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人写不好游记？

为什么国人写不好游记？

文\胡子华

　　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游记在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显得规模浩大且广受欢迎。据统计，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人数在2014年已超过了一亿，而在穷游网发布的《2014年出境自助游行业报告》中，最吸引人们旅行的原因就是撰写图文游记。

　　《再苦也要去旅行》、《再忙也要去旅行》、《再穷也要去旅行》、《再不旅行就老了》……近些年，旅行像狂热的新宗教一般席卷了国人，中国在短短十多年里快速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旅游客源国，同时也成了游记大国。在刚过去的十一假期中，我们的朋友圈里充斥最多的依然是各种各样的游记照片。

　　但不论是朋友圈里随意的旅途记录，还是已进入市场的正规游记书籍，我们从中看到的更多是贫乏的知识、重复的故事、充满自恋以及各种有意识或潜意识的谎言：为“描述得更漂亮”而对现实视而不见。与其说它们是旅途见闻，倒更像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这些都在引我们走向一个在今天已然成立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写不好游记？

　　当下中国游记的源流考

　　游记写法大致有这么几种路数，一种是旅行指南类，介绍景点、路线、食宿等信息，罗列旅途开支账单，主打实用；再有就是印象收集者，描摹山水，览阅风光，重在文采斐然，主观好看；还有一类是访古谈史或地理科考，有据有证，展示渊博；当然，还少不了旅途故事类，或悲或叹，力求真切感人。最后一种是倾向于现实观察，试图了解当地的过往和变化，理解人的处境、愿望，拓宽自己的世界认知。

　　在今天，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铺天盖地的旅行指南和游玩攻略，但大多数内容千篇一律，基本可视为同一目的地下同一版本的借鉴版、借鉴版的改良版、改良版的抄袭版，抄袭版的争议版，诸如此类。看似名目繁多，实则一锅乱炖，单调乏味。

　　除开指南类以外，中国游记大多数可划分为“余秋雨派”、“三毛派”和“安妮宝贝派”。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是上海扫黄，竟从小姐的包里翻出了避孕套和《文化苦旅》，因此《文化苦旅》还被戏称为“文化避孕套”。但由此也可见，《文化苦旅》传布之广，影响之深。虽然有人将《文化苦旅》的写作套路归结为“去了个地方，那里有过什么名人，发生过什么事，好痛心，好悲伤，中国文化呜呼哀哉，继续痛心，继续悲伤，中间还时不时提醒读者自己多牛逼”，但起码在历史知识和文采上不至太输。但紧随其后的一干游记模仿者就差得远了，姿态上欲作壮阔宏大，天地往来，其知识和词汇却贫乏得令人惊讶，天空总是蓝的，湖总是清的，遗址总是历史悠久的。天上飞的一律称鸟，地上长的，要么是树，要么是草，至于具体是什么鸟，什么植物，抱歉，我只能说它很美，想哭。

　　余秋雨开外，三毛也算是影响中国一众游记写作者的师奶级人物。她和荷西的旅途爱情故事因为过于浪漫，引得无数后来者争相效仿。我们今天随便去翻翻这些游记名，便可见一斑，诸如《独自去旅行》、《没有人能独自去旅行》、《满世界找爱》、《一直在恋爱，一直在旅行》、《我们始终牵手旅行》、《我们始终没有牵手旅行》、《如不相爱，请勿牵手旅行》。我想大多数人会和我一样，以为这是讲相声逗我玩呢。

　　当然，倘要再列一个代表，估计就是安妮宝贝的“灵魂派”了。安妮的模仿者追求故事，也追求艳遇。为了标榜个性，独辟蹊径，他们甚至有很深的旅行创新焦虑以及商业化恐惧症。但他们的游记，撇开各种文艺范的个人琐记，大多数骨子里依然充斥着“反成功学”式的成功学、灵修般的神秘主义，或者人生感悟式的心灵鸡汤，多半是自我升华、自我感动的自嗨，对现状却一无所知。其中，最蔚为奇观的当属西藏。“去西藏来一场灵魂之旅”几乎跟“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样流行，哪怕对藏传佛教、天葬、转山一知半解，甚至只认做奇风怪俗，也可以在成百上千的游记中四处充斥着“放逐”、“梦想”、“灵魂”、“神圣”、“信仰”之类的词汇，其相像之程度，甚至会让人怀疑他们不仅连线路，甚至连脑路也一起复制了。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11年，美国人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出版时会引得众人刮目了。在这一惊愕之中，我们更真实的体会倒不见得是知道了对方有多好，而是终于发现了我们写得有多差。

　　游记写不好因为不会玩

　　在旅行的众多角色中，探险者、旅行家和游客是有区别的。关于这一点，英国作家福塞尔在《出国：大战期间英国文学中的旅行》里有过令人信服的表述：探险者寻找未被发现的地理，通常具备相关方面的专业知识；旅行家偏好于寻找历史中活跃的心灵；而游客则赶往企业家为他发现以及为他准备好的景点和群众知名艺术。

　　不难发现，目前大多数国人的旅行还处于观光旅游的阶段，他们更偏爱于商业运作成熟的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正如夏多布里昂所说，欣赏自然更省力，了解人类风俗需要时间。而中国游客在多数时候，总是把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多半只能走马观花。当然，这种短平快的旅行模式，跟我国短、碎、散的休假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国人在近三十年间培养起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买卖逻辑，游客们把一趟旅行看了多少个景点当成了一种事关盈亏的经济算法，对他们来说，看得越多就越划算。

　　在这种数字逻辑下，国人旅行的另一大表现就是疯狂购物。这些年来，慢慢富起来的中国游客对旅行似乎有一种孩子气的过节心理，旅途提供了一种心安理得的挥霍氛围。一个不无玩笑的说法是，如果一个非洲土著人从中国游客团中走过，最后他将手里攥着一把人民币光着身子走出来，而如果法律允许，这群中国游客甚至会把他也一并买走。原本节俭的中国人忽然突变，放肆花钱，背后支撑的心理其实依然是一种占便宜的心态。但无论如何，中国游客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旅游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些“满世界走动的钱袋子”在不少国家那里一面被费尽心思讨好，另一方面又被视作一股带有腐蚀性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哲学引起警惕。

　　虽然，中国游客们一再声称，我不代表中国，我只为自己代言。但近些年来，中国游客还是成功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了自己的整体形象。当然，这形象并不是那么美好，简单说来就是有钱、任性。比如，在千年埃及卢克索神庙上刻“到此一游”；在罗马斗兽场露天大便；在机上纵情斗殴，迫使飞机返航；偷拿酒店用品；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喜欢挤占插队等，这些年来可谓丑闻不断。

　　随着旅行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投身于背包客、驴友和穷游族的年轻人对这种“穷人乍富，挺胸别肚”的游客形象和“走马观花、留影购物”的旅游模式感到不满，甚至将之视为对自身阶层和经济地位的一种不体面的炫耀。相应地，他们在对理想目的地的描述中，“原始的”、“民间的”、“手工的”这些词汇开始取代“现代的”、“舒适的”和“先进的”，关键的关键是要原汁原味。

　　但不难发现，这种追求苦行式的自由行和舒适的跟团旅行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虽然划分了队伍，但都依靠千篇一律的攻略，选择一样的目的地，走一样的路线，住同样的宾馆，吃同样的饭店，只是导游隐身罢了。他们推崇并视之为新发现的地方，如大理、丽江、德钦、稻城等，事实上是早被外国游客熟络而最终又舍弃的地方，原因就在于它们已先后都成了各种花样的“艳遇之都”、“灵魂之所”，而背后依旧是商业化的逻辑。或者更直接的说法是，相比跟团旅行，他们只是更换了一面旗帜和几句口号而已。但更糟的地方可能是，相对跟团旅行的“上车睡觉，停车撒尿，下车拍照”，那些把旅途当作自我救赎和灵魂洗涤的人更容易自我赋予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中国游客，你为什么这么自恋？

　　荣格曾说过：当一个人一心只有自我，他在野外也只会遇见自我，而这瞎子的旅行就是白白浪费时间。虽然我们在大多数中国游记中都能看到周游世界的雄心，但那更像是一种标记地球的冲动，世界似乎只是用以提供一些可供夸耀的异域风情的布景和道具，他感兴趣的仍然是他自己。所以在这些游记中写的几乎全是自己的私人事实和情绪，而看不到他社会性的文化反应。

　　当然，有人会将之视为中国古代游记的一个传统，外在风景、事物都只是自身思想和情绪的映射。但事实上，中国一直以来的游记传统还有另一个源流，就是宏深得多的《徐霞客游记》。即使到了清末民初，政治考察也是当时游记的主要内容。比如康有为在《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就曾提到：“其考察着重于各国政治风俗；及其历史变迁得失，其次则文物古迹”，即使看文物古迹，也是认为“古物存．可令国增文明。古物存，可知民敬贤英。古物存．能令民心感兴”。换言之，撇开小我，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时代风气可见一斑。

　　而摄影技术突飞猛进的进步，无疑助长了“旅行自恋“这一趋势。摄影受到诸如如画、美丽之类的概念影响，从诞生起就与旅行紧密相连。在今天，去旅行不带相机，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自然。照片能以最直接、实效的方式煽动和满足欲望。在相机和手机的使用中，中国游客的疯狂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在他们看来，照片便捷地提供了他们真正到过那里并且很“开心”的证据。

　　但照片在作为证据的同时，相机会说谎的功能却使拍照变得更受欢迎。以前，游客通过付钱让当地人配合摆各种Pose，现在人们可以借助各种PS、滤镜实现进一步美化，勾兑现实和想象。和照片撒谎一样，我们的大多数游记里也充满了有意识或潜意识的谎言：为了“描述得更漂亮”，而对现实视而不见。每个从西藏回来的人言必称灵魂和信仰的原因，除了观察力的不足外，他们其实也在不知不觉地维护一种可疑的美好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并非要刻意欺骗读者，很可能连作者本身也是一个潮流和习见的受欺骗者。而这样的旅行，以及这样的游记，并不会让人们的思想和视野变得更开阔，却让他们变得更自以为是，夸夸其谈。

　　结语：

　　中国游客写不好游记，跟当前现状下中国游客的不会玩、没文化和自怜自恋，甚至跟古代游记中热衷主观性比附的一部分传统都紧密相关。虽然这里的中国游客指代的是一个整体形象而非个人，指出这一点依然可能会是一种冒犯，同时，笔者也将之视为一种自我冒犯，并没有另外再圈画一个位置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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