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荒诞的世界，文学何为？

刘再复：面对荒诞的世界，文学何为？

(一)“面对荒诞的世界，文学何为？”我的第一答案是唯文学大有可为。荒诞的世界可以杀死伦理，杀死道德，杀死新闻原则，但杀不死文学。因为文学不仅可以坦然地面对荒诞世界，而且可以超越荒诞世界，穿透荒诞世界，见证荒诞世界。对于世界的荒诞，政客们不敢面对，即使当下的世界已如即将碰撞冰山的“泰坦尼克”，他们也要遮蔽真相，照样歌舞升平。而民众身处荒诞世界，则往往不知不觉。如果不是柏拉图，我们处于囚犯的“洞穴”之中仍不自知；如果不是鲁迅，我们处于黑暗的“铁屋”之中仍不自知；如果不是贝克特，我们处于“等待的虚妄”中仍不自知；如果不是高行健，我们生活在“自我地狱”中也不自知。面对当下荒诞的世界，文学却可以给我们清醒的意识，最充分地发挥其“警世”、“醒世”的功能。

(二)“面对荒诞的世界，文学何为？”这个问题使我们又想起了从卡夫卡到贝克特、尤奈斯库、加缪等二十世纪的西方荒诞作家。“荒诞”二字，是他们对现实世界深刻的认知。“荒诞”二字，精彩极了。他们面对非理性、非常态的乱糟糟的现状，拈出“荒诞”二字，道破世界的真谛，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这是他们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一百年过去了，人类社会仍处于卡夫卡所揭示的《变形记》、《审判》、《城堡》的时代。卡夫卡、贝克特们没有过时。在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庞大的市场体制下，人渺小得像只墙角边甲虫，活得像个处处遭到审判的囚犯，这不正是今天的真实处境吗？西方的荒诞小说与荒诞戏剧，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类是对荒诞的思辨，这是文学性与哲学性交融的思辨。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与加缪的《薛弗西斯神话》等；另一类是现实世界荒诞属性的揭示，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加缪的《局外人》。中国当代作家的荒诞意识觉醒后所创造的作品，多数属于第二类型。高行健的《车站》，残雪的《黄泥街》，都属于第二类型。第一类型也有，如薛忆沩的《遗弃》，整部小说全是对荒诞的思辨。最近我读了贾平凹的新长篇《古炉》、《带灯》、余华的《第七天》和阎连科的《炸裂志》，深受震撼。这几部小说都写出现实世界的荒诞性，但不一定可归结为荒诞小说。莫言所作的《酒国》等，李锐所作的《矮人坪》(《无风之树》)等，也带有极大的荒诞性，但也难以归类为荒诞小说。这是因为这些小说的重心仍然在于呈现世界的真实困境，而不是对世界的哲学认知。

(三)“面对荒诞的世界，文学何为？”这个问题又派生出另一个问题：既然现实世界充满荒诞故事，或者说，到处是荒诞，到处是“颠倒梦想”，那么，如实地描写这个世界不就可以了吗？老现实主义方法，老自然主义方法，不就够用了吗？关于这个问题，我又做了两点思考：

(1)面对荒诞世界，写实传统确实不可轻易放弃。宝刀不老，写实永远不会过时。目前我们所读到阎连科的《炸裂志》、贾平凹的《古炉》、《带灯》、余华的《第七天》，都可以说是“残酷的写实”(王安忆语)，即扬弃机械反映论和任何“主义”前提的写实。然而，他们又不是停留在现实主义传统写法中。老现实主义的缺点是容易使作品淹没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缺少穿透力和提升力。阎连科主张从现实主义进入“神实主义”，被我理解为应从“表真实”进入“里真实”(内真实)，然后又进入“核真实”即“神真实”，也就是在对生活表象进行透视之后硬是拷问出表象背后世界的真谛。

我担心的是，面对荒诞世界，正直的作家难免要义愤填膺，要仗义执言。但我仍然坚持说，文学不可把“社会批判”作为创作的出发点，或者说，文学不可以停留在谴责、批判、暴露的水准上。因为这样的文学将失之肤浅，(凡只知政治判断和道德判断而未进入人性深处，都势必落入肤浅。)所以文学还是要从“荒诞世界”中跳出(即超越)。跳出不是闭上眼睛，而是睁大眼睛加以透视(镜子不够用，需要透视镜)《金刚经》所说的天眼、法眼、佛眼、慧眼就是透视之眼。只有这样，“荒诞”二字才成为审美的大范畴，而不是世俗概念(世俗社会的吵吵闹闹，稀离古怪不属“荒诞”)。

(2)二十世纪西方的荒诞文学，其成就不可否认。但这种文学在揭示世界的荒诞时，多数缺少古典文学(如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等)的那种“精神层面”。这种精神层面，不一定是宗教信仰，但有宗教情怀，或者说，有含蓄于作品中的心灵意蕴。我读高行健的《灵山》，就觉得他虽有浓厚的现代主义气息，但仍保留明亮的精神层面。王安忆分析张承志的《心灵史》与张炜的《九月寓言》就特别注重心灵层面。无论如何，心灵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它可以构筑温馨和光明的心灵世界。因此，面对荒诞世界时，文学如何展示精神层面，又成为一个真问题。而如何评价缺少精神层面即不提供社会药方和救赎意义的文学类型，也是一个大问题。

(四)“面对荒诞的世界，文学何为？”我的第四点回答：面对荒诞的世界，文学比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新闻学等更有作为的是，文学不仅可以面对客观的荒诞世界，而且可以面对荒诞的自我。自我具有“恶”的无限可能性。作家的自我也往往一片混沌而不知不觉。这个时候，作家的“自救”意识可能比“救世”意识更清醒。自救不是自娱，而是()自审与自度，即对荒诞之我有一种真诚与深刻的认知。认识荒诞的自我有益于更深刻地认识荒诞的世界。未能正视浑浊的自我却以“救世主”和“社会正义”的化身自居，将导致另一种荒诞，至少是一种盲目的、缺少清醒意识的浪漫。

二〇一三年十月六日香港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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