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骏涛：在动乱的年代

在动乱的年代

文\陈骏涛

1964年4月，我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之中国社会科学院，简称学部）文学研究所，当时是怀着满腔热诚，到这个中国最高的文学殿堂，准备搞一番事业的。但几个月之后，就被派去安徽寿县搞“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又名“四清”）运动，一去就是一年多。第二年年底从安徽回京，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先前分给我的科研业务没有开始搞，1966年5月初，又派我去北京门头沟，将在这里参加两周的集训，然后下去继续搞“社教”。那时候的人都很听话，都习惯于服从组织的调遣，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自由，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也是如此，心甘情愿，决无二话。

5月18日集训完毕，次日回市里休整，原定22日再返回门头沟，正式入村开展工作。但就在这几天，形势突变，行期一延再延。先是哲学研究所的《哲学研究》编辑部贴出揭发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大致内容是说杨述（时任学部副主任）是“三家村”的一员“干将”，与吴晗、邓拓是穿一条裤子的，而杨述又是从北京市委调来的，因而与北京市委又有密切的关系。继而又牵涉到学部党委，说党委书记关山复与杨述是“一伙”的，似乎学部与北京市委也是穿连档裤的，学部也有一个大“黑窝”云云。问题就这么越闹越大了，终于彻底取消了行期，并派人从门头沟搬回了行李。学部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就这么点燃起来，并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与地处北京西北方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遥相呼应，成为首都“文化大革命”的两大策源地。

虽然从1965年岁末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开始，我们对这场运动的背景和来头等就略有所知，但当运动真正来临时，还是有些不知所措。来势既如此迅猛！几乎所有的基层领导都垮了，每一个人都面临着重新站队的问题。原来说听党的话，具体说，就是听党委的话，如今几乎所有的党委都成了问题，那么我们该听谁的话呢？当然只能听毛主席的话。新中国建立以后所受的党的教育、共产主义的教育，使我不能不对毛主席无限敬仰、无限崇拜！谁都可以怀疑，唯独毛主席不能怀疑，哪怕一丝一毫的怀疑都是一种罪过。他老人家的话就是绝对真理。听毛主席的话，就不会有错，这几乎成了我们当时大多数人，也包括我个人的一个基本信念。

当时我们都听说了：毛主席是支持这场革命的！从批《海瑞罢官》开始，到批“三家村”，到批《二月提纲》，到揪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毛主席支持的，或者说都是毛主席本人的英明决策。既然毛主席他老人家决定了要搞这场革命，而且如果据说不搞这场革命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那么我们就只能跟着他老人家走，一点都不能怀疑，一点都不能犹豫！这就是我们当时大多数人，也包括我个人的基本思路。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年的5月4日到26日有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扩大会上讲了话，会上并且通过了一个叫《五一六通知》的重要文件，正是这个会议和这个通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航程，使中国陷入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动乱之中！5月间及其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变，其风源盖出于此。

大形势如此，渺小如个人，自然是很难超越的，除非你有过人的见识和过人的胆略。不过具体到每一个人，情况又各有不同。就我个人来说，之所以在运动当中，尤其在运动初潮时期，会很快地卷入其中，一个潜在的思想就是好出风头，想在运动中抢先表现自己，一种被人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和盲动性在作祟！我的家庭出身并不好，不是“红五类”，按当时的规矩，不是“红五类”就不能戴上红袖章，但我却要表现出比“红五类”还要“红五类”。《哲学研究》贴出学部第一张大字报后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27日，文学研究所的第一张大字报也出笼了，签名者虽然有五六个人，但谁都知道是以我为首，由我发起并起草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就以贴出文学所的第一张大字报引为自豪。此后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我就卷进了铺天盖地、无休无止的大字报、大批判、批斗会、游行示威，以及内讧、派仗、互相揪斗、文攻武卫的狂潮之中，干了不少的蠢事、傻事。

整个运动过程被认为是重新组织队伍的过程，因而对于我们来说，就有一个不断站队的问题。我一开始是“造反派”，但很快又被一帮更激进、更“革命”的人指为“保皇派”。我一边参加揪斗“走资派”，一边又因为“保皇”的罪名而被查抄。我先是参加学部的“红卫兵总队”，后来又脱离“总队”，参加了由两派分裂出来的人组建的“大批判指挥部”，还是“大批判指挥部”文学所分支的一个小头目。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我虽不是“五、一六”分子，但又与“五、一六”有点“瓜葛”，因而被列为“控制使用”对象……如今翻阅当年那些断断续续记下的日记、笔记，似乎我们成天也在忙忙碌碌，甚至还加班加点、通宵达旦，不外乎开会（批斗会，辩论会……）、研究对策、外出串连、写大字报、办斗私批修专栏等等。那年头“战斗队”、“小分队”、“兵团”、“纵队”特多，有时候，一觉醒来就能出现一大批各种名目的战斗队，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覆盖满墙满院。反正年轻人有的是精力和劲头，我们就在这样无谓的争斗和哄闹中，消耗着我们的青春和生命，同时也伤害了一些可尊敬的前辈和同龄的朋友，而当时居然一点也没有觉悟。

文学研究所当时总共也就百十来人，运动开始不久就被揪出30多人，占了四分之一，除了“走资派”以外，还有“反动学术权威”、“保皇派”、“黑帮分子”、“历史反革命”以及所谓的“特权阶层分子”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以何其芳为首，30多人排成一队，戴上高帽，敲锣打鼓，在学部大院游街示众。这些“牛鬼蛇神”白天都被集中在三楼原先的乒乓球室，外面来看大字报和串连的“红卫兵”小将，只要需要，就可以把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揪下来批斗，如果稍有顶撞，有些小“红卫兵”就随身抽出皮带，给你来几下子，然后扬长而去。因此一般的“牛鬼蛇神”都装的很乖巧。但也有的实在受不了侮辱，顶撞那么一两下，那就得受皮肉之苦了。有一次文学所在王府井金鱼胡同的吉祥戏院开批斗会，以何其芳为首的一批人都被揪上了台，低头、弯腰是不可少的，其时有一位先生死活不肯弯腰，站在台上的“造反派”就给了他一脚，他一时站不稳，“噗通”一下就跪下了。我当时虽然也加入到“造反”的队伍之中，但对打人之类的做法是不忍心、不赞成的，一看到打人我心里就发毛，但也不敢公开提出反对，只有躲到一边去。有一次我实在看不过去了，只说了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当场就受到训斥。对于诸如此类的侵犯人权、无法无天的做法，全都在“革命”的名义下被视为天经地义。

如今想来，在“文革”中，被我伤害的，我最对不起的人，当数唐弢先生了。唐弢是文学研究所近现代组的组长，又是学术界有名望的人，自然就成了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之一。固然批斗唐弢是时势所然，并非我一人所为，但我是近现代文革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分工抓批判唐弢的事，我当然应该负责任。我们出唐弢的大字报，列出他的所谓“十大罪状”，诸如“一贯极端轻蔑、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打着红旗反红旗”、“对阎王殿主子陆定一、周扬言听计从、亦步亦趋”、“炮制反党杂文”、“炮制坏文学史”等等，都是些吓人的罪名，用的完全是封建时代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一套手法。唐弢患有心脏病，不能到研究所来接受批斗，我们就把批斗会开到他家里去。1966年9月就在他家开了两次批斗会，两次会议都是我主持的。现在回过头来翻阅当年批判唐弢的开会辞和闭会辞，如果不是出自我自己的手笔，真难以相信这样拙劣荒唐的文字居然会是我所写。然而，这类拙劣荒唐的文字在当年几乎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文革”当中，荒诞的事实在太多了。就拿抓“五、一六”来说，就是一件极为蹊跷、极为荒唐的事。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先搞的“逼供信”，有人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于是就迅速蔓延，似乎全北京无处不存在“五、一六”。连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都给“五、一六”下了定性，说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组织”。据说学部还是“五、一六”的一个大本营。1971年三四月间，学部的“五七干校”从河南罗山搬到明港，主要就是搞运动，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抓“五、一六”。文学所的百十来人，就有20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占了五分之一。尽管多数人都对有这么多“五、一六”分子表示怀疑，但是在“上面”的压力下，还是使劲地“深挖”。有人说参加“五、一六”要填一种表，于是我们图书室的一位老先生就坦白交待说他也填过这种表，还绘声绘影地描述了当时填表的情景，但后来一查，纯属子虚乌有。奇怪的是，当时坦白交待填过这种表的人居然有好几个。

当时文学所有一个“五、一六”的“骨干”分子（如今是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一个知名人物），因为坦白交待了私人日记中对“文革”、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些疑惑，实际上是袒露自己的内心隐秘，“向党交心”（他本人是中共党员）。就因为这个，他不仅被隔离审查，还被开除了党籍，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在“五七干校”期间，对这位“骨干”分子开过几次批斗会，在一次批斗会上，当时也在干校的钱锺书先生就一直低着头，看地上，不看台上（但凡开大会，尤其是批斗会，钱先生大体都如此）。会后，他悄悄地对我说：“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他在日记中不是还表示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吗？……”钱先生的这番话，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其实，对这种做法，当时不少人就表示不理解，但谁也不敢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大的政治气候如此，谁又愿意充当“出头鸟”呢？

对我来说，待到有些觉悟的时候，已经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毛主席最信赖的“接班人”居然要谋害毛主席，谋害不成，又企图叛逃。这太可怕了。“文化大革命”搞了5年多，居然是这么个结果，是不是这场“革命”出了什么问题？怀疑就从这里开始了。那时我们还在河南明港的“五七干校”，林彪的自我爆炸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全国，也震撼了干校每一个人的心灵！

“文革”开始时我已年近“而立”，还没有结婚，但有一个谈了一年多的对象――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她比我小6岁，在文学研究所资料室工作，已经干了3年，很快就要转正，不料“文革”起来了，不但没有转正，还被辞退了。她的辞退与我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当时文学所当权的是我对立派的人，如果我与当权者同派，就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因此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她。在“文革”的那些争斗和撕咬的日子里，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回味的温情的话，那就是与她的相处了。但凡我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或者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她和她在北京的家就很自然地成了我的避风港。记得1966年夏秋打派仗的时候，我一下子从“造反派”变成了“保皇派”，遭到了抄家（当时我还没有成家，所谓抄家，也就是抄集体宿舍），抄走了我好几个笔记本；幸亏我事前已经把一部分材料转移到她的家中，才免去了一场厄运。

在“文革”的纷乱岁月中，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加以我妻子工作的变动，我们的婚事一直拖延到1968年年初才办。结婚极为简单，简单到如今的年青人恐怕都难以置信，但事实确是如此。一张双人床，一个三屉桌，一把靠背椅，两张方凳，两个书架，――所有这些家具都是单位折价卖给我们的。我的主要家当就是两书架的书和一些衣物，这些家具也足够用了。结婚的那天晚上，请了单位里的一些同事和朋友，喝喝茶（那时候还没有饮料）、吃点糖（如今已无人问津的那种“杂拌糖”），大家热闹一番，就算是“婚礼”了，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如今年青人结婚的派头和排场！一般婚礼上都要念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挂像三鞠躬，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我们那天的婚礼，不知怎么的倒没有这么做，也可能是婚礼主持人的一时疏忽吧！

婚后的第二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女儿，这是我在空白的十年“文革”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收获。女儿从小就聪慧，很讨人喜欢，有一次在文学所的联欢会上居然能背诵全篇《雷锋之歌》，把到场的叔叔阿姨们给震住了，那时候她还不到5岁！（不久前，现已移居澳洲的我的同乡、同学、同事和好友沙予即许德政，还写信来谈起了这件往事。）女儿成了我们在动乱年代里的最大精神慰藉。女儿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表现得也很出色。但人生多艰，谁能想到，在她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时候，就得了不治之症，她只走完人生的33个春秋，就与世长辞了。这给我们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最大的痛苦！当然这是后话，我已在另文《为女儿祈祷》中详细述及。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劫难，这在《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了结论。大至于对国家、民族，小至于对个人，都是如此。以个人来说，“文革”的十年，正是我从“而立”到“不惑”的十年，对男人来说，这是一个成就事业的时期，然而，我们却白白丢失了这十年。这里有客观的因素――时势所然；也有主观的原因－－个体的局限。有论者或曰：十年磨剑，十年也炼人，“文革”也使人经历了一次难得的磨练。这话说得自然也不无道理，但是，为了这十年，我们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有必要因为要获得这样的磨练，而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吗？一个人的一生究竟有多少个十年？因此，我没有如上述论者所具有的那种豁达和坦然。我倒要反问：我该向谁讨回这十年呢？

写于2003年岁末

——此文原载《作家》杂志2004年3月号

注:旧作一篇，为“文革”50 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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