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一场别无选择的聚会

王威廉：一场别无选择的聚会

——在首届收获论坛上的发言

1987年第5期《收获》杂志推出了先锋小说专号，开启了对中国当代文学至关重要的“先锋小说运动”，但只要看过那期杂志，我们便会发现，目录上并没有“先锋小说”这四个字。二十七年后的2014年，《收获》杂志以专号的形式，推出了基本生于1980年代的青年作家作品专号，目录上同样没有过多的说明，但仔细读过之后，重大的差异便出现了——除却年龄代际，我们很难从这些作家作品中提取出一个鲜明的公约数。即是说，他们虽然年纪相当，却各有各的好，无法被聚拢在同一个艺术标签之下。

文学创作固然是“百花齐放”的，但当代文学在这一代青年作家笔下呈现出了纷繁芜杂的景观，除却个人性情、气质、阅历、兴趣的不同之外，我想这其中应该有着更为深层的时代原因。在此不妨静观我们的文学现实：精神生活的失落、阅读方式的嬗变、经济与权力机制的桎梏，文学已经悬置在了社会现实的一个相对真空地带，再加上社会科学与媒体文化的细化、发达与膨胀，文学历来最被推崇的社会功能，也被大大分担和削弱了。我们的写作不再如1980年代那样，充满着理所当然的自信，而是充满着小心翼翼的怀疑。

这种悬空的状态还表现在个人与现实的关系上。以我个人为例，我不止一次被师友问道：“你的写作根据地是什么？你能否建立起一个像莫言‘高密东北乡’那样的地理根据地？”我每每惶恐不安，暂且不论我有无建立的能力，而是我几乎没有建立的可能。因为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摧枯拉朽的高速进程，让我的故乡完全没有了熟悉的痕迹，而故乡本就不多的传奇故事，却发现与网络、电视上传播的传奇故事大同小异。我这才惊讶地发现，不单是我，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被一种共同的“文化想象”所规约，变得越来越雷同。渺小的个体与周遭的空间地理逐渐失去了那种树根与大地的关系。

文学的变化也产生了。比如库切、奈保尔、保罗·奥斯特、村上春树等人的小说，已经与福克纳这种有“地理根据地”的作家不同了，我们常常会忘却那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澳大利亚等什么国家的作家写的，我们会亲密无间地认为：那是一个属于“我们”的作家写的。因为他们对人类内心孤独状态的刻画，让我们感同身受。

而返观文学最为辉煌的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作家——不论巴尔扎克还是托尔斯泰，他们的共性是极为鲜明的：他们不厌其烦地让人物和故事在广阔、立体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并发展，从而得以剖析、揭示他们所处时代民族与国家的复杂性。可这种方式在今天即便没有失效，也是力不从心的，因为今天应接不暇的信息网络已经将纵深立体的社会背景变成了一张单薄的平面，作家并不比新闻记者更了解社会的那些幽暗褶皱，因此如今社会学式的写作极易陷入冗余的铺垫，导致忽略心灵的呼吸。

正是基于这种时代的变化，我只能这样回答师友：“我的写作根据地是建立在内心的体验上的。”我是这样解释的：语言是心灵的根须、存在的家园，那么写作，应该是在语言与现实之间构筑一条彼此贯通的“源头活水”。假如说传统写作是“随物赋形”的话，那么今天的写作也许就是“随心造物”。作家的幸运之处，在于其内心的切肤之痛，会构成他人的切肤之痛，从而被极大分担，获得精神的救赎；作家的痛苦之处，在于他人的切肤之痛，也会构成自己内心的切肤之痛，唯此写作才意味着真正的“敞开”，众多精神性的事物得以像鸟群那样，栖息其中。将心比心，以心化物，才能最终构成语言的意象与叙述，我想，这就是作家的工作方式，也是建立写作根据地的方式。

内心的体验不是一种面壁的抽象之思，而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内涵。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这代人的写作处于历史的平缓期。这个时期，历史的水流量是极大的，各种思想、变化暗潮涌动，而表面上却波澜不惊。我不敢说这是最能孕育创造的时期，但至少，这是一个可以广阔接纳、融会贯通的时期。我必须承认，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广阔无边及其泥沙俱下，我时常感到无力突围的迷惘不安；但我又深感庆幸，正是精神资源的多样化，才使我们的写作显现出了不同的面貌。这些不同风格、面貌之间的对话、辩难与反思，一定会为伟大作品的出现创造充分的艺术条件。比如说，当代文学在题材方面，正在经历从“乡村文学”到“城市文学”的转变，我想这并不是后者要取代前者的接力赛，而是意味着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在不断变化，“乡村—城市”依然是一体两面的，我们需要更深邃的思想去贯穿这两者的深层联系，然后理解当今时代里边中国人的生存状况。

另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置身其中的写作史、文学史的思考。二十七年前，“先锋小说”作为一支叛军，揭竿而起，反击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历史叙事，但“先锋小说”中极端的寓言特征与叙述形式，尽管抵达了先前那种总体历史叙事的反面，但不得不说，它们是同构一体的。此后的各种写作实际上都体现出了试图从总体历史叙事中挣脱出来，走向个人内在的私密经验。但是，后来的写作发展又表明，过于私密化的日常生活经验，会压抑文学的精神高度。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我想我们的道路只能是回归历史化的个人写作。历史化的个人写作与19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不同，它并不回避公共领域的事物、甚至不回避历史的总体叙事，而是凭依前辈作家积累并修复起来的个人体验去重新进入历史。进入历史，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书写历史题材，而是意味着将自身获取的个人经验置放进历史与文化的现场中去辨析、理解和自省。与此同时，即便我们写出的只是断简残篇，也要为丰饶的内心生活去不竭辩护，因为只有真正的内心生活，才能让写作抵御“外部杂质”的侵扰，拥有相对自立的能力。这种个人与时代彼此介入、血肉相博的方式，我想可以定义为：“深度现实主义”。

最后，我引用一段思想家阿甘本关于同时代人的话语，和同代同道的朋友们共勉：

“成为同时代人，首先以及最重要的，是勇气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不但有能力保持对时代黑暗的凝视，还要有能力在黑暗中感知那种尽管朝向我们却又无限地与我们拉开距离的光。换言之，就像准时赶赴一场除错过以外别无选择的聚会。”

201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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