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不是相反

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不是相反

在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的知识史上，1983年注定成为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出版了三本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让·吕克·南希的《虚假的共同体》（La Communauté Désœuvrée）和盖尔纳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这三本书共同的特点都是将民族主义去本质化，认为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人造物，甚至可能只是一种关于人造物（“民族”）的认知方式而已。三人同年之作，以当下观，皆成三人毕生之巅峰绝学。

盖尔纳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近代历史的产物，是工业社会的副产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民被政治命令和经济需要束缚于当地，即使是僧侣阶层也无力在文化上同化整个社会。但在工业社会，从劳动分工开始，“工业社会的一般模式”为民族主义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工业社会是一种依赖于同质的高层次文化的社会，“只有由学校传授而不是由亲属传授的文化，才能赋予工业人以可用性、尊严与自尊”，一个现代工业国家的文化必定是同一种文化，而不再是一种多样化的、受地方局限的、没有识字能力的狭小文化或传统。由此，国家与文化必须联系起来，由国家塑造的民族主义，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即在“一个狂暴的调整时代”，开始兴风作浪。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是其标志性事件。

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民族的地理边界与国家的边界相互重叠”。在盖尔纳看来，民族主义是政治与文化的一种互动结果，其主要有权力、教育、文化这三个要素推动形成，统治者或者上层阶级利用教育手段使人们获得高层次文化，这种高层次文化使社会变成一种有序的、且流动性强的社会，一旦社会各个阶层不再相互隔离，而互动交流，则冲突就会产生，进而产生一种民族主义。总而言之，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国家利用其政治权威不断构建出来的。

显然，依盖尔纳之见，无现代国家，即无民族主义。正是工业时代的国家孕育出了民族主义，并使之成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受到普遍存在的虚假意识的影响。它的神话颠倒了事实；它声称捍卫民间文化，而事实上，却在构建一种高层次文化；它声称保护着一个古老的民间社会，而事实上，却在为建立一个没有个性特征的大众社会推波助澜。民族主义往往把自己当成一种明显的、不言自明的原则，所有人都可以接近，只有某些反常的、视而不见的人才会违反它，而事实上，它之所以有道理，使人不得不接受，是因为一些非常特殊的背景，现在这些背景还存在，而对于人类和历史相当大的部分来说，它是不存在的。它宣传和捍卫文化连续性，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却是因为人类历史出现的一个极其深刻的、决定性的断裂。它宣传和捍卫文化多样性，而事实上，却在政治单位内部，并且在较小的程度上在政治单位之间推行同一性。它的自我形象和真实本质有着反向的联系，其他成功的意识形态很少有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关系。”

作为建构论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以及被称为“一个人的批判理性十字军” 的思想斗士（one-man crusade for critical rationalism，1995年盖尔纳去世时的媒体评论），盖尔纳对于民族主义的论述深刻而具有强烈的刺激性，正如他那声振聋发聩、回音袅袅的呐喊：“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非相反”。

延伸阅读

评盖尔纳的《民族和民族主义》

潘志新

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er），是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也是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二十世纪晚期现代性研究的著名理论家。他在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主要著作有《思想与变革》（1964）、《文化、认同与政治》（1994）、《民族主义》（1997）等。《民族和民族主义》（1983）是他研究民族主义的早期作品。

从全球角度看，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出现过三次浪潮，简单来说，第一次浪潮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浪潮表现为20世纪中期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进程；第三次浪潮在世纪之末与苏东剧变同时出现，造成国际格局的又一次巨大变化。民族主义研究也响应出现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大战后初期。卡尔顿·海斯、汉斯·科恩被称作民族主义学术研究的“开山双祖”，爱德华·H·卡尔和卡尔·多伊奇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者。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就是探讨了西方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历史背景、形成过程、传播方式等，抹去了民族主义宣传家加在这一问题上的神话色彩，并为后来的研究者积累了大量资料。第二次研究高潮随着6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而突然出现，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博伊德·谢佛、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和民族主义》、艾利·凯多里、休·塞顿─沃森、约翰·布鲁伊利、安东尼·D·史密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米洛斯拉夫·赫洛奇、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著名学者都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这一时期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进展，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普遍被纳入视野，民族和民族运动的本质、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等，都得到充分的论述，各种学术流派也纷纷建立起来。进入90年代后，由前苏联集团地区和第三世界各地喷涌而出的民族主义运动引起了又一次研究高潮，众多老作者纷纷写出新着，他们的旧作不断再版，大量的新人新作每年都在涌现出来。在所有这些时期，除专门著作外，在通史和其它历史著作中，也有大量篇幅论述这一问题。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美国入侵伊拉克，中东和平进程受阻，尤其是我驻南使馆被炸，国内舆论对民族主义的讨论成为热点，民族主义对世界局势有何影响，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

《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

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和民族主义》一书中介绍了民族主义的定义，民族主义的产生的根源、条件和途径，民族主义类型和民族主义的未来。

甚么是民族主义，他说：“简言之，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它人分割开。”“民族主义的定义，是为使文化和政体一致，努力让文化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

民族主义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到来有关。他把社会分成前农业社会阶段（或称为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阶段和工业社会阶段，农业社会和农业社会以前的社会不存在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的存在需要文化和权力两个要素，而在农业社会和农业社会以前的社会，“可以这样说：文化和权力，这两者按照民族主义理论是缺一不可的潜在的合作伙伴，在农业时代主要的条件下，哪一个都不会太喜欢对方。”只有到了工业社会才存在民族主义，他说：“正因此，按照我们的模式，向工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期，这是一个狂暴的调整时代，政治疆界或文化疆界，或者两者都在被改变，以满足第一次使人感到它的存在的民族主义的要求。”

工业社会之所以存在着民族主义，是因为它具备了民族主义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由于分工的不同和不断变化，“这种经济角色体系和其中的位置发生的迅速不断的变化，产生了某些直接的、深刻的重要后果”。这种后果就是某种平均主义和普及教育，而“这里描述的教育，即普及的、标准化的、一般性的教育，的确（盖尔纳自己强调的）在现代社会的有效运行中起着某种重要作用，而不仅仅是社会使用的措辞可自我标榜的一部分”。因为它为工业社会中某种次生文化和高层次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高层次文化的出现，就必然导致民族主义，他说：“新普及的高层次文化，现在急需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加强。……既然高层次文化的任务如此伟大而艰巨，它就不可能不要政治基础。正如《布兰迪什小姐没有兰花》中的一个人物所指出的那样，每个姑娘都应该有丈夫，并且最好是她自己的丈夫。现在，每一种高层次文化都希望有一个国家，并且最好是它自己的国家。并不是所有的野蛮文化都可以成为高层次文化，那些没有可能成为趋势的文化会自动退出舞台，它们不会产生民族主义。那些自认为有可能成为趋势的文化，或者不用拟人的方法来谈论的，而那些人类载体认为其前景光明的文化，互相争夺就为了可以得到的人口和国家空间。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或者种族的冲突。在现有的政治疆界与旧的或者有政治抱负的具体的高层次文化的疆界不一致的地方，另一种极具民族主义时代特征的冲突便会发生。”所以，“民族主义的根源在于某种劳动分工，这种劳动分工是复杂的，不断积累和变化着的”。

工业社会也具备了民族主义产生的现实的充分条件：首先因为它存在次生文化产生的土壤，“在这个社会里，虽然次生社群已被部分消蚀，它们的道德权威受到极大削弱，但是人们仍然在各个方面存在差异。人可以根据高矮胖瘦、肤色黑白来分类，也可以用许多其它方法来分类”。这种分类方法便是抗熵的；其次，“沟通障碍”和“社会一致性抑制”是民族主义的具体产生两条途径。沟通障碍是：“在工业化早期，那些离开与更发达的中心地区没有甚么联系的文化和语言群体而进入新秩序的人们，所处的地位甚至连那些没有经济实力，但与政治经济统治者们共有同样文化的新无产阶级都不如。尽管文化和语言的距离，区分自己与别人不同的能力，会给个人带来巨大的不利，但是可以并且往往最终成为这个新兴世界的受害者的整个集体，或者未来可能形成的集体的优势，使他们能够认识，并且用明白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愤恨和不满。……也许情况迟早总会好转；但是，它以这种民族的形式，带来了一种新的高层次文化以及捍卫这种文化的国家。”社会一致性抑制是指社会形成的次生文化促使民族主义的形成，“当然，在工业化早期，如果低俗文化显得有政治前途，尤其是如果这些低俗文化代表了大量居住相对紧凑的人群的话，它们也有可能被利用，并变成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标志，用来辨别他们的身份，使他们团结起来”。这种抗熵性“出现在工业社会里，会导致分歧，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无法仅仅凭借良心的意愿和合法地位，或者政治上的领土恢复主义和实际行动就能够排除的社会学方面的障碍，这些障碍妨碍了文化同构型和社会熵，而这些不仅仅是发达的工业社会的规范，而且似乎是这种社会顺利运行的一个条件。这种对熵的有组织的抑制，很有可能是那个工业社会必须面对的最严重的威胁。”所以，盖尔纳说：“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人们公认，民族主义利用了事先业已存在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多种文化或者文化遗产，尽管这种利用是秘密的，并且往往把这些文化大加改头换面。”这样民族主义就产生出来了。

盖尔纳按照“权力、教育和共同的文化”三个标准对民族主义进行分类，他说：“我们的模式的出现，得益于引入了三个真正有意义的因素：在我们希望意义上的权力、教育和共同的文化。”按第一个要素权力来分，可以得到一个简化了的现代社会模式：掌权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把第二个要素教育加进来组合后，就可以得到四种可能的存在模式：“从权力分为两部分的社会角度看，现在存在着四种明显的可能性：可能只有掌权者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权力特权来保持自己对受教育机会的垄断；或者是掌权者和其它人都享有这种机会；亦或只有其它人（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享有这种机会，而掌权者却没有；有时候，双方都没有这种机会，或者更简单明了地说，掌权者和行使权力的对象全都是一群毫无知识的人，用卡尔•马克思的话说，沉浸在乡村生活的极端愚蠢的活动中。这种局面非常有可能存在，非常实在，在人类以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少见，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也不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如果把这种文化统一性和文化双重性的对立强加在我们确定的四种形式之上，立即会出现八种可能的情况。”第一种是“所谓的哈布斯堡王朝传统的民族主义”；第二种代表的情况很有意思：即有些人有权，有些没有权。第三种形式最恰当的名称是“散居国外者的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它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明确的、非常引人注目的和重要的次生形式。”

关于民族主义的未来，他认为：“民族主义最动荡的阶段，是伴随着早期工业主义和工业主义扩展的那个阶段。” “随着经济发展，这个距离也会在绝对意义上继续扩大。不过，一旦特权阶层和非特权阶层都达到某种水平之后，距离感就不再那么强烈了。”未来社会，“我们可以预期，民族主义冲突的尖锐程度将减弱。致使冲突尖锐化的，是早期工业主义带来的社会差别，是工业主义发展的不均衡。那些社会差别可能并不比农业社会泰然容忍的差别更糟，但是，它们不再会因为长期存在，因为已经成为传统，而被淡化或者被合法化，它们存在的环境，在其它方面给人以希望，鼓励人们对平等的期望，要求流动性。凡是文化差别起着划分这些差别的地方，就会出现麻烦；反之，就会天下太平。” “由于上述原因，可以期望晚期工业社会（如果人类有足够的时间来享受它的话）成为一个民族主义仅以一种淡化的、毒害程度较轻的形式存在其中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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