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比较研究(一）

提示：实现与西方以自由、人权、民主和神圣财产为核心价值的启蒙思想的“对接与融合”，成为20世纪汉语知识分子精英的一种理想诉求，并进而成为20世纪末中国制度设计之应然现实，但在肯定西方启蒙运动“理性”文明毋庸置疑的普世价值的同时，其宰制与异化的内在缺失以及由此而生的诸如私欲膨胀、生态失衡、社会失范等西方社会之固有症结亦成为当前我国体制集团、知识精英和草根资源的醒目焦虑，因此，曾经为五四启蒙所激烈批判甚至彻底否定的本土文化资源，理所当然而又众望所归地成为五四启蒙否定之否定——对启蒙缺失弥合与整拾、救赎与超越的精神资源，构成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激活与浴火重生的现代性宏大叙事。

    20世纪初“救亡图存”的现实国情和世纪末“社会转型”的现实国情，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和借鉴的一种理论范式和制度诉求，他们企图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对中国的“救亡”和“转型”的现实国情需要进行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制度设计，但无论是霍布斯、斯密、洛克等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还是罗尔斯、哈耶克、诺齐克等现代自由主义者，也无论是严复、胡适等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者还是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等当代自由主义者，[1]他们大都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来建构自由主义的理论特征和物化形式，即从人的“外部”关系即自由至上的个人权利观来阐述自由主义的理论范式，没有或很少从人的“本体”即“个体”的内在精神生活的自我超越与放逐来建构美学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与特征。
　　
　　一、 现代性对话：对接与融合
　　
　　20世纪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对接与融合”的时代，积弱积贫的现实痛苦迫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积极寻求“救亡图存”的富强路径，于是，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对接与融合”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阵痛抉择。这其中尽管有辜鸿铭式的“未名湖畔的长辫子”和“甲寅、学衡”派保守主义的墨守成规与固步自封，但“对接与融合”的“体用”选择始终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主题。自严复的《群己权界论》把作为西方启蒙运动普世价值的理性、自由和权利的启蒙强势话语转化为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心灵积习”后，儒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对接与融合”也成为三代新儒学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现代学术把传统儒学分化为个体心性儒学或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与社会政治儒学或政治哲学的重建两个部分。就前者而言，现代新儒学在20世纪持续一个世纪的理论致思，收获颇丰。但就后者来看，现代新儒学的回应则相形乏力。尽管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学把问题意识置于“体”的活化与重建上，没有更多地展开儒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对话，但以徐复观、牟宗三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学和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学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启蒙价值的对接语境中来复兴儒学的，其中特别是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学可以说是在全方位地展开儒家文化与西方启蒙运动主流价值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对接，甚至有论者提出了“儒家自由主义”的理论构思。[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