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  陈亚珍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雪漠：灵魂的拷问和身份的追索

――解读《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

 

 

我在甘南草原体验生活，已经有两个多月了。我想感受另一种生活，再写出几部能安慰自己灵魂的好作品。

我这次西部之行，源于雷达老师对一部小说的推荐——它就是今天研讨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我看到这部小说之后，我突然觉得，很多中国作家，都应当惭愧——包括一些获了大奖的人。他们根本不能和这个默默无闻的作家相比拟。我看完小说之后，便发短信感谢雷老师，感谢他推荐这样的作品。我对雷老师说，以后我也想写几部这样的作品。于是，我就重新回到了西部，在甘南草原体验生活。

看到《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以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她的作品是灵魂的倾泻，生命的迸发，决不是技巧的功效。陈亚珍真的很了不起。我的儿子陈亦新看完之后说：“这样的作品如果被埋没，中国文学是没有希望的。”

当然，目前这部小说被中国小说排行榜评为上榜图书。感谢雷老师推荐了这本书，让我们很多作家，发现了自己和这本书的距离。我们的作家应该更好的去深入生活，让自己的灵魂更加博大，更加强健有力。

我跟陈亚珍的创作追求有相近之处。相较于文学作品，都喜欢看宗教、哲学类著作。过去我在武威，有一间闭关的小房子，保留了将近二十年。在这间房子里，我放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我的上师——活佛的照片；另外一张是雷达老师的照片。我一直很感激雷达老师发现了我的《大漠祭》，经过他的力推，才让更多的人发现了我。在这一点上，陈亚珍也一样。所以，雷达老师对文学的热情和赤诚我是深有感触的，他对任何一个他认为写出好作品的作者无论世俗地位高低，都是一视同仁的！这样的文学心灵是值得我崇尚的。我把他的照片放在书桌上，提醒自己一定要写出好作品来报答他的心灵。所以，宗教和文学两种力量，形成我生命的元素。雷老师代表文学，上师代表佛教，造就了我生命追求的两峰。当雷老师占上风时，《猎原》、《白虎关》、《西夏咒》便从我心灵中流泻出来。当上师占了上风，我就专注于“光明大手印”、《无死的金刚心》这些佛理佛心的书写。它们有时在我生命中纠结，有时互为统一。正如儿子所说，雪漠本是一个作家，却想当佛陀。其实宗教和文学不尽相同，但都需要精神超越，其终极意义是：善！于是我的小说有了另外一种张力。

阅读陈亚珍的作品亦然，我总能感到文学之外有一种张大的力量。《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以充沛的内功、强大的心灵力量、超凡的思辩、原始森林般的生活容量，写了一个被良知拷问的灵魂和一群被灵魂拷问的生命。

书的开篇，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寻觅和追问的灵魂。依照作者所言：“活着的时候我想死，死去的时候我想活，于是我又勇敢的复活了”。“我”成了一个追问和寻觅的灵魂，重回人间，重回故土，重见家人，为了寻根问祖，为了爱的渴望。这既是灵魂本身的追问，同时又是灵魂---良知对活人的拷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说法，肉体本是灵魂的载体，肉体随时可以消失，但灵魂却不灭。我更愿意将灵魂当成是一种良知，因为凡有渴求良知者，总是会感受到灵魂的被迫受欺。而丧失良知者不在乎灵魂是否安然。也许，惠儿的灵魂复活或者说不死，正是她的良知使然，也正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在招唤她，比如他的父亲，惠儿灵魂的出现是父亲的一个难题，他必须正视他不愿正视的种种。起初正如书中所见，父亲更多的是个背景，也是惠儿生命中的一个影子；再如她的二妹，正在崇高与低俗的十字路口，时而嘲弄，时而仇恨，时而悲天，时而捶胸，他们都需要“灵魂”。所以惠儿无疑是灵魂的救赎者，设若没有灵魂的拷问，惠儿爹们则无法安息，惠儿姐妹们则无法选择，书中的众多角色也不可能有升华的可能。因此，我们首先看到了一个四处奔走的灵魂，她首先以寻祖的形式，追问良知。

“祖”是什么？祖就是一个人的身份。书中还有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没有身份就像一个民族没有祖国一样。这句话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其意义让我意识到亡灵是寻找做为一个“人”的身份，什么是人的身份？作者说：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人的全部身份在于爱与信念！如果人类失去了爱，就丧失了最后一点文化。是的，爱、良知、信念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可人类的良知已被腐蚀、被淹没、被侵袭，但良知使灵魂死而复生，去寻觅，去追问，去化解，甚至去引领，去洗礼，去救赎。由此，我断想灵魂不止是寻根问祖单一的含义，而是寻找真正的“人”的身份。

其次是对“规矩”的追问。

“规矩”如同层层蛛丝制约着世人。惠儿生活的梨花庄像所有的村庄一样，似乎都有一个魔幻式的、神化式的、唯美式的开始，点石成金般给了那块土地一个灵魂。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在那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日夜耕作，守着古老的规矩，不超一步，不越一池。于是，这千古传下的“规矩”也开始被灵魂追问。有人说规矩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是绑架灵魂的魔鬼，也有人说规矩本是善和美的使者，失去规矩就是恶。

规矩是什么？

其实文化祖先制定“规矩”正是校正人的行为，然而它一但程式化、教条化，人性就在其中桎梏。书中的“规矩”让九妮刺瞎了自己的眼睛，独眼九妮又用“规矩”杀死了所有需要爱和应该被爱的女人们，最后又被破“规”纵“欲”的养女击毙在“贞洁”牌坊下；“规矩”让惠儿的母亲以“不贞”为名屈辱地活在梨花庄，被深爱的丈夫抛弃；规矩”又让许多烈士遗孀跳井、上吊死于非命，也让惠儿嫁了张世聪。后来，被玉米们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理念，把这“规矩”彻底粉碎了……自此，梨花庄无一瓣梨花，凡有灵之物一概不复存在。

旧的“规矩”破了，新的“规矩”再次成立，它的呈现似乎潜在中更加惨烈。玉米们肆无忌惮，一会儿舞起革命的大旗，一会儿歌唱造反的小调，他们永远是时代的宠儿，是权钱的追随者，他们深通任何一个时代的“规矩”其妙处。因此人世间的最大工程是：消解规矩、再造规矩、利用规矩。这其中也包括张世聪们，一群可怜的小人物，当他们制造不了规矩时，便成了规矩的爪牙。凡是这样的“规矩”都是虚假的，是经不起时间推敲的，也经不起历史追问的。任何一个良知者，都会明白，这“规矩”实际上是人类生存过程中，残忍厮杀时的一种遮羞布。

在这部小说中，惠儿奶奶，是个目不识丁的思想者，她知道再大的“规矩”也大不过活命、大不过一个孩子的亲娘。如果规矩变成凶器反过来刺向人心时，这规矩就是元凶。惠儿奶奶沒有成为规矩的奴隶，她以内心的痛切、坚毅，有效地摒弃了“规矩”维护了一条命。这是这个人物的伟大之处。但更多的人在“规矩”面前，钝化了良知，随着人潮，拥上了那班不知去向何处的公共车。他们在车上拥挤着，厮杀着、吵闹着，望不到一点属于自己的风景。他们自动放弃做人的尊严。像书中所说，只有“狗”做到位了，才能支起来做所谓的“人”。

巨大的历史漩涡海啸般席卷了人的灵魂，剩下的，只是一堆堆干巴巴的肉体。他们木偶般的笑着、动着，念叨着那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

为何会有这历史的漩涡？这漩涡的主宰者是谁？谁能超越这漩涡，超越这集体无意识的宿命？

有人说这漩涡是国家、是民族，是地域，是人种或血脉。每当一个漩涡卷起千层浪时，民族、国家、种族无不在巨大的痛苦之中，梨花庄的人不就是这样吗？因为汞矿，土有毒，水有毒，食物有毒，人也有毒。废弃——难道是一个村庄的终极悲怆？。这正是艺术家们、文学家们时刻警觉的，用历史来提示现代，用经历来告知人类，用语言来展示因果，用疼痛来提醒时代和时代的“规矩”。如此，庸常者才有可能发现那个即将到来的灾难，至少听到了警钟的鸣响。

所以，才有了大量的思辨。这种“思辨”则是一个真实的灵魂不由自己的倾诉，那些话畅快淋漓，酣畅痛快，仿佛久病之人一场大汗后不治而愈。为此在那些“思辨”汇入了形象体系，让人感受到它不是在说教，而是良知的共振、摩擦和燃烧。在熊熊的烈火中，真金接受着最炽热的冶炼，灵魂需要洗礼，需要被人间称之为苦难的洗礼。

你到底有没有灵魂？非是无知时的自大之言，而是经历拷问后的生命轨迹。

灵魂的拷问是一种态度，我相信作者就是在这种态度下写作的，她用文学拷问着自己，历练着自己，升华着自己。但是在升华之处还有一个空间。字里行间中苦难的味道浓烈不散，虽然也能看到作者对爱的追求，却没能用爱化解所有的仇恨，让爱成为一种智慧。

书后评者说，平庸的作家书写的是个人的心灵，优秀的作家书写的是民族心灵，伟大的作家书写的是人类的心灵。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陈亚珍无疑是优秀的作家，她书写了一个民族的心灵，但又不仅仅如此。战争、饥饿、瘟疫、政治高压、文化禁锢、人心的黑暗，哪一个民族不承受这样的灾难和痛苦？所以这部书又是人类灵魂的书写。亡灵的找寻是茫然的，这也许就是人类的宿命。但作者最后的仁慈是：让亡灵与亲人团聚。最高的理想是：“让仇恨扯远，让爱延伸”，他们“终于唱起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歌”，这歌声还要让所有的人都听见。所以，这部作品里的爱，是灵魂的绝唱，她宁静、安息……

也许我的解读称不上解读，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和人物当成毫无关系的二元，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何尝不是自己，而自己又何尝不是人物。文学成全着作者，同时也成全着读者。

——2013年8月18日“陈亚珍作品研讨会”发言

 

 

雪漠文化网12月荐书《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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