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北欧现代诗选》译序

 

北岛：《北欧现代诗选》译序

19 世纪90 年代，瑞典的现代诗歌才兴起，比小说、戏剧晚十年。后来成为瑞典最早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海登斯塔姆和卡尔费尔特这两位诗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成熟的。他们植根于瑞典民族文化的土壤中。​

19 世纪90 年代的主题是“美”，然而这种主题难以长期维持。90 年代后的一代诗人则缺乏热情，缺乏活力，缺乏对想象的创造力的信念。世纪之交，瑞典和大多数北欧国家一样，是阴郁的年代，悲观、疲惫和麻木不仁的年代。“我相信肉欲和灵魂不可医治的孤独”，一位当时的代表性作家在他的剧本中承认道。

但几年之后，瑞典诗坛的气氛焕然一新，对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有了新的信念，也相信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并对“恶”有了一种幽默的看法。诗人们用一种令人舒畅的现实主义手法来描绘祖国的景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这种乐观气氛，即使对中立的瑞典也不例外。大战期间，帕尔· 拉格克维斯特出版了他的诗集《苦闷》（1916）。​

苦闷，苦闷是我的遗产，​

我的喉咙的伤口，​

我的心在世界上的叫喊。​

这正是他个人所经历的危机感和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性气氛的真实写照，这是瑞典第一部带有表现主义色彩的诗集。他在《语言技巧和刻画艺术》（1913）中主张用质朴的文字和简单的性格表现生活。他实践了这一主张，尤其是他的情诗，大都采用了一种朴素、明快的形式，给每个普通的词注入新鲜感。帕尔· 拉格克维斯特成为20 世纪20 年代瑞典文坛的中心人物。他于1951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为了他在作品中努力解答人类面临的永恒问题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真正独立的精神。”​

从历史的角度看，20 世纪20 年代是个实验的年代。英美现代派文学被介绍到瑞典，对瑞典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吸引了一批“五青年派”的青年诗人。这一流派是因为哈里· 马丁松和另外四位青年作家合写的一部瑞典文学编年史《五个青年人》而得名。哈里· 马丁松对瑞典诗歌的复兴有着卓越的贡献。他早年动荡的生活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他倡导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并对现代社会过于发达的科学技术提出警告。宇宙史诗《阿尼雅拉号》（1956）是他创作的顶峰，被认为是原子时代的《神曲》。​

雅尔马尔· 古尔贝里在瑞典诗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虽然常常从一种基本的宗教经验出发，然而并不一定归于宗教。他是一个现代的神秘派，又具有学院的怀疑派精神上的保守倾向。他的诗风幽默轻快，在形式上几乎无懈可击。​

贡纳尔· 埃凯洛夫也是神秘派，是20 世纪瑞典独辟蹊径的诗人。他早年曾在伦敦和巴黎分别学习东方语言和音乐，这无疑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本诗集被他称为“自杀之书”，和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他翻译的法国诗人兰波的作品，是他早期诗歌灵感的来源。后来，东方诗歌和哲学给予他更多的启示。他热衷于破坏传统（“粉碎文人！”——他曾在诗中这样喊道），可是他那深厚的文化意识，像T.S. 艾略特一样易于让人想到过去的诗歌。他的作品是来自东方和古典诗歌的回声，又和现代生活的脉搏相呼应。“一辆穿透远方沉寂的火车/ 并不揭示事物的秘密”（《花沉睡》），也许用这两句诗可以作为理解他的作品的钥匙：他并非要揭示什么，说明什么，而是充分地利用潜意识无穷的可能性，为创造性的想象提供广阔的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瑞典出现了一种叫做“极度痛苦的诗歌”，比拉格克维斯特的诗更紧张、更暧昧、更富于试验性。其代表人物是埃里克· 林德格伦。在他的第一本诗集出版后，他无法找到一个出版商肯出版他的另一本诗集《没有出路的人》。1942 年，他自费印刷了二百本。结果这本诗集成了当代瑞典文学的一个里程碑，林德格伦被公认为当代瑞典最有才华的抒情诗人。在这本诗集中，四十首被称为“分解的十四行诗”均由七对无韵的诗句组成。在他的另两本诗集《组曲》（1947）和《冬祭》（1954）中，音乐性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冬祭》用一种冷冰冰的声音展示了诗人和世界之间不断拉开的距离。​

这黑暗的黑暗中这苍白的躯体​

我完整的存在明亮而被遗忘​

像夏天的大海中月亮的帆影一样​

如起伏的浪脊没有浪花地破碎​

破碎受伤：我流血在生命的岬角上​

如今我被举起像一个浪头一片叶子一缕云​

多么遥远你那隐约呈现的心​

这是《在雪莱的海边》一诗的片断。林德格伦采用了一种新颖别致的结构和手法：两句一组的诗句似乎是溺死的雪莱在吟唱；而单句如同副歌，似乎是活着的人们齐声应和。一唱一和，此起彼伏，使生与死、瞬间与永恒、过去与现在、个人与世界交错在一起，构成了奇异的艺术效果。​

继林德格伦之后，又出现了一批青年诗人，如维纳尔· 阿斯彭斯特罗姆等人。他们很快甩掉了40 年代的风格。阿斯彭斯特罗姆成为了一个生不逢时的象征主义诗人，他喜欢从常见的事物中创造个人的神话。人们在他的作品中会发现一种极为简单、基调富于变化的特征，相同的主题往往出现在不同的诗集中。​

不同的诗人，在20 世纪40 年代寻找不同的道路。有人寻找宗教的道路；有人寻找浪漫主义的道路，虽然用的文体也是现代的；有人找到一种新的形式作为自己的归宿，这种形式也暗示人们对古典诗歌形式的新的体会；有人则以嘲讽来表示自己的焦虑（与雅尔马尔· 古尔贝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应适成对比）。拉斯· 福塞尔走的就是这后一条路：他让一个不幸的、但口齿伶俐的傻子代他说话。​

超现实主义，由于表现梦幻世界和它隐秘的自我的不断退缩的地平线，诱惑了一批诗人。古典诗歌的主题——大自然，也为某些诗人提供了出路。​

20 世纪50 年代，很多人想驾驭“纯诗”的语言。法国诗的影响代替了英美诗的影响。其中杰出的代表是托马斯· 特朗斯特罗默。他的第一本诗集《十七首诗》（1954）发表后，轰动了诗坛。他的作品把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与传统的欧洲抒情诗结合了起来，并体现了他的宗教信仰所带来的某种宁静。20 世纪60 年代初，他开始打破这种宁静，并逐渐放弃了早期的形式主义。他十分推崇法国诗人艾吕雅的那种明快的风格和经济的手法：“艾吕雅轻轻触碰了某个开关，墙打开了，花园就在眼前。”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诗人反对他们前辈的作品中那种过于夸张、过于伤感和过于强调自我意识的隐喻，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不排斥隐喻，而是试图使它们更准确、更敏锐、更坚实。​

厌倦了所有带来词的人，词并不是语言​

我走到那白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面八方展开！​

我发现鹿的偶蹄在白雪上的印迹。​

是语言而不是词。​

这首诗选自特朗斯特罗默的诗集《凶猛的广场》（1983），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的趋向。​

20 世纪40 年代的诗歌已被新时期的痛苦和社会问题有力地推动了。诗歌发挥了政治和社会的作用，以一种说大白话而少诗意的形式，出现于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约朗· 索尼维创作了不少和政治有关的诗，表达了瑞典人对压迫、战争和全世界的灾难的极度厌恶。他将这个主题持续了很久，同时对语言的作用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我，词的展览者，知道​

词的界线和界线的缺乏，​

它们的暴力、浩劫，它们​

如今不断增长的空虚，在另一个世界里​

20 世纪60 年代，“具体派”诗歌曾一度兴盛，有一批代表人物。诗人的笔记可以直接看作是出版的诗页。这类诗曾被称为“流行诗歌”。​

瑞典人从来对国外的影响是不拒绝的，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增加，也带来了外来文化的营养。曾标志瑞典文学的地方主义已不复存在，瑞典现代诗歌正在走向世界，并在国际文坛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芬兰诗歌源远流长。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中，诗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民族的复兴，芬兰语的发展，都和诗歌同时并举，甚至受诗歌的推动、鼓舞和引导。​

四百年来，芬兰文学都是用两种语言写作的：芬兰语和瑞典语。瑞典语曾长期是官方语言，但在19 世纪芬兰语的地位不断提高，到20 世纪末就和瑞典语并驾齐驱了。许多重要的19 世纪芬兰作家，终身用瑞典语写作。1900 年左右，这个国家似乎存在着两种互不相干的文学。几十年来，有一种倾向，把芬兰的瑞典语文学划入瑞典文学的范围。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已清楚地意识到，芬兰的瑞典语文学也是芬兰文学宝库的一部分。今天，芬兰两种语言的文学不论题材和风格都已非常接近。​

自1809 年到1918 年芬兰独立前，芬兰是俄国沙皇的领地，说瑞典语的人变成了少数民族，并为了自己语言的存在而奋斗。在这一时期，对瑞典族人的民族压迫有时很严重，结果产生了一批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维护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这就是为什么芬兰的瑞典语文学，尤其是它的诗歌如此丰富多彩，可以和瑞典文学相媲美。​

在瑞典语文学史上，现代主义的开拓者和传播者是伊迪特· 索德格朗和埃尔默· 迪克托纽斯。他们在瑞典语诗歌中影响极大，在瑞典和芬兰的瑞典族中都有众多的追随者。​

索德格朗仅仅活了三十一岁。她曾在彼得堡上学，后来长期幽居在当时芬兰的一个小村庄里。她十六岁染上严重的肺结核，久治不愈，一直生活在死亡线上。因此她的诗反映了她在死亡面前那强烈的生的欲望；长期的幽居生活也使她的诗流露出向往幸福而又极其绝望的心情。爱与死成为她的作品中的两大主题。​

我是秋天最后的花朵。​

我曾被摇荡在夏日的摇篮里，​

我曾被置于面对北风的岗位上，​

红色的火焰出现​

在我苍白的两颊。​

我是秋天最后的花朵。​

我是死去的春天最年轻的种子：​

最后死去是多么容易；​

我见过那童话般蓝色的湖，​

我听过那死去的夏日的心跳，​

我的花萼只握住死亡的种子。​

一位著名的芬兰诗人认为索德格朗的诗是“瑞典语迄今为止最有力量、最解放的诗歌”。​

早在1922 年初，贡纳尔· 比约林就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表现主义形式。他那明快的、富于暗示性的抒情诗是从“手稿堆成的大山”中提炼出来的。​

索尔维格· 凡· 绍尔茨是精湛的语言大师，她的抒情诗独具一格，描述的爱情生活并不带感伤的情调。这使她无论在风格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和20 世纪末的浪漫主义诗歌拉开了距离。​

博· 卡佩兰于1946 年初露锋芒，一直追随着现代派的先驱者们。在许多方面，他是瑞典20 世纪40 年代诗歌中浪漫的、带有批判性分析的特点在芬兰的翻版。他的作品又让人想到索德格朗的诗中那种独特的韵律。​

但是，在芬兰最走红的诗人还要算拉斯· 赫尔登，其诗如生活本身那样平易近人，有纤弱的、轻佻的重音，如同古老的民谣，但有时又像是格言和警句。

近年的芬兰瑞典语诗歌在风格上更加多样化，很难进行归类。有些诗人已在瑞典定居，如克拉斯· 安德森。他的诗带有很浓的社会批评色彩，善于讽刺挖苦。他对芬兰和瑞典社会弊病的抨击，使他赢得了大量的读者：​

……​

你求助于爱情的话，​

不得不接受全部剧目。​

你迷恋于缝隙的话，​

不得不接受栅栏。​

你强调人权的话，​

不得不接受他妈的平等。​

你偏要集中制的话，​

不得不接受官僚主义的曲解。​

……​

我们可以看到，安德森的诗很精巧，讲究形式感，避免了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的粗制滥造的毛病。​

在芬兰的瑞典族仅有三十万人口，却产生了如此绚丽多彩的诗歌，这在世界文坛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

20 世纪初的芬兰语诗歌，源于所谓“民族新浪漫主义运动”。“新浪漫主义”在芬兰相当于“象征主义”，“民族”指的是诗的主题和喻体都取自芬兰的大自然。象征主义在芬兰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不仅文学是这样，音乐也如此，例如西贝柳斯的作品。​

“向欧洲打开窗户！”20 世纪20 年代初，一批初出茅庐的诗人喊出这样的口号。他们是芬兰独立后第一代人的代表。他们自称为“举火把的人”。与芬兰的瑞典语诗歌更新自己的诗歌一样，他们也用芬兰语更新自己的诗歌。这一流派既从德国表现主义汲取营养，又在某种程度上受芬兰的瑞典语现代派诗人的影响。当时最有名望的诗人大都属于此派。不少人后来放弃了这一流派的共同理想，各奔前程。例如乌诺· 凯拉斯，很快就采用了一种更接近于象征主义和古典主义的风格。还有一些诗人更远地离开了“举火把的人”这一流派，不再接受此派的天真的乐观主义和对新事物的狂热。​

20 世纪30 年代的诗人走的则是比较传统的道路。他们写诗重格律和韵脚。这一时期，一个新流派在他们身边崛起，把自由体诗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结合在一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芬兰文学重大的转折。战争期间，涌现了许多新诗人，伊娃– 利萨· 曼纳是其中之一。外来诗歌的影响成为一大推动力。在这之前，芬兰是比较闭塞的。新一代诗人从T.S. 艾略特、庞德、卡夫卡以及瑞典现代派诗人那里各取所需，应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

20 世纪50 年代，芬兰语的现代派诗歌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代表人物有受英国诗和日本古典诗影响的图马斯· 安哈瓦，又有伊娃–利萨· 曼纳和帕沃· 哈维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帕沃· 哈维科。他那惊人的创造力，表现在他非常个性化的风格上。他善于把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随心所欲，天衣无缝。他在诗中常常改变时空秩序，转换角度，扩大了诗歌的容量：​

这个狡猾、奸诈而愚蠢的​

人死去。​

为什么我竟会伤心​

因为他和我有同样的名字。​

死者死去；但只有生者​

知道这一点；​

而生者保守秘密。​

世界上一片寂静。​

近年的芬兰语诗歌，在风格上是属于20 世纪50 年代的现代派的，可以说是一种延续。青年诗人中最有才华的是彭蒂·萨里科斯基。他在20 世纪60 年代初的芬兰诗歌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其诗口语化，富于政治色彩，大量使用来自报刊和公共舆论的流行词汇。从此以后，他的诗与歌曲不断冲击着芬兰诗坛。

20 世纪70 年代末，这一浪潮被一种较为温和的诗歌取代。这种温和派又一次从芬兰的大自然中寻找灵感，或是从人的内心深处寻找更深刻的诗歌内容。

19 世纪中叶的两本诗集对丹麦的现代诗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本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一本是法国象征主义先驱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这两本诗集代表了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力量，它们之间的鸿沟几乎成为20 世纪丹麦诗歌的分界线。​

丹麦的惠特曼派诗人不少是未来主义者，他们赞颂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朝气蓬勃的大都市生活。他们认为，诗歌的使命应该是勇于探索未知，面向未来，从反映停滞不前的、死气沉沉的现实，转而反映新的现实和以此为基础的新的价值观念。​

还有一些是人文主义者，如古斯塔夫· 曼奇– 皮特森。他采用抒情诗的形式对原始人追索，仿佛是一次回到史前时代的旅行。《下面的土地》这首诗是他的代表作，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意图：​

可是啊​

你们应该去下面的土地——​

你们应该看看那些下面的土地的人们啊，​

血液在他们之中自由地奔流——​

男人们——​

女人们——​

孩子们——​

在那里欢乐，孤寂与爱​

沉甸甸，成熟​

用五颜六色照亮泥土​

泥土保守秘密啊有如额头​

在下面的土地——​

他试图以对原始人的颂扬来反抗现代社会的畸形，然而这种反抗毕竟是无力的。​

描述波德莱尔派则复杂得多。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幻灭感构成了丹麦现代派诗歌产生的重要前提。丹麦现代派诗歌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 世纪20 年代至60 年代的后期象征主义和60 年代开始出现的反诗歌。​

后期象征主义包括两代人。围绕在文学杂志《异教徒》周围的一群诗人是后期象征主义的中坚。哈夫丹· 拉斯马森、奥利· 萨尔维格等是其中有影响的人物。​

哈夫丹· 拉斯马森早期诗歌的主题和战争有关：密探的暗杀、原子弹试验、纳粹的暴行等，对独裁统治的愤怒贯穿在他的作品中。但他也能吹出快乐的调子。

奥利· 萨尔维格用自己的作品构成一个独特的世界，其核心是一个神秘的宗教故事。故事是关于谷物的种子从冬眠、萌芽到生长的过程，借此成功地表达了他的某些观念。​

后期象征主义把感情的危机固定下来，在现代社会的荒原上建立起一个自我的世界，一种现实的替代物。而反诗歌则承认危机是永恒的状态，这种危机使诗人置身于一种用并非完美的拼贴形式表达的意识中心。他们认为，一个碎陶片没有必要交到考古学家手里，它本身可能就有意义。“现实已经足够了。”克劳斯· 里夫贝亚这样说道。​

里夫贝亚是反诗歌的代表人物。从属于这一诗派的还有伊万· 马林诺夫斯基、本尼· 安德森、波尔· 博鲁姆和英格尔· 克里斯坦森等。​

在里夫贝亚的诗中，他以对被遗忘的过去的追溯把自己和此时此刻的现实联结在一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采用了多种表现手法：极其简单的描述、目录式的文体、暗示梦幻的意识流、明白易懂的意象关系等。在他后期的抒情诗中，他涉及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等重大主题。​

伊万· 马林诺夫斯基以平易近人赢得了读者。他的第一本诗集以装饰性较强的现代派结构为特点。后期的诗集中，语言简练有力，被看做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武器。他的《情诗》很能代表他的艺术风格：​

不仅仅是世界​

我的爱​

不仅仅是我和其他人共饮的光线​

我们磨损的栏杆、台阶​

不仅仅是他们呼吸的空气​

以及他们无意义的历史​

在这历史中也有我的根​

他在这首诗的第二部分笔锋一转：​

不仅仅是你​

我的爱​

而且也是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结构上微妙的处理，在意象上突兀而有节制的选择，正因为如此，他的主题的层次是丰富的，容纳量很大，又并非漫无边际。​

本尼· 安德森的力量在于他以自己的才能表现了对生存环境的愤怒。他的语言幽默，某些作品与北欧艺术歌曲的传统形式十分接近。他往往采用喜剧式结构表现一个现代主题：存在于危机之中的人的卑微的、正在消失的幸福。​

英格尔· 克里斯坦森的诗采用回旋体的封闭形式。通过这一形式试图构筑文化的总体观念，却迷失在纯粹的虚无中。​

20 世纪60 年代末，继“反诗歌”运动之后，丹麦诗歌又有了新的发展，被称为“现代主义的第三阶段”。结构主义、具体派、计算机抒情诗等，五花八门，都曾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标新立异的流派大多如过眼烟云，很快就消散了。

值得一提的亨里克· 诺德布兰德，这位后起之秀在当今的丹麦诗坛占有重要的地位。他长期居住在希腊和土耳其，沐浴在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光辉之中，为他寻找自己的声音提供了难得的条件。他的诗以意象的力度、醒目的风格、雄辩的声音和描绘独特心境的才能吸引着广大读者。在《回家》这首短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怎样描写现代人的陌生感，怎样从梦魇般的混乱情绪中提取一种和谐的音调：​

你的父母​

已成为别人的​

父母​

而你的兄弟姐妹成为邻居​

邻居们​

已成为别人的邻居​

而别人住在​

别的城市。​

正像你一样​

他们又回到别的城市。​

他们找不到你​

如同​

你找不到他们。​

一位评论家指出：“也许亨里克基本是个爱情诗人。你处处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感到他那为了地域和人民，为了言语和经验，甚至为了苦难的爱，燃烧的大地教会他跳舞。”​

今天的丹麦诗歌有两种新的趋势：一种采用报告社会事件和富于争辩色彩的形式，另一种趋向于新超现实主义。这两种趋势并不一定能代表丹麦诗歌的发展方向。​

19 世纪下半叶，挪威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工业革命改变了挪威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政治斗争加剧，农民和新兴中产阶级蜂起反抗。在这一斗争中，作家大多站在进步力量方面。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发表了很多抨击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作品，使挪威文学创作进入了繁荣时期。19 世纪末，挪威文学中出现了另一种倾向，神秘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加深，一些著名的诗人也受到了影响。

1905 年，瑞、挪联盟解体，挪威获得独立，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创办了《破晓》杂志，因而被称为“破晓派”，主要代表人物是青年诗人阿纳尔夫· 埃弗兰德。他们同自由主义保守派和信奉宗教的作家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尽管双方的政治观点不同，但在创作中都采用了某些现代手法。​

在将近两代人中，埃弗兰德成为挪威文化的一个风暴的中心。他在诗中抛弃了那些陈腐、空泛的词句。趋于口语化，对现代挪威语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诗是他青年时代怀旧和寂寞情绪的延伸。然而，他也一直在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德国纳粹集中营度过的几年中，写了不少反法西斯的优秀诗篇。​

20 世纪30 年代是挪威诗坛异常活跃的时期。一批具有独创精神的诗人崭露头角。他们在本质上都是抒情诗人。代表人物有埃弥尔· 伯依松、英格尔· 哈格鲁普、贡纳尔· 里斯– 安德森等，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英国和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

1939 年，克拉尔斯· 吉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魔术生活的片断》，三年后又出版了另一本诗集《铁中的字》。他的创作生涯极其短促，然而这两本诗集在诗歌技巧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诗使人想起叶芝和T.S. 艾略特。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把欧洲和挪威的背景连在一起。​

在同一时期，一种新的价值也体现在较为传统的形式中，例如奥拉夫· 赫格的作品。他的诗往往和他所居住的遥远的村庄有关。他善于用质朴的形式挖掘生活的意义：​

我曾是悲哀，隐藏在洞穴里。​

我曾是傲慢，建造在星星之外。​

如今我在眼前的树下筑巢​

当我早晨醒来时​

枞树用金线穿在它的针叶间。​

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一主题也出现在和他风格相似的诗人们的作品中。他们描绘了一个“质朴的挪威”，用自己的方式给读者带来了内心深处的激情。​

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挪威期间和战后的一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反法西斯的作品，许多诗人都以自己的诗歌为争取自由做出了贡献。​

20 世纪50 年代初，詹斯· 毕尔若布的第一本诗集《诗》出版后，他一直是评论家们争论的话题。他的诗带有一种强烈的对社会不公正的义愤，以及要揭露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罪恶的期求，这往往把他的情绪引向一种绝望的境地：​

我们在郊区，新的郊区​

每个人听见彼此的收音机​

在同样的房间里，有同样的词​

同样的生活，同样的​

早晨的无轨电车。我们​

闻到彼此的饭味，​

我们闻到彼此的生活：​

电影，收音机，癌症。​

20 世纪60 年代初，斯坦因· 麦伦崭露头角，他成为当代挪威最令人感兴趣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是一种把握真实的尝试。他强调准确的感觉、深思熟虑的思想，以尽量缩短语言和语言所描述的事物之间的差距：​

在那路的尽头​

只会有隐藏的​

被暴露​

一块岩石——一张脸的记忆​

或僵化了的​

一颗心最后的跳动​

根系——骨节粗大的手上的静脉​

秘密地支撑着森林​

面具——与你内心喜怒相仿的​

脸​

这是他的《在那路的尽头》一诗的片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形式上的追求，意象之间巧妙的转换，内在的张力，节奏的变化和分寸感。没有这些，他的主张是很难实现的。​

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开始，挪威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诗歌和其他文学形式都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越南战争、学生造反、嬉皮士运动等为这场变革提供了动力。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詹·耶·沃尔德等人，他们的诗简单得变成一种嚎叫，有时又变成一种政治寓言。​

挪威现代诗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各种风格的作品齐头并进。它正以其丰富多彩引起国内外读者的重视。​

冰岛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古代冰岛文学——“萨迦”（即英雄的传说）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冰岛古代诗歌有“埃达”和吟唱诗。“埃达”韵律简单，诗句很短，语言简练。吟唱诗源于挪威，后流行于冰岛。它在语言形式和主题思想上与“埃达”迥然不同，诗句较长，讲究押韵，较多使用特殊的形象比喻。这无疑对现代冰岛诗歌有很大的影响。​

20 世纪初，冰岛还是丹麦联邦的一部分。那时的冰岛和19 世纪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依然是个农民和渔夫的社会，仅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住在城镇。​

冰岛争取独立的斗争反映在它的文学上。诗人们描绘祖国的过去、希望和未来。传统的诗歌形式由于过于严谨，过于讲究头韵和尾韵，因而使诗人的想象力和灵感无形中受到限制。许多诗人在此之外逐渐地开辟了他们自己的道路，开始写自由体诗。​

20 世纪初有如一个姗姗来迟的黎明。1904 年，冰岛获得自治权。1918 年，冰岛在和丹麦的联盟中基本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外交事务仍由丹麦托管）。这时，涌现了一批新的诗人，他们用坦率、朴素、较自由的形式，歌唱祖国的自然风光，歌唱青春的火焰，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真理。达维兹· 斯特凡逊对于现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诗集《黑色的羽毛》（1919）的发表，成为冰岛诗歌的转折点。​

20 世纪30 年代的萧条也来到冰岛。一些浪漫主义诗人面对冷峻的生活现实，有的放弃了用花枝编织的梦想，有的索性把自己关在倾斜的塔里，继续着美好世界的梦。​

斯泰因· 斯泰纳尔成为现代派诗歌的倡导者之一。他的诗集《时光与水》（1948）提出了挑战，打破了传统形式的清规戒律。在这方面走得更远的是雍·乌尔·沃尔，在他的划时代的作品《渔村》（1946）中，他用现代手法描述了冰岛西部一个地道的小渔村人们的生活与命运。他的诗明显地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

苍白，​

苍白得像我头一个梦的​

翅膀​

是他的鬓毛。​

斯诺里· 夏扎逊开拓了自己的道路，他试图把新的手法和古老的​

传统结合在一起。他如同一个画家，在意象和结构方面给人留下强烈​

的视觉效果：​

遗弃在森林中的路等待着​

你轻盈的脚步​

黑暗中的风静静地等待着​

你亚麻色的头发​

小溪默默地等待着​

你热切的嘴唇​

被露水打湿的小草等待着​

而鸟儿在林中沉默不语​

​

然后他的笔锋一转：“我们的目光相遇。”这有如一块响亮的光斑，​

使静止的画面骤然生动起来：​

在我们之间乌鸦飞翔​

翅膀上阳光闪闪​

20 世纪40 年代初，冰岛被英国占领。1944 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体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冰岛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城镇人口剧增。国际纠纷也影响到冰岛。作家们划分成“左派”和“右派”。战后出现了许多现代派诗人，他们的诗不大讲究传统诗歌的韵律，表现的方式多种多样，语言凝练，想象丰富。这批诗人有“原子诗人”之称，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在冰岛诗坛居于主导地位。​

汉纳斯· 彼得逊以一种极其个人化的方式，使冰岛诗歌从斯泰因· 斯泰纳尔又跨进了一步：​

年轻而红润​

早晨又给民族之域​

覆盖以穹顶。​

带着变得沉默的大字标题​

昨天的报纸​

在家庭的角落奄奄一息​

没有睡眼惺忪的出租汽车​

还在寻找乘客。​

银行俯视着​

贷款申请表和票据​

……​

托尔斯泰因· 伏洛· 哈姆里在另一方面，从民间故事中找到素材。在他的诗中经常采用复杂的意象，按他自己的方式处理传统的诗歌要素。​

最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是妮娜· 比尤克· 阿纳多蒂尔，她自1965年崭露头角以来一直受到瞩目。她的意象十分内在。她把女人的敏感和现代人的迷惘结合在一起。​

具有悠久传统的冰岛诗歌必将孕含着美好的未来。​

由于篇幅和资料所限，在这里只能勾勒出北欧现代诗歌的大致轮廓。进一步的了解，还有待系统地考察和研究。这本诗选共收入北欧五国59 位诗人的240 余首诗。这些诗首先是从英文转译的，然后请北欧各国的汉学家根据原作校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应感谢在京工作的英国专家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 女士， 还应感谢瑞典的马悦然（Göran Malmgvist）、魏安妮（Annika Wirén）、韩安德（Anders Hansson）， 芬兰的安妮基· 阿尔波南（Anniki Arponen）、玛尔雅– 李娜· 劳塔林（Marja–Leena Rautalin），丹麦的安娜· 韦德尔– 韦德尔伯里（Anne Wedell–Wedellsborg）、斯文德· 博伊· 麦森（Svend Boje Madsen），挪威的肖本德（Bend Bendixen）、张静清、伊丽莎白·艾达（ElisabethEide），冰岛的拉格纳·巴尔杜逊（Ragnar Baldursson）、西格里苏尔· 斯内瓦尔（Sigrithur A. Snaevarr）。国内有关方面的专家和朋友李之义、陈迈平、梁进、郑先文等同志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在此谨表示感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本诗选是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产物，没有上述朋友们的帮助，是不可能问世的。​（选自《北欧现代诗选》 北岛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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