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与著名学者陈思和、资深编辑曹元勇对谈西部文学的自觉与自信

2015年8月24日晚七点，作家雪漠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陈思和教授，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资深编辑曹元勇先生做客上海思南读书会，进行了一场题为“西部文学的自觉与自信”的深度对谈。此次读书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一个人的西部》责编陈彦瑾女士主持。为方便场外读者参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特意开通了网上直播间，很多读者通过手机或电脑收听了现场直播。

对谈一开始，陈思和教授便简单介绍了与雪漠老师多年以来的相识相知，因为对西部文学的挚爱，陈思和教授一直以来非常关注西北作家及西部文学。他说，西部文学远远还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尊重和关注，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

2000年，雪漠成名作《大漠祭》在上海正式出版，一面世便引起了整个中国文坛的高度关注，其影响力非常之大，入围茅盾文学奖。同时，《大漠祭》的出版，也为上海这座城市吹来了一股强有力的西北风。2003年，陈思和教授担任《上海文学》杂志主编，为了能给上海文学注入新鲜的活力，他曾到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组稿，这时才与雪漠老师真正相识。2005年9月，《上海文学》杂志联合甘肃作协组织策划了“甘肃小说八骏”活动，在上海做了一系列的文学交流活动，让上海读者大开眼界。同年，雪漠老师与陈思和教授也受邀参加了由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名家解读名著系列“西部文化与文学精神”讲座。2009年10月，在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亲自主持了雪漠长篇小说《白虎关》的研讨会。随后的多年中，雪漠老师多次来上海参加文化交流活动，陈思和教授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每次雪漠老师到上海参加演讲或其他活动时，陈思和教授总是尽可能地将“机会”留给雪漠老师，他深深地知道处于西北边域的一位作家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不易，所以，很多场合下，他总是让雪漠老师多说，以期让上海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西部文学。所以，雪漠老师每次来到上海，心里总是倍感温暖。

在交流现场，雪漠老师讲述了《一个人的西部》的诞生过程，以及自己写作这部书的目的。他说：“我把自己当作一个标本，就想告诉世界，在一个贫穷而闭塞的小地方，一个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的孩子，怀揣着一个作家梦，孤身一人在漫漫黑夜中跋涉，因为了选择，因为了坚持，因为了自强不息而改变了命运。在这个过程中，自己靠的就是选择和信仰的力量，以及对一种文化的认可，才走到了今天。我觉着，如果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以及把人和土地、人和文化、人和命运之间的联系写出来，可能会给很多人带来一种启发。”

谈到文学的价值和写作的意义时，雪漠老师说：“我的写作总有一种自以为的意义，总在寻找一种活着的理由，总想在死亡之前完成自己，总在时时地为自己设定一个高度，能为这个世界贡献出更多的、正面的东西。所以，我的小说也罢、散文也罢、文化著作也罢，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这是我写作的意义。”“我所有的目的就是让心属于自己，然后汲取人类所有的文化营养，让自己强大起来。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小狮子，让它慢慢地长大长大，所有的文化营养都变成自己的营养。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让自己强大。当真正变成大狮子的时候，我才可能生下狮子。当没有了自我，没有任何执著的时候，我就知道，能写《红楼梦》的，必然是曹雪芹，不可能是别人。所以，我尽量地让自己远离一些渺小的、局限的东西，远离一些是非和欲望，让自己一天一天大起来。虽然刚开始很小，慢慢地就训练到了今天，很多人称是严格的训练，实质上就是完善我自己。在这样一种大的格局下，能够生下一些属于自己的孩子。《一个人的西部》中就记录了这个过程。”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曹元勇先生是一位资深编辑，学养很深厚，曾编辑过莫言作品系列、张承志文集、《江南三部曲》等，同时，他也是一位翻译家，翻译出版了《海浪》《马尔特手记》《老无所依》《黑色唱片》等作品。去年，在上海书展期间，《野狐岭》出版时，曹元勇先生曾与雪漠老师进行过关于“小说的民间性与世界性”的文学对谈。

在这次对谈中，曹元勇先生重点分享了阅读《一个人的西部》时的一些感受。他说：“《野狐岭》去年讲了很多，也像雪漠老师讲的，对阅读者来说，这是有挑战性的一部书。《一个人的西部》，我觉得，雪漠写的时候，不是说把它写成精致的散文或一个精致的故事，他有一个非常大的野心。现在，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或者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或者说随着各种各样进程的发展等，乡村在过去给我们留下的非常珍贵的那些温馨的记忆不见了，雪漠希望通过文字留下来。在他的故乡那边，如果他不写，可能谁也不会写。”

陈彦瑾女士向陈思和教授请教说：从2005年“甘肃小说八骏”推出，至今已有十年了。十年回看西部文学，已经有了很多的创作成果，例如雪漠就创作了《白虎关》《西夏咒》《野狐岭》等长篇，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语境下，我们如何定义西部文学？西部文学现状如何？它应该是怎样？怎么获得一种理论的自觉？

陈思和教授说：“西部文化是什么东西？我没有办法说，应该由雪漠来说，因为他在那儿生长出来的。文学跟精神的东西、跟审美的东西、跟完美东西，跟那个地方的天地是融为一体。这个东西你在上海编不出来。上海只能编出弄堂、思南公馆来，编不出大西北的大天、大地，大美。上海应该承担更高的境界，把中国的多元文化展示出来。这种展示有什么意义呢？我的理解，西部文化和我们今天的文化差异很大，首先就是表现在一个精神方面。这是我对西部文学和东部文学，认为不一样的地方。东部文学缺少的东西正好是西部文学补充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上海去帮助西部文学提升，而应该把西部文学这个好东西介绍给上海，不要在小事小非、物质上纠缠，应该在更高层面上看人生。”

陈彦瑾女士说：“三十年前寻根文学，是文学从政治束缚下觉醒，作家们纷纷向民族精神地域文化寻根，今天都市文学高度发达，文学也需要从世俗功利商业市场束缚下觉醒，寻找精神之根和文化之根。西部一直被认为是民族的精神高地和文化源头。因此西部文学的精神性，可能是西部文学可以给当代文学提供的最独特的资源，它既是文化上的一种资源，也是写作上面的资源。”

随后，针对“西部”这个概念，曹元勇先生分别从地域上的西部、文化上的西部、精神上的西部、文学上的西部分析了西部文化所呈现出来的诸多的现象，这些现象都反映在西部文学作品中，所以，让他意识到西部文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说：“人类的文明是多级的，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座青藏高原，是很可怕的，同样，如果文学上只有一个独立的高峰，也是不可能的。我不喜欢动不动就拿出《百年孤独》来，说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它只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之一。高峰有无数。当然，这也需要西部作家的努力，包括雪漠这样的作家的不断努力，才能真正地让西部文学出现一片一片的高山。有了高峰以后，就能真的变成谁也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

整个对谈进行了两个小时，很多读者都感到意犹未尽。随后，雪漠老师回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后，活动便进入了签售环节。至此，作家雪漠在上海书展期间的系列文化活动圆满地告一段落，大家都期待着下一次的再次相聚。（雪漠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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