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西部》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中华文学选刊》雪漠：生命中最大的困境

经历了弟弟的死，我的眼中，再也没啥更大的磨难和打击了。对我来说，梦想之外的一切，都像不断流淌的溪水，我是走在小溪边上的人。我不想留住那溪水，只愿静静地走路。

1993年1月，我从喧闹的世界走进了宁静的小屋。那小屋，在很早就租下了，一有空，我就去闭关。但1992年3月到12月之间，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事干扰我，但每天大多能坚持三到四座禅修，有六到八个小时。我每天早上三点起床，到八点上班时，我一般能修两座。中午和晚上也能各修一座。

但那期待中的觉悟，还是看不到影子。那时节，我就像风中的柳絮，随着世事不断飘移。写作一直不太顺利，因此，我总是非常焦虑。幸好，禅修让我有了一种定力，没被环境同化，也没有因为忙碌而丢掉我的追求。不管座下要处理多少事情，不管写不出东西时，我有多么焦虑，座上的我，都是宁静和超然的。我很少在禅修时考虑其他事情。修行为我营造了一个宁静安详的氛围，我才没被纷扰的世事搅乱了心。

那时节，我也会常常写一些诗，提醒自己：

卿卿修道已成功，上座好似观世音。

一见邪师口吐秽，食肉夜叉怒空行。

只是师尊偶一试，虚名引来斗牛风。

黄发冲冠红颜怒，不怕火烧功德林？

卿说要降魔，斩尽诸魔军。

何必跟疯狗，计较赛吠声。

乌云自来去，是非勿上心。

性命呼吸间，转瞬即成空。

诽谤是梵乐，不斗不嗔恨。

不争不解释，放下是正行。

卿当守空性，妄想自涤清。

每天，我一上座，就好像离开凡尘俗世，到了净土。那温柔而清凉的氛围，就像母亲的手，一下一下，抚慰我焦虑不安的心灵。我很喜欢那种宁静。或许是因为对宁静的偏爱，我一直不觉得禅修枯燥乏味，也始终不觉得禅修是一件苦事。我从不在禅修上敷衍了事。我很明白，禅修是为了定心得慧，这是做给自己的，不是为了讨好佛菩萨。它是我发自内心的一种需要，是一种完成自己的方式。在我的生命中，它甚至比写作更重要。在写作和禅修之间，禅修总排在前面。我的习惯是在书桌前禅修，有感觉了，就写；没感觉了，就观修。因为我知道，要是禅修不成功，我也写不出啥大东西。我将写出好东西的可能性，像押宝一样，压在我自己的灵魂升华上。

我爱禅修，并不是因为我贪恋宁静，而是因为我向往大智慧和大慈悲。这向往，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名啊、利啊之类的追求，对我毫无意义，我不是为了那些东西活着的。我也明白，一个人最初可能并不贪恋那些东西，但随着环境的腌，他就会慢慢觉出那东西的重要性。当他觉得那些东西也很重要时，他的心灵就已变异了。刚开始，他很难发现自己的变化，即使发现了，也很可能不愿承认，最后不得不承认时，可能已六神无主了。所以，我必须坚持禅修。

我需要教委的工作，它为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染缸，里面充满了功利、欲望、机心和各种陋习。它的负面影响，是千丝万缕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警觉，我就会轻易被它污染。它会激活我内心一些负面的东西。这是非常可怕的。虽然我已破除了诸多的执着，但如果不坚持禅修、拒绝环境中的异味，我那趋向于洁净的心，还是有可能会被环境污染的。我有几位很好的学生，刚学禅修时，很有信心，升华很快，后来，一陷入单位，就很快被异化了。人一旦被异化，再反顾信仰时，会否定自己的当初，也甚至会否定信仰。要改变这种状态，也许只有在死亡降临时，才有可能，像心印法师，要是没有绝症，她是不可能实现超越的。所以，我老说身边的几位志愿者已超过心印法师，我的理由是，他们是在健康时坚定地选择了信仰的，要是心印法师仍然健康的话，她可能仍然会选择世俗的成功。

要知道，信仰之路并不平坦，陷阱很多。有些陷阱非常明显，你可以轻易识破；有些陷阱却伪装得非常成功，你陷入其中也不易察觉；有些甚至是貌似信仰的魔桶，就更危险了。要是你还没有找到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位上师，走偏时，是没人能告诉你的。所以，那时的我，必须非常小心、苛刻地对待自己，时时自省、自律、自强，始终以佛菩萨为标杆，约束、调伏、升华自己的心，否则，我在文学上的苦修，也是很难成功的。写出《入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再没出现很好的写作感觉，1993年，我仍然每天写作，但都不成功，就扔了再写，写了再扔，依然非常苦闷。有时，连续一个月的写作——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煎熬——让我从肉体到精神，都疲劳到极点，我渐渐有了一种透支的感觉。唯有在读书时，我还能感觉到一线希望。

那时，我读了很多书，以俄罗斯文学为主。大部分小说，我都是通读，唯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精读了好几遍，有的也在书上做了批注。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虽然写作一直不顺利，但我的心灵一直在成长着。我的灵魂开始独立了，因此，才能跟两位世界级大文豪对话。我更没想到，再过几个月，我就会迎来文学的顿悟。相反，我越来越绝望了。我的黑夜越来越浓，我寻求一处宁静的、能让我写出东西的所在，但那伊甸园，却远到梦里去了，那时的我是痛苦的。

我对文学的执着达到了顶峰。

无论在做什么，我都想着写作，我只想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我非常害怕，怕那坚持了多年的梦想，会无疾而终。我整天都在练笔，就连梦里也在练笔，我很想找到一个能与之灵魂沟通的人，向他倾诉我的期待。但迎接我的，只有孤独。

世界仍叫我感动，但我心里，已填满了写不出东西的焦虑，那些感动，也总会在我提笔的那一刻，悄悄地溜走。它多像一个淘气的孩子呀。但是，我也觉不出那可爱了。我只想好好地写作。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猎原》出版后，鲁新云看到那后记，才知道我当初的痛苦，就对我说，活该！孤独时，你为啥不找我？但她不知道，那时节，任何人都拯救不了我，让我痛苦的，是灵魂深处的一种孤独，不是孤单。任何亲友的陪伴，都不能解除我的痛苦和无助，能拯救我的，只有心灵的明白。但是，无论在修行上，还是在文学上，我都没有找到能令我明白的老师，只能拼命地读书。

那个月里，我读书九十八个小时，写作三十个小时，用于工作的时间，已很少了。

蒲龙给了我很大的自由，他安排我编《武威教育简报》，其他的工作也不多了。那报纸一个月才出版一期，编起来不难，组稿时还能随时下乡采访，我就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那时，我一天修四座，每座两到三个小时，除了处理一些必要的事情之外，我很少外出。但修行和写作，仍然没有出现质的飞跃，那条系在我和梦想之间的红丝带，也发出了撕裂的声音。它和我的心灵一样，已到了一种极限。

那时的我，陷入了生命中最大的困境。

——刊于《中华文学选刊》2016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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