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就是研究爱文学的方式

张新颖：文学就是研究爱文学的方式

有知名文学家为之由衷赞叹：因为我看到一些杰出的人，他们并没有深长的生活阅历，就能对艺术做出深刻的把握。张新颖就是这一类人。他的认真，并没有因为他的敏悟而减少。同样，他对理论的专注，也丝毫没有折损他烂漫的想象。思与悟，归纳与畅想，有时在一个学者那儿并不是相互支持的。而且，词语的组织能力也并不等于真正的见解。张新颖却能够将二者那么完美地综合一体。

获颁第六届鲁迅文学理论评论奖，张新颖说：“文学研究是我爱文学的方式。”

文学研究就是爱文学的方式

问：徐芳

答：张新颖

说到“爱文学”，说到沈从文，他便拈起一册书：“很少有人的材料像沈从文这样连续、完整，我想，做不到一天一天地排下来，但是差不多以星期为单位的话可以排下来。”

其实要全面研究一个作家一系列作品，并非易事。且不说全部阅读，起码要看完大部分作品与资料，要知道别人研究的角度与深度，还需要独辟蹊径。张新颖尊重有风格的批评与写作，也看重文学经验的积累与体验。25年的文学历程中，他既自己写诗，也撰诗评；既写随笔，更写作家作品评论，如对作家沈从文、穆旦、王安忆、张炜、贾平凹等，他都曾有过专评乃至专著。

把评论的事做到极致是怎样？据说就是一种情怀。

不能假装当代是凭空产生的

问：获颁第六届鲁迅文学理论评论奖的，印象中多是砖头厚的专著，而你这篇《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是以一万多字的单篇文章获奖，这说明了什么？

答：这个大概不能说明什么，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书有书的好，文章有文章的好。以前理论批评奖里面，获奖的有书，也有单篇文章，虽然单篇文章比较少。

问：你说过“要说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恐怕就是，因为我多年从事沈从文的研究，我以沈从文为个案，描述了现代和当代文学之间密切联系的一条脉络。”但有人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为什么理论评论要解析经典名作、经典作家呢？是否所有历史上的艺术、文学研究，都必须和当代相结合？

答：不是说所有历史上的艺术、文学研究，都必须和当代结合，而是说，我们在当代，不能假装我们这个当代是凭空产生的，或者可以孤立存在，和历史不发生关系；当代的创作，也不可能和历史上的创作不发生关系。

我做现代文学研究，一个很深的感想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最近的文脉就是现代文脉，或者换个说法，是我们现代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其实已经超过了用“重要性”这样的词来描述。怎么说呢？不论我们承认不承认，意识没意识到，我们都是一个现代文学传统，或者说是现代文脉的承受者。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这样讲话，为什么这样写作，就有一个最基本的现代汉语的问题。但现代汉语的文学历史，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时间。我们不能以为现代汉语这个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一个最近的创造过程中才逐渐产生的，这里面当然不是一种力量，但是最重要的一种力量，就是现代文学的创造力量。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东西完全无知的话，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所以我想多一点自觉，总比少一点自觉好。就是对这个文脉多一点感受，总比少一点感受好。

现代文脉这个东西，不是一条一脉，也不固定。我们会把一些东西固定化，把一些东西给它命名，但究竟有没有一条我们自己理出来的，概括出来的，可以说得清楚的那个传统？有否那一条线，有否那一脉，其实我是很怀疑的。这些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大家也知道，其实在现代的起点上，汇入很多很多的声音，但就是这个众声喧哗的宽阔局面，也慢慢变得狭窄了。

我们在讲文脉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它固定化、概念化，不要相信概括出来的东西，要由我们自己去体会。有的传统，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还有一些传统一下子看不到，那个脉它是比较隐藏的，但那个比较“隐”的脉，它一定是比“显”的不重要吗？这个也不一定。

还有一点我想说，作为一个今天的人，我们不要害怕传统文脉，那个东西会掩盖且抹杀掉我们的创造性。我想应该有一点勇气，比如说像当年的艾略特，他讲个人才能和传统的时候，他说儿子发明父亲。当艾略特老了的时候，他也会反省这个说法，但儿子发明父亲，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现代文学传统，就是我们那个遗产，到底是不是有价值的，这个不仅看遗产本身，还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把那个传统激活，去从那里面发现有价值的部分。

所以这个不是考验传统，而是考验我们自己。有的东西就是了不起，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比如说撞钟，有些人撞不响，有的人力气小，回响也就比较小；有的人力气大，就很响。

其实是考验我们自己的力量，包括我们自己的创造力，有创造力才能够把这个传统激活，才能够从这个传统里面发现更有价值的东西——你如果真的能够把它激活。真的有所发现的话，再用文脉这个词来讲，比如说我们找矿，找到了一个脉，就了不得。所以，如在个人的创作上，为自己找到一个脉，这个脉并不受任何专家学者指引，而是你自己去找到的，它就能够给你提供力量，更可以持续地支持你不断创造。

我描述沈从文传统在当代创作中的回响，其实有上面说的这么个思想背景在，所以我说是一个个案，一条脉络。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气数”和伟力，造就繁华鼎沸的上海

问：你曾和王安忆做过大量关于创作的对话，她倾尽心血去写，也写出了极大的分量。我认为她的作品里“物”的形象十分鲜明，就以《天香》为例，你认为《天香》中的“物”，与罗布·格里耶所状写的“物”有什么不同？在格里耶那儿，“物”与“人”一样，可以成为作品的主体，“物”是与“人”并列的一个中心。王安忆笔下的“物”与中国古代的“物”诗之间，有没有某种传承关系？

答：太不一样了。罗布·格里耶的“物”是要和主观的感情投射隔离开来，《天香》里的“物”——顾绣，她叫做“天香园绣”，却是载体，中介，创造物，不仅和小说里的人物不可分割，而且和小说叙述者的认识、感情紧密关联。而且我觉得《天香》好，就好在这个“物”聚集了很多东西。

王安忆多年前留意顾绣，不论这出于有意识的选择，还是无意识的遭遇，现在回过头去看，是预留了拓展的空间。这一物件选得好，就因为自身含有展开的空间，好就好它是四通八达的。四通八达是此物本身内含的性质，但作家也要有意识地去响应这种性质，创造性的，有能力去地写出来才行。

“天香园绣”这个物件，有几个“通”所连接、结合的丰富层次：

一是自身的上下通。“天香园绣”本质上是工艺品，能上能下。向上是艺术，发展到极处是罕见天才的至高艺术；向下是实用、日用，与百姓生活相连，与民间生计相关。这样的上下通，就连接起不同层面的世界。

还不仅如此，“天香园绣”起自民间，经过闺阁向上提升精进，达到出神入化、天下绝品的境地，又从至高的精尖处回落，流出天香园，流向轰轰烈烈的世俗民间，回到民间，完成了一个循环，更把自身的命运推向广阔的生机之中。

二是通性格人心。天工开物，假借人手，所以物中有人，有人的性格、遭遇、修养、技巧、慧心、神思。这些因素综合外化，变成有形的物。“天香园绣”的里外通，连接起与各种人事、各色人生的关系。“天香园绣”的历史，也即三代女性创造它的历史，同时也是三代女性的寂寞心史，一物之产生、发展和流变，积聚又融通了多少生命的丰富信息？！

还有一通，是与时势通，与“气数”通，与历史的大逻辑通。顾绣产生于晚明，那一时期人对生产技术的认识与掌握已进步到自觉的阶段，“天香园绣”也是顺了、应了、通了这样的大势和“气数”。

“天香园绣”能逆申家的衰势而兴，不只是闺阁中几个女性的个人才艺和能力，也与这个“更大的气数”——“天香园”外头那种“从四面八方合拢而来”的时势与历史的伟力——息息相关。放长放宽视界，就能清楚地看到，这“气数”和伟力，把一个几近荒蛮之地，造就成了繁华鼎沸的上海。

中国文学有缘“物”抒情的传统，王安忆的小说和古代“物”诗，未必有什么直接关联，但她写“天香园绣”通性格人心、关时运气数、法天地造化，其实也不妨看作是一种“抽象的抒情”。

评论是在寻求真理、形成理论的过程中

问：该怎么理解文艺对评论的本质诉求？文艺批评接受文艺创作的过程，或就是一个审美的过程？

答：其实批评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就像小说有各种各样的小说，诗歌有各种各样的诗歌一样，但我们总想要一种一样的批评，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每个人对批评的理解不一样，这才是正常的。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理解的批评。

批评是一项尴尬的事业，在今天，尤其如此。公众要求批评对作品说话，判断作品的好坏优劣，要求批评给出结论和说法，这个结论和说法要简单、明了，如果还能痛快，那就更好了。批评家好像是拿着一把尺子去丈量作品的人，有时候他们不仅被要求报出丈量的结果，而且还被要求亮出他们的尺子：他们经常被追问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可是，我想说的是，虽然批评有时候是判断，批评却并不就是判断。批评家也不是作品的丈量员，我的手里没有尺子。

当批评家以批评的方式面对文学的时候，并不需要有一个或几个标准，一把或几把尺子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不需要以掌握了某种真理，或某种正确理论的姿态去居高临下地判断。

我这样说，并不表明我认为批评，是和真理、理论无关的，是完全随意的；比起那种认为已经拥有了真理或理论的批评来，我更愿意认为批评是在寻求真理、形成理论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它和文学作品对话，它可能会从作品中受益，得到帮助，当然也可能得不到帮助。

批评从作品中受益，得到帮助，这是无比美妙的事情，拿着尺子的批评家——不论这把尺子是用来测量作品的，还是时刻准备变成戒尺来打作家手心的——是无法享受这样的“美妙”。

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批评，是从它所批评的作品中产生出来的。我不能同意，那种认为批评是寄生于作品的想法。

批评是从哪里来的？批评家的观念和趣味，他的观察、描述和判断能力，他的发现、阐释和想象能力，他的修养和风格，他的人格和信念，是从他个人的人生经验和所受的教育总量中，从人类悠长丰富的文学传统中，从他所置身的广阔深厚的生活世界中，一点一滴累积形成的。

这一点一滴累积形成的，是一个独立、坚实、自主的个体，虽然批评家不带着尺子，他却不是内心一片空白地面对作品。

批评家带着足够的谦虚和作品对话，同时他也带着足够的自尊和作品对话。他面对作品说话，却不仅仅是对作品说话，他更是面对着批评和作品共同置身的广阔深厚的生活世界说话……面对着批评和作品共同拥有的文学传统说话，同时，他也可以是面对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教育总量，自己对自己说话。

因为批评从个人生命、文学传统和生活世界中产生，所以，个人生命、文学传统、生活世界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批评就有可能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批评面对作品说话，作品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批评就有可能有多么丰富和复杂。

比起要求批评判断作品的好坏优劣、给出结论和说法来，相反方向的要求——要求批评充分实践它可能有的丰富和复杂，充分实践它的独立、自主和自由，充分实践它的严肃和亲切，它的一丝不苟和活泼生动，它的直接明朗和曲折隐晦，甚至充分实践和深化它自身的欢乐和痛苦——我以为，是更难的，却更值得去努力的。

朝向这个方向的批评实践，不仅有益于批评自身，而且将有益于与它紧密联系的个人生命、文学传统和生活世界，有益于和它对话的文学作品。

批评要有“置身其中”的自我意识

问：当代文艺批评如何做到不隔？你觉得当下应该关注哪些现实问题？

答：先说说对批评的不满。我好像想不出，有哪一个行当——专业，像文学批评一样，遭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不满。批评的历史和对它不满的历史一样漫长，可是它还一直活了下来。

就说现在吧，作家不满批评，读者不满批评，领导不满意，群众不买账，就是批评内部，似乎也互相不满。批评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让人把不满发泄到它身上。而且，你会发现，对批评不满和指责，总是最安全的，我的意思是说，不会犯错。

为什么不满呢？就是它没有达到要求。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话题，常常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可是，这样的讨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我们”，所以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需要和要求。永远也不会出现让这个构成无比繁杂的“我们”满意的文学批评。

我并不想讨论批评的性质，它的功能和意义，我只是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批评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和要求而产生的，而且在我看来，恰恰是那些为了满足一些需要和要求而产生的批评，不那么有意思。

为了满足作家的需要，会产生那种“贴身保镖”现象；为了让领导满意，为了让读者喝彩，都有可能生产出批评来。我一方面这么说，即批评不是为了批评之外的需要和要求而产生的，另一方面又会矛盾地觉得，其实各种各样为了满足不同需要和要求的批评，也都有存在的理由。

因为我强调批评是一种个体精神活动，没有统一的批评，所以很难对复杂多样的批评一概而论。

批评如何做到不隔？这问题说起来复杂。和什么不隔？和人生不隔？和现实不隔？和艺术传统不隔？和作家的创造性劳动不隔？和批评家个人的实感经验不隔？我用了这么多的疑问句，也是要指出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而每一个方面，对批评来说，都不是容易对付的。

我在前面说过，批评从个人生命、文学传统和生活世界中产生，始终别忘了批评是从哪里来的，就有可能克服“隔”的毛病。批评中很多有用的东西，理论、概念、思想、观点、方法，都有可能成为产生“隔”的因素。如何不隔，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方法，只能是批评家自己意识到了，慢慢加以克服。

批评如何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中的哪些问题，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意见。但我想说的是，当代批评本身就置身于现实之中，要有一种“置身其中”的自我意识，并且把这种自我意识带到具体的批评工作中去，把“置身其中”的个人的实感经验，带到具体的批评工作中去。

谁都能感受得到，我们今天的现实无比复杂，要承认我们自身和这个无比复杂的现实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轻易和简单地概括这个现实，不能假设自己在这个现实之外，批评这个现实。

人物介绍关于张新颖

张新颖，1967年生，山东招远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韩国釜山大学交换教授（200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教授（2006年），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2006年）、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2008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4年）等多种奖项。

主要作品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精读》、《沈从文的后半生》，当代文学批评集《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无能文学的力量》、《置身其中》、《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随笔集《迷恋记》、《此生》、《有情》、《读书这么好的事》等。

（本文刊于《解放日报》朝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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