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故乡三部曲”与西部写作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6年4月23日下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雪漠‘故乡三部曲’与西部写作”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紫薇阁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先生主持本次研讨会。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女士，北大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女士，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庆祥先生，中央党校讲师丛治辰先生，《光明日报》文荟副刊副主编饶翔先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刚先生，《文艺理论与评论》杂志编辑部主任崔柯先生，新疆教育学院教授何莲芳女士，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故乡三部曲”责编陈彦瑾女士及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张凡、李静、兑文强、龚自强等学子与会并作精彩发言。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及来自全国各地读者粉丝约五十余人旁听。

雪漠“故乡三部曲”包括长篇小说《野狐岭》、长篇自传体散文《一个人的西部》和短篇小说集《深夜的蚕豆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016历时三年推出。1963年生于丝路重镇甘肃凉州的雪漠，一直以“定格存在”“定格文化”为写作目标，迄今已创作“大漠三部曲”“灵魂三部曲”两个依托西部大地的长篇小说系列。2009年，雪漠由甘肃移居岭南后，西部大地成了他记忆中的故乡，投射其创作中，便诞生了“故乡三部曲”这一新的作品系列。可以说，三部作品呈现了西部的三种风貌，定格了雪漠心中的三个故乡：一是大漠飞沙英雄奇幻的故乡（《野狐岭》），二是父老乡亲人生奋斗的故乡（《一个人的西部》），三是本土向世界讲述的故事里的故乡（《深夜的蚕豆声》）。

陈晓明：雪漠是少有的追求精神高度的作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先生表示：在中国今天的文坛上，雪漠是少有的有精神追求、精神高度、精神信念的作家。他认为雪漠的生活状态、存在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文学的方式。多年来，陈晓明先生一直关注雪漠创作，雪漠每一部作品的面世，都会给他带来惊奇之感，让他感觉到雪漠的“怪”，他在评论中也多次谈到雪漠“附体的写作”和“神话式的变化”。他说：雪漠对文学的理解和态度是很值得去探讨，很值得今天中国的批评家去关注的。

杨庆祥：雪漠以西部为中心，发现了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庆祥先生谈到，他读《野狐岭》时有一种惊艳之感。他认为，《野狐岭》所蕴含的历史厚度和深度、社会内容的广度，及新颖的叙述形式都符合他对长篇小说的一种期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涌起了一股文化“寻根”思潮，影响非常之大，但直到今天，寻根仍没有完成它的使命，文化寻根的诉求最终变成了对文化的批判。杨庆祥先生认为其原因在于，文化追求中缺少本土文化的自主性，因此，九十年代以后一直到当下，如果寻根再走下去，应该还有一个再寻根。他认为雪漠小说就在这样一个谱系里，在这样一个文化诉求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说，雪漠的写作不是外在的视角，而是完全内审的视角。在这个完全内审的视角里，雪漠以西部为中心，发现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具有很大的一个启示意义。

看到现场众多的雪漠读者，杨庆祥先生感到非常惊叹。他认为，雪漠的辐射力已经超过了所谓的西部文学。西部文学根本框不住他。在更普通的意义上，这种现象可能具有诗学、美学、精神性、灵性上的一种文化诉求。

邵燕君：作者、读者、写作方式构成的信仰关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女士对到场的众多粉丝也同样感到惊讶。作者与读者的这种关系，让她觉得充满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和信仰的神辉。她认为，雪漠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作家，而且标志性风格很强，主要体现在西部及附着于西部上的信仰。读雪漠的作品，让她看到了一个具有强烈宗教情怀的人。她以《新疆爷》的故事为例，认为雪漠的写作是一种信仰式的介入。在作者、读者和他的写作方式这三角关系之间，有一个封闭式的循环系统。那来自西部大地的生活、信仰、神秘主义，以及那种超然的生命态度，对今天文明社会遭受各种困境的生活有一种安慰和启迪。

贺桂梅：雪漠在全球化时代讲出了中国叙事

北大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女士认为雪漠是一个不断实现突破的作家。针对“西部”和“西部写作”，贺桂梅教授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语境下讲述中国故事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雪漠的“西部”是历史和文化的概念，具有地域文化和历史独特性的特征，这是当下中国叙事中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对于雪漠的文学创作，她分别从“现实主义”“文化主义”“象征主义”三个层面谈了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写作的内审性、精神动力与超越、文学与宗教等相关话题。对《野狐岭》中民族文化的交融，《深夜的蚕豆声》乡土叙事与当代历史的关系，《一个人的西部》中个人成长与文化熏染的必然性，贺桂梅教授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独到的阅读体悟。

陈福民：雪漠用自己的方式所从事的文学，给时代带来了营养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民先生在北大紫薇阁参加过多次会议，他认为这次研讨会参与人数是创纪录的。这一现象同样让他对“雪漠现象”极为感兴趣，他觉得很有必要进行研究和探讨。他认为，读者的这种参与完全处于自发性，与官方无关，只跟文学相关，或者跟雪漠所从事的文学方式相关，读者恰恰在文学上找到了关联性。他觉得，这足以见证文学的存在意义，特别是雪漠用自己的方式所从事的文学，在今天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有益的营养。到现在为止，陈福民认为《野狐岭》是雪漠创作当中最好的作品，是值得一再阅读的作品，是一部配得上“饱满”一词的作品。他说，雪漠的写作之所以称为一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有底气的，雪漠的精神性和文字的灵魂性都落到了实处。

何莲芳：独特的西部文化孕育出独特的作品

新疆教育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何莲芳女士对雪漠的“故乡三部曲”从“西部的概念”“西部文学”“西部与文学批评”三个角度讲了自己的理解和体悟。她认为“西部”具有时间、空间、文化上的独特意义和丰富内涵，而不是单一的。西部具有历史依存性、文化包容性与文化的多元性。她说，雪漠的自我成长及其作品的灵性都与西部大地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存在着紧密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很值得关注和探讨。

丛治辰：《深夜的蚕豆声》是一部雪漠的箴言书

中央党校讲师丛治辰先生在发言中谈了自己阅读《深夜的蚕豆声》时的体验，未读之前，他对小说的结构略有疑惑，书中雪漠对自己所讲故事的阐释，他担心会是多余，或被牵着走，但读完之后，他发现，作者对小说的解读，不但没有削弱小说阅读的丰富性，反而增加了阅读的丰富性。西部作家与汉学家的对话，如同禅宗公案中的“机锋”，表面看来是很随意的聊天喝茶、吃蚕豆，“没有主题”，是“不断游走漂移”的，但一言一行、一物一景中却充满了无限的玄机和奥秘。丛治辰说，这个对话不是对话，而是小说的一部分，是小说真正的价值，所表达的是内在的真正的诉求。

《深夜的蚕豆声》里的短篇大多选自雪漠的长篇小说，熟悉雪漠作品的读者可能认为有点重复，但丛治辰认为：“这些旧作或者零散的篇章没有简单地拼凑，而是做了重要的加工。这个重要的加工是当作者成长之后，再回过来用批评家的方式把它点亮。所以，在这里，我看到类似博尔赫斯的写法，用学者的姿态重新点亮自己的作品。”

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没有时间阅读雪漠长篇小说的人，丛治辰说：“雪漠给不熟悉他的读者提供了一个读本。这本书是一个解密读本。现实生活太繁杂，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精神超越性，耐不下心来读那么多的长篇小说，我们就可以读这本小说。雪漠的创造力那么旺盛，这是他精心选出来的，且是自己精心阐释的一本箴言书。”

同时，丛治辰先生还指出，在“一带一路”大的背景下，雪漠《深夜的蚕豆声》对西部的写作，提醒我们西部不单单是一个通道。“一带一路”不单单是带，不单单是路，而且它是一片土地。这本书在写男人的故事里面不断提到“土地”这个词。这些东西都不断的提醒我们，这块土地本身是有它的主体性，有它自身的文化，那些世世代代的人就是当地的居民，他们不是过客，不是商旅，这些人就是当地的居民。它不单单是贸易商道，而且是农耕文明的所在地。

徐刚：“西部写作”的路子在于精神资源的探求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刚认为《深夜的蚕豆声》是对“大漠三部曲”的一个简易版的阅读，从中可以看到非常熟悉的乡村小说所具备的元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质朴、非常本色、非常现实主义的乡村景观。而在《野狐岭》里，他认为是宗教文化的一种转移，是作者在为自己的创作寻找新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实质上已经超越了过去作品的那种小格局，在叙事题材和叙事方法上有了一种大气魄。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较之原来的创作都显得高大上，这是我们现在西部写作的一条路子。

崔柯：雪漠的小说有自动的完成机制

《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编辑部主任崔柯认为雪漠的小说有自动的完成机制，这是优秀作家强大的叙事能力的体现。对于《野狐岭》中尖锐的历史问题，崔柯认为雪漠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和判断。

张凡：走入内心世界的作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张凡认为雪漠是走入他内心的一位作家。他曾围绕“生命质感与灵魂超越”“追梦彼岸世界的想象与建构”为主题评论过《野狐岭》，他说：雪漠试图通过文本塑造向人们呈现出许许多多的“独一个”，这种怀着至诚之心去书写人生、生命以及灵魂的作品是当前这个时代亟需的精神养料。同时，他与雪漠老师也进行过一次深度的文学对谈，其内容已发表在《飞天》杂志上。张凡觉得，他在读“故乡三部曲”的时候，最令他触动的就是，雪漠对西部乡土、对西部生命那种最贴的感觉。这也正如雪漠老师所说的，从真心中流出的文字，不仅能“打人便疼”，更有一种贴心贴肺的感觉。

李静：雪漠作品有一以贯之的精神脉络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静认为雪漠的作品中有一以贯之的脉络，都可以当成一种精神的成长史来读。对于灵魂的超升、个人的超越和完成、出世与入世、救赎和出路、社会教化与德行修养等困惑和探求，李静认为都可以在《野狐岭》中找到满意的答案。

此外，北大博士生兑文强认为《野狐岭》是一部典型后现代主义叙事风格的作品，龚自强则用一句话对雪漠作品做了概括：“一切都是相由心生。”

饶翔：谁是雪漠的理想读者？

针对谁是雪漠的理想读者这一问题，《光明日报》副刊文荟副主编饶翔先生说：“一定是有内心世界、有精神追求、有现实困惑，希望寻求精神超越的一些人。或者更近一步说，可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

陈彦瑾：雪漠作品为读者提供了完整而有力的个人救赎系统

对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故乡三部曲”责编陈彦瑾从理想读者的角度谈了她对雪漠的理解，她认为雪漠作品提供了一个完整而有力的个人救赎系统，实际上，雪漠的文学和人生道路也是个人救赎的道路，文学、信仰、文化等等都是他救赎自己的资源。她认为，雪漠作为有主体性的魅力人格体，具有精神召唤的力量，他的作品超越了文学的边界，能够为读者观照世界、言说世界，和如何安放自己、如何安立个人提供有力的支点。今天，我们已不缺好作家好作品，但能够给读者一种个人救赎启示意义的作家很少，作品也很少，而雪漠在这方面做出了最富有成果的尝试，这也是她为什么不遗余力这么多年推出雪漠作品的原因。

雪漠：我有说不完的话，写不完的书

雪漠最后在发言中说：“当我们把人类的命运无限地延长到某一个点时，再反顾我们的今天，其实很多东西就会明白。人类中间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好的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就是让人类过得更好、更快乐、更明白。坏的哲学家就会让人类充满痛苦、绝望和焦虑。但无论怎样，人类的命运可能不可更改。那么，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经常观照当下的很多东西，包括政治、外交、艺术、文学，就会发现，其实一切都是人类自己设定的一种游戏规则，目的是让人类更快乐，离苦得乐。” 所以，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填充了什么。雪漠又说：“每个当下，我们都要努力做一些事情，但不要太在乎结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灵魂慢慢地就会属于自己。”

对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雪漠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和参照系，随着不断地成长，雪漠总有说不完的话，写不完的书，他总在“自娱自乐”，总在“自言自语”，在这样一种大幻化游戏之中，他创造着一个个世界，一部部书。他一直认为，说话是他自己的本分，也是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他说，“文学也罢，文化也罢，所有的东西都只是想把自己的话说出来，展示出来。我不管它是小说、文化，还是别的东西，只要能让接触它的人离苦得乐，快乐幸福，给他带来一种光明的东西，我觉得就够了。”

本次研讨会持续了3个多小时。与会嘉宾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表达了他们对雪漠作品的理解和对西部写作的思考。本次研讨会也引发了关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精神性的侧重考量，西部文学的架构与主体性、自主性等特点的思考。

雪漠作品所蕴含的独特人文价值和自强的精神追求，契合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符合时代发展需求，将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受众，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进一步增进也将贡献一份积极的力量。也正如陈晓明教授在研讨会结束之时所说：“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我们的研讨会也是对世界的一种贡献。”（黄永虎、古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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