓的学术气象，也缺乏突破既有框架提出新问题的动力。这当然与不同的时代处境、历史经验和个体性情有关，简单、抽象的“代际”比较，并无多大意义，不过由学科成熟所带来的专业稳定，以及这种稳定背后实际的松懈、封闭，其实仍然值得注意。如果只是在既有的学科框架下安全工作，缺乏一种内在紧张感，那么年轻一代即使能不断拿出“水平线上”的成果，但能否在研究中走得更为深远，现代文学学科是否也会在持续扩容中自我稀释，模糊了面对时代及历史命题时的主体性，也是应该关注的问题。

所谓内在“紧张感”，一般说来，或许与经常被提到的“现实关怀”、“问题意识”一类有关，但在根本上，还应来自对学科前提的不断反省，来自对研究方法可能的物化、自我体制化倾向的警惕。比如，上面提到，不从特定的价值立场出发，敞开文学史研究的空间，是一种被普遍认可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文学史”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箩筐，历史叙述仍要考虑历史的整体性和纵深感。同样，价值的多元、开放，也不等同于某种合理化的犬儒主义态度，在特定的语境中，价值的开放恰恰可能意味着要在相对的视野中持续保持价值的思考、质询乃至论辩。这多少有点类似韦伯式的逻辑：在一个“诸神冲突”的时代，以学术为志业的工作，在提供清明理性认识的同时，还要提供一种价值选择和责任伦理的担当感。特别是在新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整体衰落的语境中，现代文学研究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以此为业”的研究者有无对这段历史进行再问题化的能力和意愿。

再有，无论强调“返回”现场，还是有意“打通”边际，“大文学史”构想的提出与实施，说明现代文学研究已经打破原有的学科轨范，转变为一门综合性的历史文化学科，其历史性品质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然而，对于历史客观性、规律性的自明性理解，在多大程度上还制约着研究的展开，某种流行的去除中心、将一切还原为叙述的后现代史观，又在多大程度上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态度互为表里、习焉不察，都是可以讨论的。在这个意义上，怎么理解“返回”、“打通”一类方法，对于探讨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景，事实上可能颇为关键。如果“现场”仅仅指向某种抽象、静态的历史客观，“返回”也只是为了释放丰富性和差异性，为既定的文学史图景增添更多的细节或“花边”，那么研究的历史性恰恰有可能被抹擦。能否回到一种动态的具体情境中，而非从后设的认识出发，去把握事件、人物、观念的生成逻辑，去锻造一种在情境中提出问题的能力，或许更是“返回”的本意所在。与此相关，打通学科界限的努力，也并不必然表现为平面式的拓展，将社会、政治、教育、城市等关联领域，再度实体化为知识生产的对象，开启一轮又一轮新的学术殖民。如何在扩张与联动、返回与打通的辩证中，将外部的关联性视野进一步内在化，构建一种既保持整体又执着于内在具体性的分析视野，是一种更值得期待的方向。

当然，上面的表述可能太过空泛，下面不妨举个例子简单说明。翻开《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读者会看到全书的第一个条目为：“陈独秀开启历史新一页：《青年杂志》创刊”，这部文学史的叙述也由此从1915年9月开始。任何文学史写作都会涉及到起点的问题，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设为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性，其他的起点设置，如从1917年1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写起，或从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写起，也都有相应的历史合理性。但问题在于，从哪里写起，不只确立一个线性的时间起点，同时也可能包涵了对新文学内在性格以及发生现场的特定理解。1915年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以具体的刊物为标志，确实可以将起点客观地“锁定”，但这个条目并不止于实证性的交代，而是进一步介绍了1915年前后的社会思潮，探讨了一系列民国政治实践挫败如何导致了思想革命的兴起，陈独秀又是如何敏锐抓住了历史的契机。这样一种外部情景的说明，虽然只是常识性的，但却一下子抓住了新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感，因为从政治挫败转向思想革命、伦理革命，其中包含了一种重要的断裂和觉悟。简言之，新文学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一方面呈现于晚清以来大的思想、文学转变进程中，但同时又是1916年前后“共和”政治危机的产物（周氏兄弟加入《新青年》群体，也与张勋复辟后的感受有关），在一种政治文化的危机与回应中考察新文学的兴起，这个“起点”叙述本身就暗示了一种特别的文学史眼光，将一个看似外部的历史视野，转化为一个内在的、具有理论生产性和紧张感的纵深视野，而在“没有xx何来xx”之类的逻辑中，这样一种历史现场感、紧张感，则往往会淹没于对源流、演进之线性链条看似细致的辨析中。

——《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第11——13页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